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杨苡先生去世前五天，中央广播电视台在“吾家吾国”节目中以长达30分钟的纪录片讲述了她动人的故事。节目开首，先生很平淡地说了一句：“他们总觉得我不肯见人，我说除非我喜欢的人。”

这句平平淡淡的话，这些天来一直感动着我，鼓舞着我……

春节还没过完，但一位在重症室已经一个多月的联大老人始终牵动着我的心。2022年12月冬至前夕，她感染了新冠病毒。从那时起，我始终牵挂着她的病势。

10天过去了，20天过去了，30天过去了……1月19日这天，她的次女，画家、作家赵蘅发来短信：“下午四点多和重症监护室通话，管床戴医生说老人情况还好，各项指标平稳，沒有什么变化。今天是妈妈病毒感染发作一个月，103岁的她仍然生命指标平稳，太厉害了！”得到这个消息，我从内心对她的坚韧顽强感佩不已，总以为她会给我们创造新的生命奇迹。

可是，1月27日22：50，突然收到赵老师短信：“妈妈走了！20点30分。妈妈坚持到癸卯免年，一生顽强而充实，终于可以休息了，进入光明而美好的乐园。”

这位联大老人，就是著名作家、翻译家杨苡先生。从此，我只能在记忆里钦敬先生，怀念先生！

我的怀念，从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说起。

西南联大博物馆口述史采集团队的采访现场（右为作者）

不同寻常的联络

2018年夏天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夏天。从5月18日起，我们西南联大博物馆口述史采集团队的同事们转战北京、上海、南京、昆明等地，先后采访了潘际銮、许渊冲、郑哲敏、胡邦定等20多位校友和30余位亲属。

采访过程充满奇遇，多位校友都是我们边采访边联系上的。7月23日上午，经上海西南联大校友会干事、联大政治学系校友夏胤中之子夏敦义先生介绍和陪同，我们在上海徐汇中心医院采访化学工程学系校友赵仲兴时，一位住院的老人始终围着我们，不愿离开。我立即和老人搭话，才知他叫夏复修，是交大的校友。不过他知道我们来自西南联大博物馆，立即介绍说，他的哥哥夏来修是联大电机工程学系的校友。夏来修校友已经去世，但他的故事我们仍希望采集，因此临时增加了对夏复修的采访。

杨苡先生为本文作者题字

赵仲兴校友的护工胡女士也一直配合着我们对赵老的采访，见我们居然临时抓住了采访对象，又诧异又激动。她很神秘地告诉我们，她还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个受访对象。我问是谁？她倒反问过来了：“杨苡！你知道她吗？”

——我怎么可能不知道！早在十年前，我的书架上就有她翻译的《呼啸山庄》（1980年版及1990年版）、《永远不会落的太阳》（1951年版），以及她与巴老的通信集《雪泥集》（1987年版）。更早几年，刚进大学时，我则在旧书网站上淘到她的先生、西南联大外文系校友赵瑞蕻的《离乱弦歌忆旧游——从西南联大到金色的晚秋》……爱联大，不可能绕过他们俩。

得知可以联系到杨苡先生，我们真是十二分的欣喜，心中认为，这将是此次口述史采访行动最为意外、最为惊喜的收获。

不过，胡女士也仅仅知道她的人脉里，有人是认识杨苡先生的。杨先生的联系方式，她却还没有，我一再拜托她一定助我们实现采访愿望。因为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到南京访问另一位校友，联系方式的获得也就显得尤为迫切。

当天下午，我们采访了住在徐汇区的化学系校友郑葆芬。采访中，胡女士给我发送了杨苡先生二女儿赵蘅老师的联系方式。

我立即拨通了电话，表达了我们采访杨苡先生的迫切愿望。赵老师得知我们来自西南联大博物馆，就像接到娘家人的电话一样激动。由于父母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这份母校情结也延续到了她这一代。她十分支持我们的口述采集工作，但有一点特别为难，因为不论北京、上海，还是杨苡先生居住的南京，此时都是酷暑难耐的时节，她生怕老太太不能承受采访带来的折腾。折中的办法只能是先征求杨苡先生意见，看能不能请她先见我们一面，等秋天一到再进行正式的口述采集。这一提议，我们自然愿意不折不扣执行。

