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编者按：10月10日，作曲家茅沅因突发脑梗导致心衰在北京辞世，享年96岁。茅沅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一生热爱音乐，后在中央歌剧院专事作曲，脍炙人口的《瑶族舞曲》《新春乐》皆是他所作。获悉茅沅去世，92岁学者资中筠特撰文悼念。

老校友们在茅沅家的海棠花下，右三为茅沅，左一为资中筠

茅沅走了！尽管几周前得知他突发脑梗，已有心理准备，理智告诉我，缩短迁延病榻的时间可少受罪，而且96岁已是高龄，但是感情上还是很难接受，接到他女儿的通报，为之黯然良久。他是我最老的乐友、学长。“老”有双重意义，不仅年纪老，而且交情老。初识茅沅于1948年，距今七十又四年，最后一次见面是2021年夏。一个月前他还来电话，相约找时间再见面，谁知那是最后的交谈。回想起与茅沅有关的一幕幕往事，历历在目宛如昨日，却已隔世。

1948年秋，我从燕京转入清华，一日，静斋门房呼唤有人来访，出门见到一位个子不高的男同学（当时校规男生不得进女生宿舍）。他自我介绍是土木工程系三年生茅沅，请我坐到道旁石椅上，说明来意：清华有一支管弦乐队，他任指挥，知道我弹钢琴，希望我参加乐队。然后，他拿出一份舒伯特《“未完成”交响曲》的钢琴谱，说乐队正在排练此曲，本来是没有钢琴的，但是乐队水平参差不齐，很不稳定，想在排练时用钢琴托住点。他还介绍了张肖虎先生主持的音乐室、活动地点“灰楼”、乐队排练时间，并说我可以约时间到灰楼琴房练琴等。我感到惊喜，欣然接受。没想到张肖虎先生从天津来到了清华，从此又可续上音乐缘。茅沅家人大概有音乐基因，父亲拉小提琴，并教过他；姐姐茅爱立是女高音歌唱家，曾就读于燕京大学音乐系，与我天津的钢琴老师刘金定是同学，我听过她1947年出国深造前在天津举办的独唱音乐会，刘老师伴奏。可能因此茅沅知道我，我也不感到突兀。

就这样，我加入了清华管弦乐队，每周六晚上排练，风雨无阻。乐队成员除一名长笛手是文学院的女生外，绝大多数都是工学院同学，清一色男生。果然如茅沅所说，程度差异甚大，有的只学过几个月，就是公认最棒的首席小提琴也是基本靠天赋和自学，从师学习时间不长。不过他们都出于真心爱好，有高度热情，排练十分认真，很少缺席。我孤陋寡闻，只认识弦乐器，这么多管乐器连名字都叫不全，第一次看到总谱，望而生畏。茅沅也没有经过专业训练，如何一目好几十行掌握这么复杂的谱子，识别各种乐器的声音，他说是自己慢慢琢磨出来的。排练时，他一反平时谦和的作风，相当严厉，时不时用指挥棒敲打前面谱台叫停，指出问题，有时指定某个乐部重复练习几小节，直到他认为过得去为止。同学们对他十分尊重，没有人不耐烦。我初见此场景，有点意外，私心窃想：像真的似的！那一学期就练这一首，经茅沅严格训练，一点一点“抠”，外加队员们自己努力，果然到学期末大有长进。那次排练是有目标的，就是学期末到燕京大学与他们合开音乐会。燕大有高水平的音乐系，培养了不少杰出人才，却没有乐队。12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们果然一起到燕大参加演出。管弦乐演出很成功，颇为清华争光。我这个陪练当然不上场。记得我贡献了一首独奏，好像是肖邦《幻想即兴曲》，记忆模糊，不敢肯定。《“未完成”交响曲》还到城里演出过，我未随行。

下学期，乐队开始练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我从陪练变成主角。也许茅沅就是为我而选的，我没有问过他。但是说实在，此曲对乐队和我都是勉为其难，当时初生之犊，什么都敢上。茅沅照例一点点“抠”，只是学校各种社会活动、政治学习越来越多，乐队难以坚持每周全员练习。最后，第一乐章都没有练完。只是我大过其瘾，这是平生惟一的一次有乐队伴奏弹协奏曲，也要感谢茅沅给我这个机会。后来自己发奋把三个乐章弹了下来。

