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国立河南大学

1948年9月下旬，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召开第一届院士会议，冯友兰（二排左二）参加会议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终生供职于高等院校，先后执教于五所大学，后来易名为国立河南大学的中州大学是他归国后任职的第一所大学。在纪念河南大学建校一百一十周年之际，冯友兰和这所大学的关系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其实，冯友兰在中州大学只有两年时间，虽然后来又去过两次，但都是借路顺便去的，并且时间很短。近几年有不少关于冯友兰与国立河南大学的文章，其中有夸大其词之处。笔者从事冯友兰生平事迹和哲学思想研究多年，曾修订冯友兰年谱、撰写冯友兰传记，对这方面情况还比较熟悉，仅就我掌握的资料草成下文就教于方家。

题目所以标为“冯友兰与国立河南大学”而不是河南大学，是因为冯友兰与河南大学的关系仅限于民国时期，且，1949年7月以后，国立河南大学已经不复存在，冯友兰和河南教育界也没有什么联系。

1922年5月，冯玉祥主政河南，为改变河南贫穷落后、闭塞愚昧的面貌，他决定创建大学，培养人才。11月，河南省政府任命张鸿烈为校长，在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基础上创办中州大学。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创建于1912年，后来这所大学的历史也就从此算起。1923年3月，中州大学正式挂牌成立。草创之初，师资奇缺，他们向留学海外的河南籍学生发出聘请。冯友兰名列其中。冯友兰是用河南公费到美国留学的；此前，也是用河南公费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这样，在公私之间、于情理之中，冯友兰是不能推辞的，也就愉快地接受聘请。1923年暑假，冯友兰学成归国，践约受聘于中州大学。同时应聘到中州大学任教的还有他的弟弟冯景兰先生。

初来乍到，学校当局很器重冯友兰，对他委以重任。除担任哲学系教授外，他还兼任哲学系系主任、文科主任（相当于后来的文学院院长）、校评议会成员、图书馆委员会委员等职。冯友兰初出茅庐，雄心勃勃，想干一番事业。上任伊始，初试锋芒，即展现管理大学之干才。他发现中州大学文科存在三大弊病：一是师资不足，二是冗员较多，三是学风不好。于是就大刀阔斧进行整顿。首先，要各系按最低需要拟具职员名额，减少非教员编制，一改过去冗员过多、喧宾夺主、办事推诿的弊病。其次，不惜重金延请名师。一时间，著名学者如郭绍虞、董作宾、马非白、王显汉、仇春生、汪敬熙、余家菊和李廉方等前来任教，师资阵容大为改观。复次，下大力气整顿校风和学风，调动教师研究学术、撰写著作的积极性，指导学生组织各种社团，从事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这些措施实施后，中州大学人文学科学术地位陡然提升、学术风气焕然一新。在从事学校管理的同时，冯友兰一直服务在教学第一线。当时中州大学哲学系开了很多课程，冯友兰同时讲授几门主干课程。据河南大学校史记载，冯友兰“讲课深刻、自然，广征博引，贯通古今中外，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他还亲自指导学生进行英译汉的练习，以培养学生学习外语的兴趣，并应聘为学生社团文艺研究会名誉会长。在此期间，冯友兰出版了《一种人生观》及《A Comparative Study of Life Ideals》（《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前者对当时科玄论战作出的回应，也是对梁漱溟的直觉说的批评；后者是博士学位论文，该书出版后，冯友兰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冯友兰是教育家，不是教书匠，他有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方法。1925年，他在《现代评论》上发表《怎样办现在的中国大学》一文。在该文中，冯友兰强调学术发展对于中国的重要意义，认为要发展学术，必须办好大学。他指出，当时中国面临的情况是：一、必须充分地输入学术，并彻底地整理旧东西；二、必须力求学术上独立；三、出版界可怜异常，有许多人想看书而无书可看；四、对西洋学术有较深研究的人甚少；五、更无人在世界学术界中可称为“大师”。要办好大学，应先设像样的本科，就要“以请中国人做教员为原则”，且所请教员“要有继续研究他所学之学问之兴趣与能力”，“大学要给他继续研究他所学之学问之机会”。因此，又要设研究部，使教员既教学又研究，设编辑部，使教员既教学又编译西洋学术著作。他认为，如能使本科部、研究部、编辑部三位一体，“则此大学亦可常有像样的教员，而因之亦可有像样的本科矣。再假以时日，中国亦可有像样的学者，而中国学术亦可独立矣”。

