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据清华大学消息，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4月1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在他生前，我们曾多次报道，今天的推送带大家认识这位老人。

“不合时宜”的老派院士

作者 | 陈璇

编辑 | 从玉华

潘际銮院士86岁了，但“退休”仍然是件很遥远的事情。

北京初冬的一个早晨，戴着蓝色棒球帽的潘老先生，裹着灰色呢子大衣，蹬起一辆半旧的电动自行车，“呼呼”地穿行在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园里。

车轮子不时滚过枯黄的落叶，一路把他从北边的宿舍楼，带到机械工程系的焊接馆。这座三层老建筑物的楼龄比这位院士还要小28岁，建于1955年。那时，潘际銮在这里筹建清华大学焊接专业。

在这座老焊接馆，“潘际銮”三个字高挂在门厅的墙壁上，居于一堆名字里最顶头的位置。不过，对很多普通公众说，这个难读的名字，同样也很陌生。

与潘际銮相关的很多成就，已经被写进教科书。比如，中学生在地理课本里读到的秦山核电站，他是这项工程的焊接顾问。

很多人不知道，当他们乘坐着高铁，奔驰在铁轨上时，已和那位在焊接馆摸钢板的老院士，产生微妙的关联。潘老先生曾在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穿着厚棉袄，站在南京段的铁轨边上，在深夜里测定钢轨的焊接工艺。这年，潘院士已经年过80岁了。

不过，对这位“身陷”焊接领域50多年的专家而言，年龄不是衡量他是否已经“老”了的唯一指标。

比他小好几轮的同事郑军说，“潘老师还很年轻呢”。这位老院士像年轻人一样，玩微信、看微博，家中电脑QQ“噔噔”上线的声音不时响起。

尽管已过耄耋之年，他可以不借助眼镜，轻松地翻查手机号码。他自由穿梭在铁块拼接起来的焊接机器人和墙角的缝隙间，俯下身随手拣起一块普通成年人掂得动的钢板。当然，他还能清晰地说出某个发动机焊接转子的转速、直径以及气压值。

这位中国焊接科学的奠基者，摊开双手，自信地说：“我现在研究的课题，是焊接领域的前沿，比如“高超超临界”，仍是没有解决的世界难题。”

尽管，潘际銮丝毫不认为自己的研究“过时”了，但是他用坦然的语气说：“我是一个老派的过时的科学家。”

如同许多上了岁数的老人家，潘际銮喜欢回忆往事。他时常和年轻的同事吃饭时，一边夹着菜，一边念叨起他的西南联大。

毕业50多年的老校友潘际銮，如今是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会长。他说，自己之所以被选为会长，是因为“还很年轻”。这个中国著名校友会成员的平均年龄，已经超过90岁。

如今，年纪越往上攀登，潘际銮的记忆，就越爱寻找属于西南联大的“焊接点”。

去年11月3日，在“西南联大建校75周年纪念大会”上，潘际銮和一百多位老校友，聚在一起。他们有的被家属扶着，还有的已经“糊里糊涂了”。

当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双手抚着桌沿，颤颤巍巍地站着，齐声唱着西南联大的校歌。他们唱到“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时，潘际銮的心里“激动不已”。他环顾四周，看到眼泪顺着很多张布满沟壑的脸，往下淌着。

潘际銮说，他这么大岁数，还想“干活”，是因为自己“终身陷在这个事业里了”，仍然“可以为国家做贡献”。

“爱国”从这位老科学家的口里说出来，在他的很多学生和同事的耳朵里听着，“一点儿都不空洞”。

20多岁时，在炮火声中从老家九江逃难到昆明的潘际銮，“知道国家要亡了的滋味”。

此刻，正当潘际銮坐在老旧的焊接馆里，“焊接”着往日的艰难岁月时，窗外晃动着很多年轻的身影。这一天，是2014年公务员“国考”日。

每一代青年人，都面临着人生选择。当年潘际銮主动报考焊接专业时，这门学科还很冷清。当时还有人笑话他：学焊接？学焊洋铁壶、修自行车干吗？

显然，当潘际銮决定学焊接时，并不能预见是否有光明的个人前途。不过，他认为，“这门发展中的技术会为新中国的建设发挥重要作用”。

这个西南联大44级校友说，“那时候读书，纯粹求学问，不想功名和前途。”

在他看来，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是件“后知后觉”的事情。他回忆，当时“填了一张表”，简单地写下完成的工程成果，而且“当时也没发几篇论文”。后来，他被告知，“评上院士了”。

