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治外语者，该如何塑就自己，成为怎样的人，历年来，人们悉心探究，提出种种口号，虽也言之有理，但总觉得不够显豁，因为口号所蕴含的，只是抽象的标准，缺乏具象的参照系，让人一目了然。

其实，外语界不乏此类标杆，看得见，摸得着，向他们看齐，就有可能接近，乃至达及理想外语人才的目标。王佐良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王佐良（1916-1995），毕业于清华大学（后并入西南联大），一生潜心于外国文学史编撰、外国文学研究、英语教育和翻译等诸多领域，出版了《英国文学史》《英国浪漫主义诗歌史》《英国诗史》等三十余部中英文著作以及大量论文，成为我国外语界和外国文学研究界的标志性学者，和许国璋先生同为那个时代我国外语教育领域最耀眼的两颗星星。

中文外文，造诣高深

以外语为业者，首先外语要过硬，说白了，这是一生的“饭碗”，须夷不可缺离。

论外语修养，王佐良先生不愧为我们的表率。他的英文可谓炉火纯青。据他的学生，又是同事的胡文仲教授回忆，“……他讲的英文犹如一篇篇漂亮的散文，引人入胜”。无论是用英文作的学术报告，还是撰写的学术著作，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简练流畅，如行云流水，仿佛出自一位英美大家的手笔。

记得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遭灾、物资匮乏的艰难岁月里，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青年学子，围绕着大如磨盘，需要两个人才抬得动的606牌录音机，倾听着音带里传来的王佐良先生的学术报告，陶醉在他流畅优美的英语里，流连忘返，听了又听。正是这样的精神食粮，使我们忘却了物质上的困窘，感到日子过得挺有意义。同时，王佐良先生也成了大家英语学习的偶像。

王佐良先生的中文修养也是有口皆碑的，其文字表达之精妙，尤见于文学评论和翻译。

他写的论文，迥异于眼熟的干巴无趣的文论，文学性很强，甚至不乏诗意，透出悦人耳目的新鲜气息。

王佐良在评价穆旦的诗歌时写道：“足足30年，穆旦不再涉足诗坛。然而他没有停止写诗，写得少了，但仍然在写。使人惊讶的，是仍然写得很好。”这是一篇文学评论中的一段，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评价一个诗人。评论语言的诗化是论者的刻意追求，通过精心铺排的段落、标点和文句的节奏，来得以实现，从中不难读出王佐良本人的诗人气质，及其评论浓浓的文学性。

对19世纪英国散文家兰姆，王佐良的评价又是：“因此，兰姆的文章很耐读，越读越有味，但不可学。学的人往往得其怪诞，失其真挚，有其古僻与文字游戏，无其典雅与风趣，反而显得有点忸怩作态了。”

这些批评文字，多少反映出了王佐良文学评论的语言风格：准确、简练、明晰，用词通体平白，必要时又不乏讲究，富有文采。这种有别于一般人遣词造句的评论文体，源于其本人的一贯追求，是才情的自然流露，是艺高胆大的表现，也是他一生博览群书精心修炼所结出的果实。

王佐良高深的中文造诣，也体现在他的翻译作品中。他的译著量少而精，却堪称当代翻译的典范，深得译界的好评，译文不仅文采斐然，朗朗上口，而且句式、语气、整体风格都与原作高度契合。译界对他的译文无不赞叹，认为达到了翻译的最高境界，可以欣赏，却难于模仿。

博学多思 视野开阔

接触过王佐良先生的人，都会对他的博学感到惊讶。有时明明聚焦于一个文学题材，他却会信手拈来，插进一个哲学、历史，甚至关于建筑的例子，与主题紧密契合，让人不得不佩服他渊博的知识和不同学问之间融会贯通的能力。他不但说起英美文学如数家珍，而且对法、德、意，乃至拉丁美洲文学也很熟悉，同他交谈过的西方学者，也无不为此感到惊奇。

尤其令人钦佩的，是他在多个学术领域，都作出了不凡的贡献。

王佐良在外语教育中提出了在学习文化中学习语言的观点，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因为我国外语界一直存在着“为语言而语言”的认知偏颇，只强调传授语言知识和技巧，而忽略语言所蕴藉的文化内涵，结果把外语专业办成了“语言培训中心”，大大影响了学生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殃及创新型外语人才的培养。王佐良认为，提高“文化知识和文化修养”“是当前教育界和全社会极须加强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并提出了“通过文化来学习语言，语言也会学得更好”的观点，阐明了学习语言和学习文化之间的关系，他的观点至今仍被反复引用，成为我国外语教育的指导性意见。

王佐良不仅出版了优秀的翻译作品，而且在翻译理论上也很有创见。他力主“顺译和直译的结合”，“一切照原作，雅俗如之，深浅如之，口气如之，文体如之。”一句话，译文既要忠实，又要灵活，坚持辩证的翻译观。

王佐良对“文学史”和“文学评论”的写作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强调文学史“写法也要有点文学格调，要注意文字写得清楚、简洁，少些客套术语，不要把文学史写成政论文或哲理文，而要有点文学散文格调”。文学评论“要有可读性”，“写得短些、实在些、多样些。如果做得到，也要新鲜些”，“尽量避免学院或文学圈子里的名词、术语”。这些都是击中时弊的肺腑之言，他自己撰写的文学评论和文学史著作，切切实实尊奉上述信条，留下的那些灵动活泼的文字，是最好的佐证。

提携后学 不遗余力

苦苦奋斗中的年轻人，在学界往往属于弱势群体。他们需要年长学者的关注和提携。有时几句鼓励的话，也会使他们信心陡增，在暂时的逆境中奋起，最终成就自己的事业。

佐良先生不但自己学问好，而且帮助后学也不遗余力。他对年轻人始终那么关切，那么热诚，那么无私地伸出援手，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他生前对我的关爱。记得三十多年前，我给他寄去了刚出版的《澳大利亚文学选读》，只希望表达一下对这位外国文学研究巨擘的敬意，丝毫不期望会有回应，因为他有太多的事要操心。不承想，过不了多久我就收到了他的来信，从中还知道他不但读过这本书，而且读得很仔细。信上说：“《澳大利亚文学选读》是一部好选本。我对澳洲文学只有皮毛知识，但似乎我知道或听说过的重要作家都选在里面了，《概要》和每个选目下的《关于作者》《作品简析》和《注释》也都很好，顾到了特点、难点，而又要言不烦，十分清楚，对于想对澳洲文学有个初步了解的英语学生，用处很大。”正是这样的关心和爱护，尤其是来自一位学问高深的长者，一个学界的权威，给了当时处于摸索中的我，很大的信心和勇气。最后，我终于完成了六十多万字的《澳大利亚文学史》。我永远感激王佐良先生。

受惠于佐良先生关爱的何止我一个，很多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年轻学者体会尤深。佐良先生有计划地培养他们成为接班人，年纪轻轻就被委以领导工作重任，并通过定期举办学术讲座、研讨会，以及参加“外国文学史”的编撰工作，让他们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把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搞得风生水起，成绩斐然，为学界所瞩目。

王佐良先生是一位一生专治外语的学者。他知识渊博，学术视野开阔，中英文造诣高深，同时还满怀热情地提携后辈，对我国的外语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他不就是中国外语学人治业的楷模，我们理想中的外语人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