冯友兰这种办学理念与当时中州大学的主导思想并不一致。如前所述，中州大学是以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为班底建立的，主政者主张把中州大学建成工业类型的学校，培养实用人才。冯友兰等刚从外国留学回来的人则主张把它建成综合大学，以研究学术为主。当时的中州大学，留学欧美预备学校原班人马占据优势，留学归来的人员并没有掌握实权；同时，中州大学长期为豫北人把持，来自河南西南边陲、没有任何政治靠山和政治背景的冯友兰实际上处于边缘地位。这样，冯友兰虽然努力工作，也取得了很多成绩，但到处掣肘，事倍功半。再者，冯友兰有些口吃，这也影响讲课效果。对三流大学的本科生上课，只能讲授常识性的东西，这种课程只能以形象生动取胜，不能靠精深广博引人。这种教学和研究严重脱节，很是影响研究的深入进行。冯友兰“当时认为，在学校教课是一种苦事，好像是替人家当奶妈，放着自己的孩子不能喂，去喂别人的孩子”（《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他曾致函胡适，谋求翻译一职。在信中说：“近来学生浮惰，教书之事味同嚼蜡，且终日舍己耘人，亦恐耽误自己学问。惟编译之事略可自由，且于研究学问尚不安全不相容。”给一般的本科生授课不是自己强项，而研究学术的长处又得不到发挥。这对于一个真正的学者来讲是十分难堪和苦恼的事情。

这也是河南大环境造成的。河南虽然是中国古代文化的渊薮，但近现代以来，却不乏闭塞落后之名。对此，冯友兰早有体会。去美国留学之前，他在河南工业学校教国文和修身课程，类似于后来的大学语文和思想品德课，在工业学校里这些课自然是辅课，教课任务不重。冯友兰并没有因此自轻放松，自在逍遥，他要有所作为。在授课之余，他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教师韩席卿、魏烈臣、王柄程和徐旭生等人，每人每月出资五元，自费创办《心声》杂志，宣传新思想、传播新文化，响应新文化运动。这是河南当时唯一宣传新思想的刊物。1919年1月出创刊号。冯友兰负责编辑、发行等一切事情。由于河南闭塞落后，应者寥寥，《心声》杂志稿源不足，读者稀少，到了秋天，第八、九、十号只得合刊出版。后来，冯友兰去美国留学，《心声》杂志就不了了之。他到中州大学后，曾经恢复《心声》杂志，可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当时，冯友兰的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在北京大学创办《新潮》杂志。同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地处文化中心，又有校长蔡元培拨专款扶持，《新潮》杂志占尽地利与人和，影响全国，载入史册。这两个杂志宗旨相同，冯友兰和罗家伦等人鸿雁传书，声气相通，并且，《心声》还比《新潮》早创刊三个月，可因地处河南开封，《心声》在影响上没法和《新潮》相比，以致后来人们说到新文化运动自然会提到《新潮》，很少有人知道《心声》。这样，冯友兰在新文化运动中劳而无功，《心声》杂志没世无闻。

与此同时，冯友兰留美时期的同学至交如周炳林、罗家伦、杨振声、段锡朋、汤用彤、邓以蛰等归国以后，或在北京，或在南京，多是文化或政治的中心，都没有开封那样闭塞落后。这种对比十分强烈。这样，摆在冯友兰面前的是，一是留在中州大学，把它办成一所好大学，可这种希望十分渺茫。一是到学术文化中心，去做学术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冯友兰萌生去意。对于冯友兰的这种想法，他的母亲持反对态度：“这可不行。中州大学前好久就请你了，你也答应他们了，这是众所周知的。如果刚回来就变卦，这可不好。”（《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有必要指出的，冯友兰的母亲吴清芝非等闲之人。她通文墨，富见识，重名节，守承诺，是巾帼英雄、女中豪杰。冯友兰说他母亲“集诸德之大成”“临难不苟免”“临财不苟得”。下面两件事情可以说明此事。冯友兰的父亲冯台异作过湖北崇阳知县，辛亥革命前两年因病去世。辛亥革命爆发后，吴清芝对她的孩子们说：“汝父早死，亦不幸中之幸矣。不然，此时何以自处？”（《先妣吴太夫人行状·三松堂全集》）民国初年，唐河一带土匪猖獗，冯友兰的伯父到县政府请兵剿匪，并率众守寨，抵抗匪劫。土匪头子王八老虎深为仇恨，声言要血洗冯府。冯家一夕数惊，惶恐不安。为避免意外，冯友兰的伯父带着一家老小到山寨避难。当时冯友兰的父亲还没有下葬，停尸在家。吴清芝不顾自己安危，决意独自留家，日夜守护着亡夫的灵柩。王八老虎知道后深为感动，由衷敬佩，击掌称奇，不仅自己不再惊扰冯家，并转告其他土匪不得打扰冯府。