“我所获得的荣誉，都不是我追求的结果。”潘际銮说。

不少接触过潘际銮的人一致评价他，“对名和利，不敏感”。

潘院士步入晚年以后，能让他惦念的事情，已经不多。1992年，他开始作为南昌大学校长的试验。10年间，他一直试图把西南联大的办校理念和方式，“焊接”到南昌大学上去。

很多人眼里性格随和的潘校长，显现出改革者“铁腕”一面。他在南昌大学推行本科教育改革，实行“学分制”、“淘汰制”和“滚动竞争制”。

初入南昌大学，潘际銮晚上在校园里外散步时，经常看到学生在跳交谊舞和打桌球。这些场景显然与他记忆中的大学生活，并不相符合。

他总是回忆起，当年宿舍太拥挤，学生就去学校附近的茶馆看书和写论文。经常说起的例子是，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汪曾祺，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小说。

潘际銮要扭转南昌大学的学风。“三制”的焊接轨迹，带有明显的西南联大特征。他并不讳言，自己大一时也曾物理考试不及格，而西南联大“8000多学生，真正毕业的只有3000多人”。

作为南昌大学的校长，潘际銮“抓教学和科研”，但他并不直接掌管学校的财务和人事。

“他是个放权的校长。”潘际銮在南昌大学的一位同事说。

显然，这位老校长很了解，“管钱和管人，哪怕只是管分房子，都是很大的权力。”但是，他不亲近这些权力。

潘际銮用西南联大式的方法，重新拼接南昌大学。最明显的成果是，昔日薄弱的院校，在他任上的第五年，成为一所国家“211”重点大学。

不过，潘际銮的一些学生和下属却说，他们并没有跟着校长“沾光”，也没有得到“实惠”。

说起自己的导师，在南昌大学任教的张华，有“苦水”要倒。身为校长的学生，张华没有“获得更多资源”。相反，潘际銮跟他说：“你就默默无闻地干，自己去争取课题，别指望在学校拿钱。”

而曾经给潘际銮做了6年秘书的徐丽萍，在潘上任时是正科级，一直到他卸任，直至自己离校，职级都没有改变。

当时，作为校长秘书，徐丽萍都不敢印名片，“那么大年纪，还是科长，实在不好意思啊”。

而潘际銮本人，对名片上的头衔，并不在意。2002年，他从南昌大学校长的职位上卸任，回到清华园的焊接馆。

“校长不是我的终身事业。科研，才是我一辈子扑在上面的事。”潘际銮说。

从75岁开始，他的身份是个“无官一身轻”的焊接专家。当然，他还是院士。但他认为，院士于他而言，只是一种荣誉，不是权力。

他没有行政头衔，也没有秘书。他带着一个平均年龄60岁的团队，在墙皮有些脱落的焊接馆里，研究世界上焊接领域的前沿问题。

时下，这位手机屏幕里会跳出微博新闻的老院士，知道人们正在讨论院士制度。

潘院士并不否认，“有个别单位在‘包装’院士”。他也不讳言，“个别院士成为给单位装点门面的花瓶。这是院士被‘异化’的现象”。

这个中国最著名的焊接专家，把围绕院士以及科研界存在的问题，比作钢板上的“裂纹”。不过，早期就以“热裂纹”为研究方向的潘际銮，攻克过无数个技术难题，但很难说清这些暴露在社会肌体上的“裂纹”，“究竟该怎么解决”。

如果深入探究那道“裂纹”，潘际銮认为，人们之所以担忧院士的退休问题，是不喜欢院士们成为“学术资源的垄断者”，或者享受“特殊待遇”。

现在，潘际銮仍在焊接馆的一间光线不好的屋子里办公。资料堆到墙边，以至于部分书被挤到窗台上。他的褐色办公桌和矮茶几角，已经部分掉漆，裸出木头的原色。

而他在南昌大学当校长时，办公场景比这一幕还要“寒碜”。他挤在办公楼西南角那间12平方米的屋里，秘书徐丽萍只能在过道上用玻璃隔出一间办公室。

有人劝他：“潘校长，外国学者也要拜访您呢，换间大的办公室吧。”

但潘际銮坚决不换，还说“西南联大那会儿，比这条件差好多呢”。

至今，他唯一享有过的“配车”，是在当校长的时候。那是一辆留学生捐赠给学校的老旧尼桑车。他的司机总忍不住抱怨：“校长，换辆新车吧。”

那辆汽车终于没被换掉，“最后都快报废了”。潘院士的电动自行车倒是换了一辆。他80岁生日时，学生送给他这辆眼下正骑着的银灰色“坐骑”，代替之前那辆电池笨重而且总是坏掉的“老古董”。

