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科院文学研究所，青年学子们对老专家学者称“先生”，对党政干部称“同志”，唯有卞之琳例外，大家称呼他“老卞”。

卞之琳所属的“新月派”长期被定性为“资产阶级文学派别”，但偏偏他又有一段在延安的经历。或许因为这种复杂经历，他就成了不能被归类的“老卞”。

1981年11月，卞之琳赴荷兰参加汉乐逸博士论文答辩。图为卞之琳在当地餐厅出席庆祝晚宴。摄影/Loe van Rees

1929年暑假，19岁的卞之琳考上北大英文系，只身北上，在火车上坐在他对面的正是刚考进清华大学西语系的钱锺书。两位19岁青年年龄相差不到20天，日后都成为名噪一时的才子，在1949年后同样经历了风风雨雨，只是到了80年代之后，钱锺书声名如日中天，卞之琳却似乎从未再回到聚光灯下。

提起卞之琳，可能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是一位一直活到2000年、进入了新世纪的人物。他似乎被某种魔法永远定格在了“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的《断章》之中。

他的老友、诗人冯至曾说：“生物学上有一种孑遗生物，就像植物中的银杏、动物中的大熊猫，我就是这样的孑遗生物。”或许因为感同身受，卞之琳很欣赏这个说法。他还曾多次提到，年轻时去看北平昆曲艺人演出，观者寥寥，幕布上绣着两句诗：“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稀。”他每次说起，都有无限的感慨。

“难懂”

在朋友眼中，卞之琳是有赤子之心的人。诗人芦焚曾形容青年卞之琳：15分执拗、25分温和、25分成人的矜持、35分孩子气。

北大校友陈世骧描述得更加具体：“矮小的个子、单薄的体质，叫人觉得他跟影子那般虚幻；灰色眼珠子隐藏在半球型的凸镜片后面，柔弱的嗓子和恍惚的神情叫人想起远天的浮云。他整个外貌内涵、他诗歌迷离的调子，无不使人认为他不堪战争惊涛骇浪的一击。”

但与人们想象的不同，正是这样的卞之琳，几次主动选择随时代而进。抗战或许是其中的一个转折点。

卞之琳曾回忆，自己在抗战之前由于方向不明，小处敏感大处茫然，面对历史事件、时代风云总不知要如何表达自己的悲喜反应，这时期写诗总像是身在幽谷，虽然是心在巅峰。抗战时期，沉溺于私人天地的他改变了自由派立场，奔赴延安。他还随文艺工作团出发，在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游击支队里随军数月，写就报告文学《第七七二团在太行山一带》。

1948年底，他在英国访学，正在山村埋头写作长篇小说《山山水水》，听说了淮海战役的消息，大受震动，当即乘船回国。在热火朝天的氛围里，他几乎全然忘记自己手头还有一部小说，后来想起了，恨自己不写工农兵而写知识分子，一把火将创作了七年、耗费无数心血的这部书稿烧成了灰烬。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全国文联号召文艺工作者们发表作品声援。他用23天创作了20首诗、800余行，次年印行成书，取名《翻一个浪头》。他在诗中激情澎湃地反复吟咏：“翻一个浪头，翻一个浪头，翻一个浪头，我们向前涌！”诗集中有写农民支援抗美援朝的《从乡村出发》，有写女青年送夫上前线的《金丽娟三献宝》。他并不是高产诗人，汇集30年代诗作的整部《十年诗草》也不过1000余行。

他还在《新观察》杂志上发表了诗作《天安门四重奏》。一个月后，《文艺报》编辑部刊载了两篇商榷文章《不要把诗变成难懂的谜语》和《我们首先要求看得懂》。文章认为，这首诗用典曲折，语义不明。比如“天安门为自己也为别人”，别人是谁？为什么用这样意义不明的字来代表？