1924年初，冯友兰重游北京，与昔日同学谋面，感慨良多。9月，上海朴社解体。俞平伯、顾颉刚等在京同仁联络冯友兰及其他同学范文澜、潘家洵等人，继续组织朴社，每人每月交纳十元，集资印书。1925年初，冯友兰应北京大学同学、广东大学文科主任陈钟凡之邀，同意下半年去广东大学任教。不久，又应燕京大学教授博晨光的邀请，赴北京面谈，约定冯友兰一半时间在“哈佛—燕京学社”做研究工作，一半时间在燕京大学讲一两门课程。

到了1925年暑假，冯友兰就离开了中州大学。他回忆说：“这个中州大学的组织，有一个校长，还有一个校务主任。他们两个的分工是：校长对外，办一点奔走应酬的事；校务主任对内，处理校内事务。到1925 年，原来的校务主任李敬斋走了，继任的人还没有找到，我通过一位朋友向校长张鸿烈开诚布公地说：‘我刚从国外回来，不能不考虑我的前途。有两个前途可以供我选择：一个是事功，一个是学术。我在事功方面，抱负并不大，我只想办一个很好的大学。中州大学是我们在一起办起来的，我很愿意把办好中州大学作为我的事业。但是我要有一种能够指挥全局的权力，明确地说，就是我想当校务主任。如果你不同意，我就要走学术研究那一条路，我需要到一个学术文化的中心去，我就要离开开封了。’校长没有同意我的要求……于1925年暑假乘大多数学生不在学校之时，我就悄悄地自己走了。”（《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从这些可以看出，冯友兰并不是谋求校务主任一职不成而离开，他在年初就去意已决，谋求校务主任一职是在这年暑假。以中州大学人际关系之复杂，用人机制之微妙，张鸿烈没有让他当教务主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冯友兰离开中州大学不是偶然，是河南地方保守势力长期排斥外来进步力量的结果。中州大学几经易名，后来定为河南大学。自1928年到1949年，短短21年间竟然走马灯似的换了18任15位校长。近代以来，河南出了不少著名学者，他们很少能在本省施展拳脚，干成事业。很多外地知名学者，如高亨、刘节、郭绍虞、姜亮夫、蒙文通、范文澜、萧一山、罗廷光、余协中、樊映川等人，都曾经在这所大学供职任教，可都是席不假暖就随即离去，可谓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所有这些，足以看到该校当时环境下人际关系之复杂，派系斗争之激烈，排外情绪之强烈。在这样的环境中，一心一意干事业、踏踏实实做学问的人是没有立足容身之地的。

离开了中州大学后，冯友兰先后在广东大学和燕京大学任教。1928年夏天，清华学校升格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上任伊始，罗家伦就聘请冯友兰到清华大学，并纳入领导班子，委任他做学校秘书长。民国时期，大学机构非常简单。和其他大学一样，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级领导只有校长、秘书长、教务长和总务长，没有副校长，校长助理之类的职务，因此，校秘书长是仅次于校长的二把手。1930年夏，罗家伦辞职。从这年7月初到次年12月初梅贻琦出任校长，一年多里，清华大学基本上没有校长。受教授会的推举，冯友兰担任清华大学教务会议主席。他不负众望，带领清华大学渡过难关，不仅维持学校正常运作，而且在各方面还均有发展。1930年7月，冯友兰还当选被受聘为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1931年12月，梅贻琦出任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长，冯友兰继续担任文学院院长。他和法学院院长陈岱孙、理学院院长叶企孙等人一起，襄助梅贻琦，办好了清华大学，包括后来的西南联合大学。在从事行政工作展现做事之干才的同时，冯友兰一直在做学术研究，展现他治学之文才。《中国哲学史》上、下卷分别于1931年1934年出版。这是第一部用现代方法完整、系统研究总结国哲学发展史的著作，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是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也是西方大学学习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教科书。这部著作也是冯友兰的成名之作，奠定了冯先生在学术界不可动摇的崇高地位。冯友兰的志向是在事功方面办好一所大学，在学术方面做点真学问。如今，这两方面都大见成效，并且前景广阔。在清华大学，他找到了值得为之奋斗终生的安身立命之地。

与此同时，河南方面也有大的变化。1927年6月，中州大学更名为第五中山大学。1930年春冯蒋大战起初时，万选才出任河南省主席。冯友兰在学界风生水起，声誉日隆，也自然引起河南方面的注意。万选才就聘请他回河南出任中山大学校长，并派河南教育界元老、冯友兰的父执张嘉谋到北平下聘书。张嘉谋亲临冯府，先把聘书放桌子上，然后向冯友兰深深鞠躬说，这也是代表河南三千多万人民请他回去的。当时冯友兰在清华已经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经过再三考虑之后，还是谢绝了河南方面的聘请。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长罗家伦和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傅斯年也劝冯友兰留在清华，不要回河南。冯友兰事业心强，但并不热衷官场、追逐权力。1932年，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蒋梦麟致函冯友兰，请他出任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冯友兰婉言谢绝，觉得在教育部当个司长做不出什么事情来，远不如在大学教书著述。（蔡仲德：《冯友兰年谱长编》上卷，中华书局）

