百年清华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祖籍湖北黄梅。著名哲学史家、佛教史家、教育家，曾任东南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被誉为“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会通中西、接通华梵、熔铸古今的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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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于1893年8月生于甘肃渭源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汤霖字雨三，晚年号颐园老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于1897年任甘肃渭源知县，为官时间不足一年，丢官后曾在兰州、北京设馆教授。雨三公素喜汉易，亦喜吟诗诵词。汤用彤先生家学渊源，为人与为学都深受家风影响。

幼时寡言的汤用彤在三岁时有一天，突然一字不差地背出其父平常最爱吟诵的《桃花扇》中的《哀江南》，雨三公甚为惊异。汤用彤因此很早得以进入雨三公的教馆，自幼就接受了严格系统的传统教育，“幼承庭训，早览乙部”，从小便对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随后便确立其日后的学术方向，“寄心于玄远之学，居恒爱读内典。顾亦颇喜疏寻往古思想之脉络、宗派之变迁。”

自此就可以看出汤用彤很早便喜欢研读佛学、玄学等学理比较深奥的学问，其后来的佛学、玄学等研究在早年便埋下了种子。而雨三公对汤用彤先生影响甚深，1938年，汤用彤先生的传世名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刊布之前，他在该书的跋中还记述了雨三公对他的影响：“先父雨三公教人，虽谆谆于立身行己之大端，而启发愚蒙，则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诫。”

当时中国已经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政治上内忧外患，文化上中西碰撞，社会上人心思变。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为了顺应社会潮流，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当时八股考试已废，新式教育不断兴起，学子们已经纷纷开始接受西方式的学校教育。在汤用彤18岁时，他便考入了清华学堂。

清华学堂是由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其学制、师资等多采自美国，学生毕业以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各大学的三年级。汤用彤在此先后待了六年，对于西方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

在清华学校学习期间，汤用彤就写理学文章阐明了自己的志向。他曾与老友吴宓深谈，令吴宓钦佩不已：

《吴宓日记》1914年4月6日记

“晚，与锡予谈，言国亡则吾辈将何作?余曰：上则杀身成仁，轰轰烈烈为节义死，下则削发空门遁迹山林，以诗味禅理了此余生。如是而已。锡予则谓，国亡之后不必死，而有二事可为：其小者，则以武力图恢复；其大者，则肆力学问，以绝大之魄力，用我国五千年之精神文明，创出一种极有势力之新宗教或新学说，使中国之形式虽亡，而中国之精神、之灵魂永久长存宇宙，则中国不幸后之大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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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汤用彤在清华接受了严格的西方教育，但在国人推崇西方文化、厌恶传统文化的情况下，他并没有对传统文化采取否定的态度。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1914年的“理学谵言”一文中。

他认为，西方之强在于物质文明，中国要一味的盲从西方，学习其理化算学，则会越来越弱。因为这些如果没有“坚固之良知”作为后盾，则“适足为亡国之利器”。在他看来，国家之强盛，在于民德而不在于民智。而这一点正是中国之长，西方之弱。因此，欲救当时中国者，与其求之外国，毋宁求之本国。

1916年，汤先生在清华学校毕业后，去美国学习西方哲学。先在汉姆林大学哲学系学习，后因勤奋刻苦，成绩优秀，被保送到哈佛大学深造。在哈佛大学期间，汤用彤主攻哲学，师从白璧德、兰曼、佩瑞等人。汤用彤当时不但学习印度哲学和西方哲学，而且还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掌握了研究印度哲学和佛学的工具。

在文化观念上，与陈寅恪、吴宓等人赞同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白氏的新人文主义主要针对当时美国“物质之律”横行的状况，主张转向人事规律的研究，力求通过“中庸之道”对当时的形势加以补救。

三人中，以陈寅恪学问最为渊博，而佛学功底则以汤用彤最为深厚。为人处世方面，汤用彤基本上继承家风：“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这一家风颇合禅理。

当时，他便有志于以西方的方法整理国故，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与吴宓、陈寅格先生以此共勉，人称“哈佛三杰”。

他认为，人注定片面，而人之所以成为人文的，就在于其能战胜自身本性的这种片面性。人文的心智就要在“一”和“多”之间保持最佳的平衡，这就是“中庸之道”。要想做到“中庸”，就必须以“高上意志”制约“卑下意志”，力求在人的内心达于“内在制约”。

而这种“内在制约”又需从佛教、基督教以及孔子、亚里士多德的人文学说中寻求。这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倾向，与汤用彤早年的文化观发生了共鸣，因此，博得了汤用彤等人的赞同。这也为后来吴宓等人的“学衡派”提供了理论依据。

03

1922年，汤用彤先生载誉归国。他携着白璧德新人文主义这个思想利器，并以深厚而扎实的佛学基础，登上了中国近代学术这个大舞台。他回国后首先任教于南京东南大学，成为学衡派的重要成员。他的传世名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等都是在南京时期完成初稿的。