早在30年代就有人说他的诗歌晦涩难懂，他并不接受这种说法，认为“纯粹的诗只许‘意会’，可以言传则接近于散文了”，但现在，他只能被迫写检讨。

1958年的文学“大跃进”中，由毛泽东亲自倡导发起了新民歌运动。周扬指出，五四以来新诗存在的问题就是还没有和劳动群众很好地结合，群众特别不满意那些“故意雕琢、晦涩难懂、读起来头痛”的诗句，有些诗人却“偏偏醉心于模仿西洋诗的格调，而不去正确地继承民族传统”。

卞之琳和何其芳则为新诗做了辩护。卞之琳提出，新诗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民族传统，其形式也应当被看作民族形式。到了1959年初，争论扩大，主战场转移到《人民日报》。卞之琳和何其芳都被点名批评。

这场争论随着文学大跃进的熄火，最终无疾而终。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原本已通过审查，准备修订再版，却在1959年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退回。

卞之琳就此搁笔。

“失眠咏叹调”

1963年，南开大学毕业生高秋福考取了中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方向是英国诗歌，师从卞之琳。该所原先隶属北大，后改隶中科院，卞之琳一直在该所工作，担任西方文学研究室负责人。

高秋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领导跟他谈话时说，卞之琳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要注意“师事而不盲从”。他听出了弦外有音，很是不解，因为在他心目中卞之琳是去过延安的进步诗人，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莎士比亚的专家，一直是追求进步的，并于1956年入党。

卞之琳给他开列了一系列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著作书单，让他按照英国文学史的顺序阅读主要诗人的作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研究。

他的第一篇读书报告交了上去，卞之琳却未予置评。他后来听说，所内对卞之琳有议论，认为他带研究生“脱离实际纯搞学术”。很快，高秋福的研究课题就变成结合中国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研究同时期在西欧出现的文人左倾现象。

法语翻译家柳鸣九回忆，在当时的文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基本分两类，一类是早已投身革命的文艺家或从延安鲁艺来的“老资格文艺战士”，另一类则被客气地称为“老专家”，但一遇上运动就被视为“资产阶级学者”。卞之琳的归属比较复杂，他有延安经历，但时间太短，后来又回到国统区当文化人、教授，给这段“红色革命经历”打了很大折扣，因此他的革命资格在这个老革命、老干部成堆的地方就显得“嫩”了点，一到政治气候敏感时期就很自然地被转化成“资产阶级专家”。

柳鸣九说，卞之琳总是穿一身中山服，但衣料比一般人的好，且裁剪精致贴身，外头还披着款式同样精良的风衣或高质量的烤花呢大衣。他走路的时候，有种直往前冲的架势，整个身形有种张力，给人一种倔强的感觉。他觉得，卞之琳内心深处有相当强的傲气、相当明确的精英意识，但他又有丰富敏锐的感受力和洞察力，在与老革命、老干部打交道时会收起自己偏爱的曲径通幽的语言，操起大家所习惯的社会化、政治化色彩较浓的语言。

在每周例会上，其他研究室都严肃地坐而论道，在西方文学研究室里，卞之琳却一次次重复自己的“失眠咏叹调”。

他常常晚到一会儿，急切而真诚地表白自己为何迟到：往往是公共汽车如何不顺，路上遇到什么意外，紧接着要回溯到头一天晚上如何上闹钟，安眠药一两片不够、要吃三片，到拂晓总算可以熟睡。在座的人则会关切地插话，谈一谈运动和生活规律与失眠的关系。拉拉杂杂一大堆后，卞之琳宣布言归正传，会议时间往往过半，后半程的氛围也就不会太肃穆了。

柳鸣九感慨，在上世纪60年代，卞之琳以独特的人情人性，带给大家些许宽松的氛围，使人们多少得到喘息和宁静。

1964年，几个外国文学研究室从文学研究所独立出来，成立了外国文学研究所。柳鸣九说，按照卞之琳的学术声望和工作业绩，由他出任所长是实至名归的，但出乎意料的是，领导费了很大的功夫，将冯至从北大西语系系主任的岗位上调动过来，担任第一任所长。