从那以后，在很长时间内冯友兰和河南大学没有任何联系。直到抗战胜利的前半年，冯友兰回家奔母丧，返回昆明的途中顺路去了河南大学。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抗战时期，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与南开大学一道南迁，先后组建成长沙临时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随校南迁。抗战期间，他一直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同时还兼任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院长，与其他院长一起襄助梅贻琦办好了西南联合大学。同时，在颠沛流离之中，于教学行政之余，焚膏继晷，发愤著书，写下《贞元六书》，创立新理学哲学体系，成为当代少有几个能建立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之一。河南方面，中州大学于1930年8月又更名为河南大学。抗战期间，河南大学坚持豫人治校，为防止外省人染指，拒不服从教育部几度下达西迁四川万县或陕西宝鸡的指令，一直在河南境内周旋，南奔北走，东躲西藏，先是在信阳鸡公山，后是洛阳嵩县潭头，苦苦支撑。后来，王广庆出任校长，几经争取，河南大学于1942年3月由省属晋升为国立，成为国立河南大学，境遇有所改善。可好景不长，1944年5月，日本军队攻打嵩县，夜袭潭头，河南大学损失惨重，又被迫迁至南阳淅川荆紫关镇。冯友兰的母亲于1944年冬在老家唐河去世。他和弟弟冯景兰一起，千里迢迢，回家奔丧。丧事处理完毕，甫过春节，他们取道南阳和武关去西安。恰恰这时，日本军队大举进攻宛西，企图打通由南阳通往西安的道路。已经迁到南阳西峡丹水镇的河南省政府要继续西迁到陕西，已整装待发。冯友兰兄弟二人就同省政府人员一起西行。听说河南大学当时已经迁到荆紫关，就在等候西行的短暂时间内，冯友兰兄弟二人从丹水到荆紫关看望在那里的朋友。当时，日本军队要攻占荆紫关，河南大学也整装待发，迁往宝鸡。因热孝在身，西行在即，时间紧迫，匆忙之间，冯友兰只是在文学院做一次讲演，并与该校唐河、桐柏和泌阳等宛东三县的同乡合影留念。（《冯友兰年谱长编》）

冯友兰和河南大学的最后一次联系是在1948年9月。这年6月，国共两党为争夺开封，在豫东展开大规模战斗。为使河南大学免于战火蹂躏，南京教育部下令河南大学迁往苏州办学。正在攻打开封的中共部队亦为师生们留条活路、逃离危城。国立河南大学校长、秘书长、教务长、总务长，文法理工农医六个学院的院长，十六个学系的主任，和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教职员工随着迁往苏州，在那里继续办学。接下来，所有师生陆续赶到苏州，10月10日，正式开学上课。这年9月下旬，中央研究院在南京召开第一届院士会议，冯友兰参加会议。会后，他到苏州看望河南大学的朋友并做演讲。演讲共有三次。9月29日《苏报》有题为“冯友兰教授在河大讲课——都是故乡人应谈故乡事”的报道。文中说：“名哲学家冯友兰，自美讲学归来后，最近因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次院士会议，南来参加会议后，顺道来苏，前日中午抵苏后，即赴各名胜游览。昨日上午，应河大之邀，在苏州大戏院作学术演讲，讲题为‘美国现状与世界大势’，河大师生均往听讲。下午游拙政园、狮子林，并在河大法学院演讲，今晨将在三元坊河大文学院，作学术演讲。”冯友兰在苏州期间，他的老乡和学生，河南大学法学院院长方镇中全程陪同，并邀请他到家做客。方镇中长女方西峰当时7岁，上小学二年级，已经懂事记事。当时的情景她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她回忆说，和其他西服革履的客人不同，冯伯伯一袭长衫，三绺胡须，道风仙骨，给她印象很深。他们谈话时神情严肃，好像在谈论很重要的大事。临别时，方镇中亲送冯友兰许久方归。

这年12月中旬，中共部队包围北平。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长梅贻琦为保护清华基金南下。临走前，他委托冯友兰代理清华校务。冯友兰不负众望，不辱使命，领导教职员工把清华大学保护得很好。1949年1月10日，清华大学被中共军管会接管。1949年9月，冯友兰辞去文学院院长等一切职务，只以教授身份留在清华大学，接着就被作为反面教员长期接受批判。在江南，1949年3月，方镇中被推举为国立河南大学校务会议主席。1949年4月26日，中共部队占领苏州；29日，中共派军管会接管河南大学。军管会承认河南大学校务会议的合法地位，并和他们合署办公两月有余。1949年7月，在中共华东地区军政领导刘伯承、陈毅和韦国清的关怀和安排下，国立河南大学整建制地从苏州返回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