1925年，汤用形受聘南开大学，任哲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南开期间，汤用形所开设的诸多课程已经充分注意到中外文化冲突与融合的时代命题，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当时，哲学系课程大都由汤用形亲自讲授，他开设有西洋哲学史、现今哲学、实用主义、实用主义与教育、康德哲学、逻辑学、社会学纲要、伦理学、印度学说史、印度哲学、宗教哲学、佛学史等，为西方哲学的引介和中国哲学的建设做出了大量的努力。

其中，“西洋哲学史”课程“寻西洋哲学变迁迹绪，详各家学说之要义，讲时代精神之因果，常研论西洋文化之特征，使初学者不致困于哲学专业理论”；“实用主义”和“实用主义与教育”等课程则标举“初陈近世反理智主义，以测源流：中言詹姆斯等之心理伦理学，以探其基本；后析实用主义各派之学说，并推求其宣张于中国之利害”的大义，他从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出发，援引西方先进的教育理念来为中国探索新的教育救国之路。

后人研究发现，汤用形任教南开期间，他所开设的课程不仅吸收了国外哲学的前沿信息和先进的学术成果，而且还融汇了他对东西方哲学发展异同及当时社会思潮新趋势、新问题的理解，充分显示出他深广的哲学识见。

汤用形以极其严谨的学术态度研究和传授西方哲学，其学养、人品均受人称道，并深受南开师生敬重。1927年5月，汤用彤先生离开南开大学，赴中央大学哲学系任职。离校前，南开师生为他举行欢送会，充满惜别之情。然而，汤用形先生与南开的缘分并未因此而终结，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汤用形先后担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等职，又同南开师生共同度过了艰难岁月，并对南开大学哲学系的建设、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8年春天，汤用彤、贺麟等取道广西，随长沙临大转赴昆明西南联大。到达昆明后，他们暂时住在迤西、全蜀会馆后院楼下大厅。4月，赴蒙自联大文学院，与贺麟、吴宓、浦江清等住在校外的天南精舍。

8月，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回迁昆明，汤先生与钱穆、姚从吾、沈有鼎、吴宓等继续留在蒙自读书。年底，众学者推举汤先生为赴昆旅行团团长，一起到昆明任教。

在西南联大，汤先生开设的课程有“印度哲学史”、“汉唐佛学概论”、“魏晋玄学”、“斯宾诺莎哲学”、“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等，据他的学生汪子嵩回忆：“在课堂上他不讲繁琐的考据，但在著作中他使用考据的方法辨别史料的真伪、分析歧义，常能发人之未见，提出令人信服的创见。汤先生学通中外，既能开中国哲学史的课程，又能开西方哲学史的课程，而‘印度哲学史’一课，在联大一直是由汤先生讲授的。一位教授能兼开这样三种不同的哲学史课，除汤先生外我还不知有第二人。”在学生的印象中，他上课时提着一个旧布口袋，着布鞋、布大褂，数年如此。

他上课时从不带讲稿，绝少板书，也不看学生，而是直接走到讲台边一站，滔滔不绝地讲下去，没有任何重复，在讲到哲学家的著作、术语和命题时，经常使用英语。因此，他十分重视哲学家的原著，要求学生在课外阅读，读有关的哲学家著作，指定某些章节，有时在课堂上提出某个问题，要学生自己去读书思考，寻求解决，当学生回答得不够满意时，他还会告诉你应当到某章某节中去寻求答案。他就是这样苦心地教导学生，培养他们读书的习惯，学会读书思考的方法。

汤先生除教学研究外，还兼任西南联大哲学系主任和北大文科研究所导师。因此，他要求哲学系学生不要死记硬背，而要理解、领会他讲课内容的深意。1939年，北大文科研究所恢复招收研究生，任继愈成为他在联大的首位研究生，此后，任继愈在他的指导下从事中国宗教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1946年暑假，北京大学正式由昆明迁返北平，汤先生随校复员，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此后，继续从事他的魏晋玄学研究。1947年，当选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评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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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用彤先生治学，落脚点在中国佛教史，对佛教史投入了大量精力。但他并不局限于佛教史，也精研魏晋玄学、印度哲学、道教思想等。

笔耕不辍的汤用彤先生在1938至1947年期间陆续写成了九篇具有拓荒意义的系列论文，除《言意之辨》外，发表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上。

1957年6月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题名《魏晋玄学论稿》。这些论文对魏晋玄学思想渊源、学术方法、哲学特质、发展阶段以及历史影响等各个难点进行了专题研究，形成了全面系统的学理体系，尤其是对早期玄学的形成，用力最多。

除此之外，先生致力最多的另一研究领域是印度哲学史。印度哲学与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并称为世界三大哲学系统，在世界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印度哲学史略》一书集中反映了他在印度哲学研究上的成就。

季羡林先生曾说过这样富有哲理的话：“在地球上凸出一些高山，仅仅一次出现；但它们将永恒存在，而且是不可超越的。在人类文学史和学术史上，不论中外，有时候会出现一些伟大诗人和学者，他们也仅仅一次出现；但他们也将永恒存在，而且不可超越。”

现在和将来的学者如果从事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必须要读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魏晋玄学论稿》、《印度哲学史略》等著作，因为它们是时代达到的学术高峰，从这个意义上说，汤用彤先生的学术思想也是不可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