提起院士是否应该像老电动车一样“退休”，性情温和的潘际銮会有些激动。他反对“用行政化的方式来处理高知识分子人才问题”。

“院士是否退休，不能搞一刀切。个人情况不一样。”潘院士打比方，“这就像找专家挂号，有人找我帮他们解决难题。要是我没用了，也不会有人来找我了”。

如果没有“老糊涂”，潘院士就想骑着他的电动自行车，“呼呼”地穿梭在清华园的一年四季里。

（本文原载于2013年11月27日中国青年报）

以下是潘际銮关于西南联大的回忆文章。

我们为什么怀念西南联大

作者 | 张渺

编辑 | 从玉华

潘际銮收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录取通知书，是在1944年，正值16周岁。

他出身书香门第，总听到父亲谈及工业救国。“当时想的是，等仗打完之后，就能去建设国家了。”如今在清华大学的办公室里，潘际銮笑着说。阳光隔着窗，洒在他身前的茶几上。

这位老人如今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被称为中国焊接第一人。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时常在许多场合回忆西南联大。

他还记得母校的样子。泥土板筑成的围墙里，是120亩的校园，由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设计。

校门并不大，黑底白字的匾额悬在大门上方，进门就是一条稍宽的土路。教室的屋顶是铁皮的，宿舍的屋顶是草棚，夏天漏雨，冬天灌风。幸好昆明的气候好，不会冻着人。

战争年代，一间宿舍里，挤挤挨挨地摆着20张双层床，住满40个学生，没有多余的地方摆书桌。宿舍里没有灯，天一擦黑，就看不见书了。

“窗户就这么大。”潘际銮伸出双手比画着，“木头格子上糊着竹子做成的窗户纸，半透明的，现在的孩子们都不知道那种纸了。”

“那时候，我们这些学生，总爱唱三首歌。”当着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的面儿，潘际銮轻声哼唱起《松花江上》的第一句。“每个人都在想，总有一天要打回去。”

第二首是《毕业歌》，田汉作词，聂耳作曲。歌词的第一句就是，“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第三首，就是西南联大的校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填的是一阙《满江红》。

潘际銮慢慢陷入回忆，低声念着校歌最后几句：“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念着念着，他又微笑起来，眼睛里像是闪着光，“那是罗庸和冯友兰写的歌词，非常悲壮的。歌词里的这些愿望，最后都实现了。”

三校南行

这首校歌，唱了8年零11个月，唱出了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血与泪。

唱过这首校歌的老师和学子当中，后来有168人当选国家“两院”院士，有2人获得诺贝尔奖，5人获得科学进步奖。两弹一星功勋专家中，一半都是西南联大的学人。

“那个时候，国家都快要亡了，我们读书的时候，哪里会想着就业、赚钱啊这些事，都是想着学好了，怎么才能救国。”潘际銮说。

炮火降临在清华园的时候，后来的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吴宓教授，正抱着被子坐在床上，墙壁因轰炸而抖动落土。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身穿长衫，戴着圆框眼镜，手无寸铁，却在国军撤出北平后，与同僚相约，一同巡逻护校。

南开大学是天津的抗日中心，“七七事变”之后，遭到日军连续数日的飞机轰炸，三分之二的校舍在火海中毁于一旦。

当时在南开就读的学子申泮文，亲眼看着“挂着日本旗子”的飞机，从南开校园上方飞过，将炸弹丢下来。申泮文后来去上海参加了淞沪会战，之后又去了昆明，继续在西南联大就读。

这些故事，都被作家张曼菱记述在著作《西南联大行思录》当中。

张曼菱出生在昆明，打小就听着父亲讲述西南联大的人和事。1978年恢复高考，她考入了北京大学。20年后她回到云南，开始寻访西南联大的学人。2007年，《西南联大人物访谈录》光盘制作完成，时长近900分钟。她把这项工作称作“抢救性工作”。

“有一位南开的老教授，每年到了7月29日这一天，都要穿着一身黑衣服在校园里走。”张曼菱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后来有人劝阻他，说现在学校对国际开放了，也有日本学生，这样做不合适。可是，记住曾经遭受的苦难，又有什么不合适的呢？”

说到这里，张曼菱的神情有些忿忿不平。

1999年，她第一次见到当年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长梅贻琦的儿子梅祖彦。梅祖彦在西南联大就读时，尚未毕业就自愿报名参军，给美军在华作战的飞虎队做翻译。也正是因为从军，梅祖彦最终没能拿到西南联大的毕业证书。

据梅祖彦回忆，当时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祜，是空军的飞行员，在淞沪会战中牺牲。