后来听茅沅说，别小看这样一支不怎么样的业余乐队，却是当时北平惟一由中国人组成的管弦乐队——实际上那时外国人乐队也没有，所以可称是惟一的管弦乐队。据我所知，就全国而言，清华乐队还不算是第一支，更早的是天津工商学院的管弦乐队，而且也是张肖虎先生创建的（上海抗战前就有管弦乐队，但是洋人办的）。抗战胜利后，张先生从天津到了清华，一手办起了清华的音乐教育和各种活动，茅沅是其得力助手。除管弦乐队外还有军乐队、合唱团，指挥也是茅沅。巧的是，刚好他们两人都是清华土木工程系的。张先生的心愿就是把清华音乐室建成正式的音乐系，到1949年鼎革之初，基本师资和设备条件已具备，张先生拉着茅沅（作为学生代表）找暂时代理教务长叶企孙请愿，要求成立音乐系。叶先生苦笑说，如果我有权，马上就可以批，可是我没这个权力。

清华音乐爱好者还自发成立了“音乐联谊会”，会员众多，师生都有，当然并非人人都自己玩乐器。我也是茅沅介绍参加的。不记得是否有正式的“会长”，但茅沅显然是骨干，负责组织各种活动。其中一项就是到美国教授温德家听唱片。联谊会还有一首会歌，这回是茅沅作词，由哲学系同学陈平谱成四部合唱曲（顺便说一句，陈平也是文理兼备多才多艺，由数学系转哲学系，自幼学钢琴，最终以音乐为业），我们集会时必唱。茅沅去世前最后一次与我通电话，情绪有些低落。我建议他多弹弹琴，并让他弹几段给我听听。他就弹了这首会歌，这是我最后从电话中听到他弹的曲子，是七十多年前我们共同的音乐记忆。

清华80周年校庆老乐友在音乐室前（前排右一为茅沅，右四为张肖虎，左三为资中筠）

以上是我所知的茅沅与音乐有关的“前史”。他毕业之后，同学星散，不在一个领域的基本断了来往。只听说他先分配到某单位从事建筑施工，没多久，就在自己要求下调到了艺术单位，从此终身奉献给音乐。需要说明一下：1950年是新中国成立后政策对自选职业给予一定灵活性的最后一年。从我毕业的1951年开始，大学生必须完全服从全国统一分配，自己要求调工作就很难了，尤其是建设最需要的工程人才，何况还是清华毕业生！所以茅沅早一年毕业是他能遂己愿之幸，也是中国音乐界多一位作曲家之幸。我曾问他既然这么热爱音乐，为什么当初不报考音乐专科学校。他说主要从谋生考虑，还有当时日的风气，正是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的时候，有抱负的男生多上理工科，他中学数理化成绩很好，学工也没困难。的确，他入学的1946年是西南联大三校回迁，面向全国招生的第一年，名额未增加而考生倍增，清华门槛最高，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数理化没有一定水平是不敢问津清华工科的。

转眼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大地开始解冻，家人、亲人、故人又互探音讯。我从干校回京后，校友中还是茅沅最早来家里看我。这种重逢有劫后余生之感。所幸他的经历尚属平稳，未受太大冲击，但也有相当长的时期无法进行创作。从80年代中开始，清华老乐友开始陆续接上关系。1991年，以清华大学80周年校庆为契机，每年校庆聚会成为规律。此时清华已经有一支相当有水平的学生管弦乐队，因为现在可以招特长生，比我们那时凑起来的水平整齐多了，乐器配备也讲究。那年校庆前夕举行了正式的音乐会，茅沅还指挥清华乐队演奏了《瑶族舞曲》。

茅沅家是一所祖传的四合院，院中有美丽的西府海棠，春暖花开时节，他家就成为我们聚会的场所之一。他的夫人李克瑜也是艺术家，是美术专业的，不嫌我们吵，总是热情欢迎。不论是否在他家聚会，茅沅总是和在校时一样，义不容辞地联络、张罗。他天性宽厚、热心，老师辈还在时，他不是最年长的，但是总像长兄一样以照顾他人为己任。有一位拉小提琴的、原来心理系的老师，生性耿直，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就饱经磨难，一度失去公职，几乎衣食无着。等到解冻后“落实政策”，安排了一份工作，分了一间仅足容身的居室，算是生活有了着落，却已经妻离子散孑然一身。开始几年聚会他是积极参加者，还能拉拉琴，后来疾病缠身，很少出门。茅沅经常去探望，尽可能帮他解决困难，同时向我们通报他的情况，他去世后还协助其单位料理后事。