“文革”来临后，卞之琳无法再保持这样的名士风度。1966年8月，他作为“牛鬼蛇神”被揪出。女儿青乔说，一天傍晚，父亲回家时神色复杂，手里有个东西遮遮掩掩的，后来才知道，他遮掩的是“反动学术权威”的牌子。

一天，已调到其他单位的高秋福回外文所，看到卞之琳在扫地，喊他“卞先生”。卞之琳悚然抬头，环顾四周无人，摆摆手说：“再不要这样叫，要划清界限！”说罢，像什么事都未发生一样，继续扫地。

1970年，卞之琳随外文所下放到河南息县干校，两年后回京。高秋福去看他，只觉得年逾花甲的他满头白发，一脸沧桑。高秋福满腹的话不知从何说起，反倒是卞之琳先问他，你还好吗？

所内的学术业务仍然停顿，卞之琳成了逍遥派，寄情于侍弄花花草草。他养了不少月季，有时从家里坐公交到京郊看花，看到特别喜欢的就连盆买回来。他还从单位捡回带籽的丁香花荚壳，种在自家阳台，没想到竟然发芽开花了。这株丁香后来移到楼下院子里，长成涵盖大半院的绿荫，葱茏可喜。

“螺旋式上升”

“文革”后，《诗刊》社在北京召开座谈会，探讨中国新诗的过去和未来。胡乔木作报告，强调五四以来新诗的成就，指出新诗坛产生了公认的大诗人，分别是冰心、郭沫若、冯至、卞之琳。场内的人心知肚明，胡乔木是为新诗恢复名誉。

卞之琳后来对友人说，自己称不上是major poet（大诗人），只能是minor poet（小诗人）。

他的《十年诗草》也再版了。他戏仿《文心雕龙》，为诗集起名《雕虫纪历》，称自己的诗歌“只在历史博物馆或资料库的一个小角落暂时可能占一个位置而已”。

他重回文坛视野。《现代派诗选》将他的诗列在了篇首，《现代朦胧诗选》则将他的作品归类为现代朦胧诗。

在这之前，一批境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卞之琳。

香港学者张曼仪是其中较早的一位。60年代初她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里翻到卞之琳早期著作《鱼目集》，后来她和朋友合编《现代中国诗选》，想找寻卞之琳更多的作品，却着实不易。《数行集》是从洛杉矶加州大学复制的，《十年诗草》则是从哈佛大学拿到的胶卷。

荷兰汉学者汉乐逸也关注到了卞之琳。他觉得卞之琳的诗歌有东方意象，又明显受西方现代诗影响，有明有暗，有阴有阳，耐人寻味。但无论在大陆还是台湾，关于他的诗歌和生平研究都很少，西方对他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因此，他选择了卞之琳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题目。

1979年，汉乐逸前往北京，在一道道手续之后见到了卞之琳。他知道此时中国的政治氛围还没有那么开放，不敢直言自己是来研究卞之琳的，向官方报备的题目是“西方文学在中国的教育与出版现状”。他告诉卞之琳，想了解他如何用诗体翻译莎士比亚悲剧。

汉乐逸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两个小时的交谈里，始终有一位教育部官员在旁作陪。卞之琳谈了自己的翻译、格律主张，也回答了不少有关诗歌创作的问题。

汉乐逸后来还访问了艾青，艾青拿出当时罕见的西式面包招待他。他来之前做过功课，知道艾青是解放区文人的代表，卞之琳则始终游走在边缘。

他很想知道，卞之琳是如何适应过去30年的文化剧变的，又如何坚守自己的立场？在卞之琳提到自己下放干校的经历时，他趁机问道，那是不是很苦？卞之琳却说，每天都出来动一动，对身体健康很好。汉乐逸没敢再问别的，怕给他惹麻烦。

后来卞之琳在一位企业家资助下，去荷兰参加了汉乐逸的博士论文答辩。2010年，卞之琳去世10年后，论文修订稿被引入中国，题为《发现卞之琳：一位西方学者的探索之旅》。