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三校，陆续从北平和天津撤离南迁至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就像在校歌歌词里的那句“辞却了五朝宫阙”所形容的那样。

当时，闻一多带着几个孩子从天津坐船离开，路上遇见诗人臧克家。

“你那些书怎么办呢？”臧克家问他。

“大片大片国土都丢掉了，几本书算什么。”闻一多回答。

吴宓是那年的11月4日离开北平的，临走时他写了首诗，“鸟雀南飞群未散，河山北顾泪常俱”。那一天，北平笼罩在浓雾当中，而他在庆幸师生们不会失散。

南迁的三校师生，在长沙暂时停驻，最终落脚在昆明。3所校风迥异的大学联合成了一个，而3位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成为这所联合大学的筹备委员会委员，也就是后来的联大“三常委”。

“当时，梅校长是3位校长里最年轻的，也是最具忧患意识的。在‘七七事变’之前，日军还在北平城外，他就早早开始转移清华大学的物资。后来，清华的资料和教学设备，是三校当中保存最多的。”张曼菱说。

起初，3位校长轮流担任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1年。但由于蒋梦麟、张伯苓都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年在昆明，轮任制度最终没有实行，始终由梅贻琦主导联合大学的校务，成为实际上的校长。

这所特殊历史条件下成立的联合大学，只存在了8年零11个月，但用潘际銮的话说，它具备的师资条件，与学生的成材率，却是空前绝后的，“无法复制”。

百年陈酒

昆明这座西南边陲安静的山城中，猛然迎来了一大群“有大学问”的人。这些人是当时最具名望的大学者，其中许多位，“蒋介石见了都要让三分”。

那时候，大学校长也没有什么行政级别，学者的身份才是第一位的。“梅贻琦就不是什么‘官’，但不会有人不尊重他。”潘际銮说。

学者为昆明的市民演讲，“闻一多讲诗，刘文典讲《红楼梦》，吴晗讲形势”，直讲得“台上失声痛哭，台下群情激奋”。

“九叶”诗派中唯一的女性诗人郑敏，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在她的眼中，西南联大的老师，都像是“几百年的陈酒”。

当时，哲学系没有月考和期中考试，只需要期末写论文。课程都是“启发式”的，没有课本，但老师“本身就像一本本教科书”。

“我接触的老师，什么时候见到他，你都觉得他是在思考问题。他的生活跟思考完全连在一起，并不只是上课时是一副教书的样子，而是什么时候都是这个样子。”郑敏在接受张曼菱的采访时回忆说。

西南联大哲学系的老师们都是带着自己“一生研究的问题”站在讲台上讲课的。郑敏印象最深的一位教授，讲的是康德。这位教授站在台上，一边抽着烟斗，一边把自己对康德理论思考的过程抛给学生。包括他自己正在怀疑的、不确定的，都讲出来，让学生跟着他一起思考，而非仅仅是提供一个标准的答案或考试大纲。

“这种求索的传统和质疑的智慧，现在大学已经丢失了。”张曼菱在《西南联大行思录》中写道。

她去南开大学采访陈省身。一座袖珍的小楼里，这位数学大师，就坐在一间更加袖珍的书房中。陈省身的轮椅进了屋子，其他人就转不开身了，摄制组的机器甚至无法进入房间。

张曼菱觉得书房太小，但陈省身说，“够用了”。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讲授微分几何，战时动荡的环境，和逼仄的住宿环境，让他养成了习惯，在任何时候都保持思考。

“他的书桌上放着一张纸，上面写着他最近正在研究的数学问题。他没事儿就会看看，这就是他的生活。”张曼菱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

在昆明期间，陈省身与华罗庚、王信中一起，三人同住一间屋子。三位教授当时都是大名鼎鼎，早上没起床，就躺在各自的床上，互相开开玩笑，聊聊天，就像如今“同宿舍的男生”一样。

当大半个中国沦陷时，许多才华横溢的学者聚集在西南联大，教书育人。很多原本是带硕士甚至博士的教授，限于时局，都教起了本科生。

著名外交家、书法家叶公超早年赴美留学。他在西南联大担任外国文学系主任的时候，学生第一次见他，都有些惊讶。这位留过洋的教授一点也不洋气，反而穿着一件最寻常的长袍大褂，垂着袖子，双手背在身后，捏着个本子，“摇头晃脑地”就进了教室。学生一看，都问，“这就是叶公超啊？”