茅沅对张肖虎先生的事一直很上心。我们最后共同做成的事是推动人民音乐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张先生的《阳关三叠》钢琴谱；张先生的独子作古后，其儿媳委托茅沅全权处理张先生的遗作资料。茅沅一力承担，多次出面与清华校方联系，建议将这些资料捐赠给清华图书馆保留，终于于2017年办妥，清华举行了捐赠仪式，他和我应邀参加，并发了言。他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张先生的事迹。

岁月不饶人，我们的聚会不断减员，对于老病不便出门的同学，茅沅还继续关心，主动给大家通报情况。以后，他发出的坏消息多于好消息，病的病、走的走，近年来更是讣闻不断。终于，北京的老乐友只剩下我们二人还坚持互相走动。终于，剩下我一人接收他的讣闻……2018年，另一位热爱音乐的老学长、原中科院化学所所长胡亚东仙逝，我已感到故人凋零，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无边落木萧萧下”。而今又是秋风萧瑟，黄叶遍地，风烛残年的我独自在写茅沅的悼文，一句歌词浮出脑海：“枯树在冷风里摇。”

2017年，茅沅在资中筠新书发布会上

茅沅对音乐真心热爱，也真有天赋。他偶尔引吭高歌，声音很洪亮，钢琴造诣也不俗。如果在正常的年月、正常的环境中，他成就当不止此。那首脍炙人口的传世之作《瑶族舞曲》完成于1952年，那时他26岁，还是初入行的新人。而现在人们记得他的还是这首曲子。另一首小提琴手必拉的《新春乐》，却是他业余随性之作。和许多同代人一样，在精力旺盛、创作灵感迸发的盛年，往往身不由己、心不由己。我在劫后重逢时曾问他多年来的创作情况，他自嘲说，我们不是很幸福吗？不干活也有饭吃。至于奉命作为任务的大型作品，其命运因时势变化而沉浮，现在已很少有机会上演。上世纪80年代他开始复出后，参加过一些活动，进行过一些教学，不过音乐界已是一代新人，与他互相都不熟悉。还是《瑶族舞曲》的发源地对他特别热情。他为人十分低调，朴实无华，献身音乐完全没有功利之心，还有几分清高，我感到他来往的朋友还是我们这些圈外人多于正当时的音乐圈内人。有一例可以说明他的低调：1984年中国总理访美，在总统招待晚会上小提琴家斯特恩演奏了《新春乐》，但是演出时没有报作曲者的名字。茅沅本人偶然在广播中听到报道才发现。他只悄悄托人要来了录音，自己留个纪念，始终无人知晓。我是多年后与他闲聊中才偶然得知的。现在互联网发达，他也没想过要在网上放一放视频。他晚年创作了一些小品，但好像没有发表，更无机会演出。他曾说特别喜欢杜甫诗，准备选几首谱曲，也不知完成了多少，有无手稿。当然，凭他已有的成就和贡献，已足以立足音乐界，得到承认和尊重。但是我总觉得以他的天赋、才华、学养和对音乐的执着，本应留下更丰富的作品，从这点说，他是才犹未尽的。“千古文章未尽才”，这可能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又何止他一人。

他的“音乐耳”直到年过九十后还很灵敏，有一次来我家，远远地听我弹琴，我左手和弦按错一个音，他立刻本能地指出来。然而从今年起，他发现自己引以自豪的听力开始衰退，几次通话都重复诉说自己不断测试，结果不佳，可以想见他对此特别苦恼，我无言以慰。我恢复弹琴后，几次换琴买琴都请他帮我挑选、把关，他毫不推辞，总是自己准时来到琴行。连琴行老板都说一听他试琴，就知道是专业的。现在放在我家，最后换购的这台琴就是他四年前帮我试弹、挑定的。而今琴在人亡，呜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