第二天上午，口述采集工作路上，在102岁的彭鄂英校友家楼下，接到了赵老师电话，杨苡先生同意了。

大家兴奋极了！

不在计划中的采访

7月27日，我们在南京继续进行校友口述史采集。为了让杨苡先生和我们的见面显得舒适一些，我们特意避开酷热时段，选择在17时以后造访先生。

17：20左右，我们一行人敲开了先生的家门。进门时，先生已早早地等在客厅。说是客厅，其实更是她的书房、读书室。并不宽敞的房间，除了摆满各类资料的一张沙发、两把手扶靠椅、两件高矮不同的茶几、一张矮凳、一个老旧的书橱、一台电风扇，最显眼的就是靠墙的四列古色古香的书架。书架里已被恩师沈从文的全集、著作，以及文友黄裳的文集、同系同学穆旦的著作及传记等等装得满满当当。

书架上、墙壁上、书案上，到处挂着、摆着她怀念着的一些师友的照片。客厅正壁中央，挂着赵瑞蕻先生的照片；赵先生照片斜对着的则是先生哥哥杨宪益的照片。书架最上面两格满满地摆放着、悬挂着巴金、沈从文等师长的照片，自己各时期的单人照和合影则摆放在书架中间两格。这些照片，多珍藏于相框之中。在墙壁上，在架、案、桌等的各个空隙处，则错落地摆放和悬挂着各类摆件、纪念品、挂饰。屋小而满满当当，显得格外温馨。每天在这间小房子里与故人相对，她一定是充实而幸福的。

先生坐着手扶靠椅，身旁是她读书写作的书案。案头上不规整地摆放着图书、信件，靠墙竖立着一本封面颇有颜值的《秦怡传》。传记左侧是镜框装裱的杨宪益先生的漫画像，最左沿为两枚相互依偎的葫芦，另外还有一枚葫芦则斜落一侧。这里，展露着她的在乎，她的思念，她的乐趣。

因为有先生女儿提前沟通过，我们的见面并未显得生分。她首先热情地欢迎我们的来访，而后很快招呼大家坐下来。她俏皮地说，在昆明，人们见面总是操着一口标准的云南方音：“是了嘛，是了嘛！”她的生命里，已经融入了云南质朴无华的乡情。

先生是9月12日生人，再过一个多月，就要迎来99岁华诞，但是她给我们的第一印象，是红光满面，精气神十足，一眼看上去就是邻家80岁的慈祥老奶奶。

我找了房间里最矮的一个木凳，恭恭敬敬地坐在了先生跟前。简单寒暄后，我请先生谈谈联大留给她的印象。她语调和缓地说：“人家说联大是藏龙卧虎之地，确实是不同。我认为她虽然是三个学校，但清华是主要的，所以整个校风、一些教育的做法，还是以清华为首。刚进入联大时，清华的学号是T开头，北大P开头，南开的N开头。男同学特别爱开玩笑，经常开玩笑说‘P字好，T字香，N字没人要’。因为我是N2214，所以老觉得有人在欺负我。后来考进来的都是‘联’字号，转学生是‘转’字号，所以我们那时的学号是不一样的。”

由于已经提前说好了今天只是简单见一面，并不带口述采集的任务，我和杨苡先生也就干脆天马行空随便聊聊，先生愿意讲啥就跟着听啥。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溜走，原定的十五到二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先生并没有停的意思。