“文革”结束之后，卞之琳开始突击翻译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

他1954年译出了《哈姆雷特》，上影译制厂的《王子复仇记》就是根据这个译本整理的配音。有别于朱生豪等人的散文体译本，他应用了自己对新诗的格律主张，用诗体来译注。但后来运动越来越多，他只能搁笔了。到1984年，他总算译出了《奥赛罗》《里亚王》（即李尔王）和《麦克白斯》。

出版的时候，他颇为清醒地说，自己已有20多年没有接触国际莎学，原先知道的一丁点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对新近的大部分西方文艺理论也不愿意苟同，因此跨度30年的《译者引言》就算为历史留痕。

他没有再译注莎士比亚其他作品。同为莎学研究专家的王佐良评价，在莎士比亚的诗体翻译中，成就最大的就是卞之琳。

搁笔20多年后，卞之琳也尝试提笔写诗。1980年，他应邀访美。班机本要直飞旧金山，在路过台湾时却忽然降低高度，让大陆乘客得以瞥见宝岛。他大感兴奋，两年后拉杂写出《飞临台湾上空》以及访美后有感而发的数首诗歌。

《飞临台湾上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胡乔木看后很欣赏，来电让卞之琳译成英文，在《中国日报》刊出。事实上，这仍然是政治抒情诗，但卞之琳抛开了民歌体的束缚，追求用典，尤其讲求格律。

诗人北塔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诗歌在押韵、节奏方面十分严谨，几乎无懈可击。张曼仪也认为，诗歌有西方现代诗的味道，叫人想起奥顿和艾略特的笔法。但二人都指出，或许因为感情经过了多年压抑，这些诗歌无法与他30年代的作品比肩。

1982年，安徽师范大学四年级学生江弱水偶然接触卞之琳的作品，感受到一种令他耳目一新的高级感。他正学写诗，于是试着将自己的习作寄给卞之琳求教。三周后，卞之琳给他回信，寄来了《雕虫纪历》，并用铅笔给他的每一首诗都做了批注。

从此，江弱水与卞之琳保持了十多年的通信。现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教授的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中国新诗100年来，前50年写得最好的诗人是卞之琳。他觉得卞之琳后期诗风上的转变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他真心将自己融入“大我”之中，拥抱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变化。

他说，卞之琳深受法国作家安德雷·纪德的影响，纪德的思想和文字已经化为了卞之琳的血肉。

卞之琳曾翻译过纪德的多部作品，他非常推崇纪德，曾在一篇译者序中如此形容：纪德的风格向来是极富于《圣经》体的两重美处——灵性的热烈与感官的富丽，像雪白的火焰与金黄的水波。

纪德50岁之后被认为思想两度“转向”，先转向左倾，去访问苏联后又转了回来。但纪德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说自己从来没有改变过方向，而是一直向前走着。

他曾说：“我最大的力量就是相信进步。”他在日记中写道，一种总想调谐的要求曾经折磨着自己。后来他终于明白，协调里的各个成分愈是相违，谐和其实愈丰富。一个国家同样如此。最坏的是每个人的思想都千篇一律。合唱队用一个声气歌唱的时候，就不能再有什么和谐的问题了。

卞之琳很赞同纪德的观点。他说：“顺着一条螺旋式的道路走去，在一条曲线上，我们能说到哪一点算是‘转向’呢？也许他只是走快了一点而已。”直到晚年，他仍常常说起“螺旋式上升”这个概念。

“不这样，会更寂寞”

熟悉卞之琳的人都说，他的晚年是寂寞的。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比较文学教授赵毅衡是卞之琳在“文革”后招的首批研究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他常去卞家，有时并不事先相约，但无论什么时候去，卞之琳都在家。

卞之琳不会笑脸相迎，也不与他目光接触，只是垂着头轻轻说，来了？起初他担心自己是不是冲撞了老师，后来发现，这就是卞之琳的性格。二人熟了之后，卞之琳有了倾诉欲，但从不聊1949年后的事，聊的都是三四十年代的文坛轶事。