他手里拿着的，是个英文的剧本。从第一排开始，他让学生挨个儿站起来，读一句台词。每个同学读完了，叶公超就随后一指，“你坐在这里”，“你坐到那边去”。

全班人被他打乱了座位，渐渐分成了几拨儿。学生看着他，都有些不明所以。等到所有人都读完了，叶公超这才一个一个地指出来，“你们是江苏人”，“你们是河北的”，“你是天津人”。除了一个来自蒙古的学生之外，其他所有带着口音的英语，他全都听出来了。

学生一下子都服了。

往后的课上，他一个一个地纠正学生的发音问题。期末考试，他依旧是把学生一个个叫进办公室，让他们读一段文字。

同样是英文系的教授，翻译家吴宓，在英文发音上就并不强求标准了。

但吴宓另有让学生震慑之处。他讲的是英国文学史，课上讲起什么诗词，从不用看书，每一首都是当场背出来的。他翻译不同时代的英文时，会用同一时代与之对应的中文来翻。古英语的诗文，他就用文言文翻译，现代的英文，他就用白话文翻译。

“怎么能拿一个古代语言的文字，跟另一个现代语言的文字对照翻译呢？”他反问学生。

即使在战乱中，吴宓依然保持着“风雅兴头”。他在昆明时，成立了一个“石社”，要入社的成员，写文章将各自比喻为《红楼梦》中的一个人物。这位文学史家自比为紫鹃，“杜鹃啼血，忠于理想”。

不曾料到，入社的女社员，都自比为“迎春”，男社员都自比为“薛蟠”。据张曼菱推测，战乱年代，大学生的个性正“走向民间，变得粗犷”。对吴老师的这种“纯美与唯美”，学生也忍不住调侃了起来。

吴宓一怒之下，“石社”当即解散。

联大学风

在进入西南联大就读之前，潘际銮是云南省全省高中毕业生会考第一名。可大学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他的专业课物理，就拿了一个不及格。

这对当时的他来说，简直是“当头一棒”。

教机械原理的老师刘仙洲，学生私底下称其为“刘老大”，另一位教热力学的老师孟广吉吉，则被称为“孟老二”。两位老师都以严格而著称，孟老师时不时还会在上课前来一次突击小考。

“平时上课我听得很认真，没想到考试一下来了个不及格。从那时候起，我才明白，西南联大的老师，不仅是要求我们学会他们在课上讲的内容，还要求我们自学，把课上没有讲到、但是又相关的原理，自己融会贯通。”潘际銮坐在沙发上，一边回忆一边感慨。

他突然又露出一个有些小得意的微笑：“从那次不及格之后，我的成绩就一直排在前边啦。”

说起西南联大学风的严谨，潘际銮提到了王希季的例子。

据潘际銮解释，那时工科考试计算题很多，计算的工具是计算尺，可以算出复杂的公式，“拉”出三位有效数字。考试很严，时间很短，需要非常熟练地“拉计算尺”。定位要在“拉计算尺”后，自己根据算试，推算出结果。如果定位错了，就给零分，如果有效数最后一位错了，得一半分数。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在校时，一次考试中，就曾因小数点错位，得了零分。

当时在西南联大，考试不及格不能补考，但可以重修。要是一门基础课考不过，就得一直重修下去，直到合格为止。西南联大没有学年的限制，采用选课制与学分制相结合的制度，学生如果有基础课一直学不好，可以换专业读下去。

当时学校招生，并没有全国统考。求学者或是拿着自己读中学的成绩，或是拿着参加会考的成绩，前往心仪的大学提交申请。潘际銮同时被两所大学录取了，他选择了西南联大。

学校不会开除学生，实在读不下去的，往往会自行离开。西南联大自成立后，共招生8000余人，只有3800名最终得到了毕业证书。即使不算上其中因参军、战乱离散等原因离开的学生，也称得上是宽进严出。

西南联大的学生，喜欢跨系、跨院地去旁听自己感兴趣的课程。老师也同样喜欢互相旁听，时不时还要进行一些“学术对话”。

“无论是制度，还是校风，西南联大的辉煌，现在都无法再复制了。”潘际銮摇着头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感慨。

一边讲着课，教授一边还需艰难地维持生计。

著名核物理学家、“两弹一星”研制工程重要骨干赵忠尧，在西南联大教实验物理学。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曾是赵先生的学生。时局最艰难时，赵忠尧自己做起了肥皂。

他买回油和碱，放在一个大汽油桶里烧制。成型后的肥皂，在昆明郊区的一处院子里晒干后，被他用自行车推出去，卖给化工厂，这才养活得起一家老小。每一天，赵忠尧都得等肥皂交了货，才回到家中开始备第二天的课。

抗日战争结束后，赵忠尧前往美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进行核物理方面的研究。数年后他归国，从美国带回了一批原子核能物理实验器材。那是他用打工和节约的钱，自己购买的。我国第一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就是基于他带回来的这些材料，最终装配完成的。

理科教授赵忠尧做肥皂，文科教授闻一多制印。

从北平逃难出来时，闻一多没带什么细软。在昆明住得久了，生计艰难，闻一多只好凭着刻图章“增加一些收入”。朱自清同闻一多交情好，将自己保存的一瓶印油送给了闻一多。

学校里的许多教授，都帮着闻一多打起了广告。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浦江清教授起草了一篇《闻一多教授金石润例》。梅贻琦、朱自清、沈从文、蒋梦麟等11位教授一起签了名。

签名的教授当中，不乏平时与闻一多针锋相对、意见不合的。当时的西南联大，教授之间即使对政治和社会的意见相左，对于对方的学问，往往也会有“相当的尊重”。

“这就是君子之风，即使不同意你的意见，也不打算让你饿死，活不下去。”张曼菱总结。

山城回忆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潘际銮还记得在母校门口茶棚读书的场景。

宿舍里没法上自习，图书馆也很小，只有不到300个位子，而在校的学生却有两三千人。学生走出了校门，走到学校附近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两旁，一眼望过去，都是当地百姓开设的茶棚。

潘际銮拿起笔，随手在一张报纸上画了起来，画的是记忆中那些茶棚的样子。

每天清晨，这些沿街的茶棚将门板一扇一扇打开，一块小小的空间就圈了出来，能“摆得下三四张桌子”。一壶茶只要5分钱，能喝一整天，几条街上的茶棚里，坐满了自习的学生。

汪曾祺写过一篇文章，专门回忆读西南联大时昆明的茶馆，他在茶馆里，写出了文学生涯中最初的几篇小说。

李政道是1944年转入西南联大就学的。对昆明的茶馆，他的印象同样很深。“他们（昆明的人民）基本上没什么本钱，但是对大学生是特别保护的，所以我对云南的人民非常感谢。”李政道在接受张曼菱的采访时说。

西南联大的学人，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的记忆，便是“跑警报”。

当战火向着西南边陲蔓延，昆明时不时会遭到日军的轰炸，日本飞机飞得很低，从人群头顶上飞过去，并不扔炸弹，偏要故意朝着人群，用机枪扫射。

为了避开日军骚扰的时间，西南联大不得不改了上课时间，提前1小时上课，每节课改成40分钟，争取在日军飞机飞来之前把上午的课上完。等飞机“往越南那边”飞走了，师生再赶回来，继续下午的课。

关于“跑警报”最有趣的典故，大概是文史大师刘文典与沈从文斗嘴，刘文典问对方，“我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庄子》，你跑是为了什么？”

一向浪漫的吴宓，就算是记述跑警报这种事，也不乏浪漫笔触。他在日记中写道：“是为少男少女提供爱情绝佳之机会。”

据杨振宁向张曼菱回忆，有一阵子，师生几乎天天跑警报。大家都跑到西北边的山上，每人发两个馒头和一个云南大头菜，一直等到警报解除了才回去。学生在山上等得无聊，偶尔还要打打桥牌，以至于“桥牌都挺熟的”。

邂逅历史

毕业近70年，潘际銮可以在学生名册中翻找到自己的名字，也可以飞快地对记者背出自己当初的学号——33687。

当初在西南联大，许多学生都对潘际銮的学号有印象。那阵子，学校张贴成绩单时，并不印着名姓，只印着学号和分数。33687这个学号总是在前几名里，渐渐地，有些人记住了，这个就是潘际銮。

这个学号，也印在潘际銮的学生注册卡片上，旁边还贴着一张照片。当年16岁的他脸颊饱满，中山装的扣子一直扣到了下巴。这位中国焊接第一人看着自己的旧照片，似是回忆母校，也似是回忆自己的青春。

张曼菱对西南联大的“情结”，则起源于父辈的讲述。她并没能亲历西南联大的辉煌，但她的父亲，却是在青春正盛之时，目睹了那一群西南联大学人的言行举止。

张曼菱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用书和影像，梳理着这些关于西南联大的、碎片般的记忆。她把她的梳理和采访，称作“抢救式”的。她想要在这些记忆的主人故去之前，将它们留存下来。

“西南联大的学子，有很多人没有那么知名，但他们也同样作出过很多贡献。”张曼菱将自己的采访经历，称为“邂逅历史”。

每隔一段时间，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将回忆文章等打印成会刊，装订成册，发给老校友。会刊用蜡纸做封皮，上面印着西南联大倒三角形的校徽，以及会刊的期数。