卞之琳是江苏海门人，少小离家，却保留了家乡口音，旁人与他说话总像是隔了一层，能理解七八成已是不错。但赵毅衡觉得，在中国现代文学领域里，真正达到世界文学水准的只有卞之琳的诗和张爱玲的小说。

周良沛那时在编《中国新诗库》，为了“卞之琳卷”跑了多趟卞家。社科院宿舍楼像灰色的碉堡，卞之琳住顶层，别人家在搞装修，卞家墙面上的石灰却在脱落。

周良沛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去十次，九次都是卞之琳独自在家。大书架把外面的光线挡了，白天也要开灯，他就在那里伏案写作。门外街巷里热热闹闹，门内却像是古代寒窗苦读的人，是旧版线装书里的故事。

写诗不成了，译注工作也收了摊，卞之琳晚年主要在整理自己过往的著作。

他访美回来写的诗歌发表没几天，已经开始修改其中的字词。自选自编1930年代的诗歌，他仍在琢磨哪里能删一两个字、哪里添上一两个字，以符合他的格律主张。他曾给周良沛写信，恳求饶了他，别把他的某个作品收入选集。

他对于诗歌的解释也有固执的看法。一次，周良沛说起《断章》让自己理解了各色事态皆为风景，卞之琳纠正他：“它只是表述一种相对、平衡的观念，绝不可作别的推想。”周良沛想，作品写出来，对诗歌的再创造就交给读者了，岂是作者能统一得了的？作者如果因此产生不被理解的难堪，那未免活得太累了，这份完美太遥远，追求的人注定是寂寞的。

高秋福离开社科院后在新华社工作，卞之琳常让他过去聊一聊外面的世界。外文所后辈去看望卞之琳，回来说起一个发现：卞之琳喜欢吃炸马铃薯片，听它咬碎时发出的响声。

能懂他的人日渐凋零。他曾与北大同学李广田、何其芳共同出版《汉园集》，在1930年代的诗坛引起轰动，“汉园三诗人”的名号因此得来。他们无所不谈，尤其爱聊散文。后来李广田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何其芳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就离世，真正见证新诗复兴的唯有他了。

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圣路易华盛顿大学教授的裘小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卞之琳曾不无感慨地对自己说，何其芳投身革命，李广田成为大学校长，自己则是以翻译为主，诗歌创作这条路实在是很难走下去的。

他喜欢给老友冯至打电话，多的时候一天两三次，每次都聊很久。他的耳朵不灵，冯至说话声音必须很大，挂了电话往往疲惫又感伤。

冯至曾告诉别人，卞之琳耳朵听不清，总是自说自话，也许他太寂寞了，但不这样，会更寂寞。

卞之琳80岁那年，他执教西南联大时的学生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编辑策划了《卞之琳与诗艺术》一书，为他贺寿。冯至为他的生日赋诗一首：不管命运怎样戏弄你的盆舟，你的诗是逆水迎风的樯橹⋯⋯不必独上高楼翻阅现代文学史，这星座不显赫，却含蓄着独特的光辉。

十年后，袁可嘉、杜运燮、巫宁坤再次发起卞之琳学术讨论会，为恩师贺寿。

袁可嘉从美国抱病前来，下飞机后却听说，卞之琳在当天上午去世了。这天正是他农历90岁生日。

原定的会议如期召开，只是贺寿人都成了送行人。卞之琳喜爱白玫瑰，袁可嘉将两朵白玫瑰轻轻放在他的胸前，俯身喃喃许久。

周良沛想，卞之琳是被推入历史的深山古刹隐居的人，离开也是一种平静。他常想起卞之琳坐在家中书房的样子，窗外是北京冬春的风沙，卞之琳安静地坐着，是寂寞的，但也自享思想的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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卞之琳（1910—2000），江苏溧水人，生于江苏海门。中国现代著名诗人、翻译家。193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1940—1946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