许多老校友陆续去世了，家人并不把这些老人珍藏的会刊当回事，有的扔了，有的扎成捆卖了废纸。张曼菱感到心疼，这些文献都是宝贵的历史资料。有老校友写了《八百学子从军记》，却找不到出版社出版。

有人回忆自己如何逃课、凑学分，挤在窗户下面旁听受欢迎的教授的课。甚至有汪曾祺当初的同窗，回忆这位后来的文学家，如何留着长长的头发，穿一件“破的蓝布长衫”，只扣两个扣子，趿拉着一双不跟脚的布鞋，抽着烟，一脸颓废，每日在校舍中晃进晃出，像足了“旧知识分子的派头”。

这些饱盛了回忆的会刊，也填满了潘际銮办公室里的半层书架。一张西南联大校舍的旧照片，被他摆在书架上最醒目的地方。

即使在毕业超过半个世纪之后，这些昔日的西南联大学子，提及在昆明的求学生活，依然会滔滔不绝。面对张曼菱的采访镜头，李政道讲了3个多小时，杨振宁讲了4个多小时。

张曼菱还曾前往台湾，拜访过9位解放后没能留在大陆的老校友。

当张曼菱来到其中一位家中的时候，那位年事已高的老校友穿上了旗袍，打理了头发，化了精致的妆，十分郑重其事地接待了她。这使得张曼菱知道，对方是多么重视与她的这次见面。

老人家谈起自己在西南联大的青葱岁月，又谈起在台湾的生活。话里话外，隐约浸着些远离故地的伤感。张曼菱从那位老校友家中离开时，老人站在窗边，隔着栅栏，远远地目送她。

当时，张曼菱心中隐隐就有预感，这或许便是她最后一次见到这位老人了。

（本文原载于2017年6月21日中国青年报）

一位老教授的西南联大记忆

作者 | 张渺

编辑 | 从玉华

毕业将近70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潘际銮仍然记得母校的样子。泥筑的围墙，铁皮的屋顶，还有校门上黑底白字的招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这所在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组成的联合大学，于当年11月1日正式开始授课。三所有着不同文化底蕴的高校，在炮火连天的8年零11个月里，培养出了3807名毕业生。其中，有160名成为新中国两院院士，8名“两弹一星突出贡献者”，5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2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批人文社会学者。

今年11月1日，西南联大80周年纪念大会将在北京大学举办，由北大主办，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云南师范大学协办。作为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的现任会长，潘际銮也忙碌了起来。除了给纪念大会“出出主意”“提提建议”之外，许多媒体也找到了他。这位已过耄耋之年的院士，半年以来，频繁回忆往事，回忆母校。

他回忆母校狭窄的校舍、简陋的校门、校外的茶馆。也反复提及那些如同“百年陈酒”一般的老师，学校里严谨细致的学风，以及“教授治校、民主管理”的办学理念。但这位老人更关心的，还是西南联大的辉煌，是否还能复制。

怎么当学生

“学分制，弹性学制，还有学术自由。”潘际銮一一列出西南联大的理念，他曾经试着复制过。

1993年，江西大学与江西工业大学合并，组建南昌大学。潘际銮成为南昌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任期间，他做过一个“试验”，把西南联大的办校理念，揉进对南昌大学的教育改革中。

他首先瞄上的，是学校的学风和教风。当时，经过高考进入南昌大学的学生有两种，考得好的是公费生，考得不好的是自费生，两种学生都是四年制。

潘际銮发现，许多学生在学校不用功，“谈情说爱打球玩游戏”，什么样的都有，在学校混过4年，弄个学历就可以了。

“这么念书，差太远了。”潘际銮哭笑不得地说。

他在西南联大求学时，工科生的数学和物理，每年也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及格。潘际銮曾经是云南省高中会考的第一名，但第一次期中物理会考时，他的学号列在榜单后不及格的部分。

西南联大当时有非常严格的选修制和学分制。在学校想选什么课、挑哪位教授来教，都由学生自己决定。只不过，课程的进度不能跳着来，一门课考不过，就不能修下一个阶段的课程，要一直重修下去，直到拿到了这个学分为止。

虽然不会淘汰或开除学生，但是不及格的学生必须一直修，一直考下去。西南联大成立后共招生8000余人，其中3800名最终得到了毕业证书，另外4000多人，一部分参军去了，一部分去了解放区参加革命。还有一部分，是“修到你不愿意读了，自己走了，自然淘汰”。

严格的学分制度让学生不得不在学习上下更大的功夫。潘际銮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那时候，老师讲的内容不一定一样，考题也非常难。一个班甚至会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及格。为了应付这种情况，西南联大的老师有个“老办法”，叫“开方乘十”，把所有学生的分数，都开平方后再乘以10，比如，一个学生原本是36分，开方乘10后正好是60分。用这个办法，总算保证了至少有三分之二的学生及格。

“就是说，你听课听懂了也不行，习题作对了也不行，要把它学通了。课上讲到动力学，就要自己课下把动力学的问题都搞清楚，不局限于一本书。要把相关的知识都掌握了，融会贯通，这样考试就没问题。”他得出结论后，就开始自学，捧着中外各种物理教材，林林总总十几本书，去图书馆或茶馆，一坐一天，一本本啃下来，总算把自己的学号排到了榜单最前面的位置。

但学分制在南昌大学刚一推行，潘际銮就碰到了拦路的石头。

没法子自然淘汰，他想要开除一部分学生，没想到学生情绪激烈，最后闹到要辅导员班主任到学生家去“做工作”。学生家长也反对他，写信到教育部，要求让他“赶紧滚蛋”。

“学生不用功，学得实在不行了，考试的时候也是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怎么办？”潘际銮找到了时任江西省委书记，说了自己的为难。

“不要紧，你想开除就开除。我给他安排工作。”时任领导让他放心。

潘际銮觉得心里定了，第一个学年下来，他开除了40多人，这是南昌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

怎么当教授

尽管考试严格，西南联大的学分制和弹性学制，却得到了潘际銮“也很宽松”的评价。

按照学分制的规定，考试不及格的学生，不能补考，却可以重修，学分修满了就能毕业。由于学制是弹性的，一直修了5年、6年才毕业的学生也不在少数。有些学生，一个专业读了一两年，觉得读不下去了，可以重修其他专业的学分，只要成绩够了，经过系主任批准就可以转系。还有的学生，读着读着家里没钱了，直接休学一年半载，回来接茬往下读。

潘际銮开始在南昌大学推行学分制，但弹性学制却无法效仿了，因为，“四年必须毕业”。

他让学生一个学期进行一次考核。考得好的，自费生可以成为公费生，考得不好的，把公费生变成自费生，不再以入学时的成绩为唯一的标准。

潘际銮观察，学生的学风“马上就变了”，考试也不怎么作弊了，也开始念书了。“不念书不行，要开除的。”

只是，这个制度同样让家长，尤其是公费生的家长“非常反对”。原本是公费的学生，自费之后，每年需要交四五千元的学费。家长不干了，又一轮给教育部写信。

作为中国焊接第一人，潘际銮2002年离开南昌大学后，重新投入到科研工作中来。关于西南联大，关于大学应该是什么样子，更多成了他被采访时的一段段感喟。

在潘际銮眼中，当下一些大学的校风，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属于学生，更属于老师。

历史学者胡邦定是1942年考入西南联大历史系的，离校70多年后，依然对当年那些老师的教风念念不忘。当初校园里有风范的大师，不是一个两个，而是“一个群体”。

他在文章中回忆，到抗日战争后期，老师的生活比学生更苦。闻一多穿着的灰布长袍是别人给的，朱自清披着一件“赶马人的披肩以御寒”。他亲眼见过吴晗提着一个菜篮子在市场里转悠，“找最便宜的菜买”。战争期间，物价不断上涨，多数老师都是拖家带口的，日子十分艰难。

就在这样艰难的8年里，华罗庚完成了《堆垒素数论》，冯友兰做了“贞元六书”，金霖写出了《知识论》《论道》。物理学者吴大猷，干脆把北大的大型摄谱仪零件都搬来了云南，在一个破庙里把仪器装好，领着团队继续做研究，写出了《多元子质结构及其光谱》，那是一本“世界物理方面的高水平著作”。

潘际銮也想用西南联大的教育教学理念，解决当下高校的教风问题，但他发现，行不通。

“有人问，能不能现在把清华、北大、南开的最优秀的教师，再合并到一个学校里去教书。但西南联大是不可能复制的，时代背景不一样，人的思想不一样，政策不一样。”他说。

他眼看着有的老师“就想着赚钱”，不热心搞研究工作，忙着在外面讲课，“200元一小时”，一个星期10堂课讲下来，就是2000元，比工资还划算。

还有一些老师，比起学术，更热衷于搞活动。

“教授本来该是做学问的。”潘际銮叹息。

不止一个人问过潘际銮，西南联大的教育成就为什么无法复制。这位不合时宜的老派院士，也时常思考这个问题。

“也许需要整个社会的价值观改变，才能改变教育制度。”他说。

（本文原载于2017年10月18日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