这次闲聊，竟然成了一次不在计划中的、极为真实、极为真切的口述采集。在她随心所欲的闲谈中，我们摄取到了西南联大办学史上许多有趣的情节。

联大学习生活的琐忆

从联大的学号很快地谈到了她在昆明遇到的第一次轰炸。联大来云南之前，大家都以为这里是个安全的所在，可是到了这里才发现，全中国早已没有太平地带。不过，这里作为国际大通道的顺畅和绝佳的气候条件倒是办学的最好地点。

杨苡先生少女时期

先生回忆，“1938年9月28日上午轰炸，那时候我正在青云街。我们那院里头，杨振声、沈从文都在那儿（后院有施剑翘）。那天的炸弹扔到翠湖那一带，联大刚刚安定下来，男生宿舍也中了弹。我们同去的人，带的东西都炸得没有了。……不过后来就跑警报了，这是很可怕的日子。”

讲到这里，我感觉我们约定的时间应该已经到了（后来回看视频，知道已讲了25分钟），赶紧打岔：“今天，天气的原因，我不过多采访您，咱们就这样简单讲一讲，剩下的9月份我们再来好好听您讲。赵老师在北京一直叮嘱我，我怕跟她交代不过去了。”

听了我的话，她回应说：“我的女儿很担心我的身体。”话语间透着满满的幸福感。不过，她说完这句话，又接着往下讲：“当时我本来保送的是中文系，但沈从文叫我进外文系。因为我在天津中西女校待了十年（从8岁到18岁），所以沈从文说你把英文丢了就比较可惜。你可以翻译书，而且你本来就是要写东西的，于是我就进了外文系。不管是外文系也好，中文系也好，一定要选规定的社会科学课程，这都是清华的规矩。我选的就是陈序经的社会学。还得选一个自然科学，我就选了地质学。还必须学通史，我们外文系一定要学外国通史。整个是非常有序的，该学什么就学什么。你想，我们那时候人才济济，那简直是——真是最幸福的时候。”

她回忆，“我们座位也是随便坐的，这跟许渊冲讲的不一样——他乱说，他不可能有我记性好。我们习惯的就是这样，受的教育就是这样，都是女生坐前面，后面才是男生，但是男生愿意坐前头也可以，但一般的从礼貌来说，女生必然是坐前头。”谈到座位，自然就过渡到了上课的回忆，如吴宓的课堂情况、陈福田的阅读课情形等等，艰苦而回味无穷。

“至于联大的图书馆，每天5点钟吃饭，很多人就在图书馆外头排队了，我从来（不去排队）。我只进去过一次，要排很长的队。没有地方，大家都是蹲着的，谈不上椅子。我们多半在茶馆里，还有在山上念书……我都是在茶馆做功课。”但她说，图书馆虽然坚决不去，却很向往，因为里面有灯光敞亮的汽灯。

“我们上课的房子是从农校借的，上课有警报就跑。每次要放预行警报，预行警报一响大家就有一个准备了。然后现情警报就来，预行警报完了还有紧急警报，不停地响响响，所以一直到几十年后，我们心里都听得到。”她绘声绘色地补充讲述了跑警报的情形。

接着，她又讲述了联大丰富多彩的文学社团活动，尤其是敲门申请加入高原文艺社的情形。就是在这里，她和赵瑞蕻先生第一次见面。赵先生是高原文艺社的社团活动主持人，却常常迟到，给杨先生留下了不太好的第一印象。正因如此，他们的恋爱就成为一段有意思的往事。1940年8月13日，他们在昆明结婚了。我回昆明后，在昆明《中央日报》上找到了他们在大观楼结婚的广告。杨先生说：“我们在广告中绝对不写情投意合。”不过，在采访过程中，我却分明感觉到，她对赵先生始终在乎着，也始终怀着一种不能道明的爱意。1941年，她转学去了中央大学，他也应聘去那里任教。他们始终厮守，直到1999年赵瑞蕻先生这“又一片树叶落下”。

眼看又过去了20分钟，严重超时了，但先生谈兴还正浓着。她说联大这两年“更助长我的自由主义”。她说，在联大上课，老师并不点名，一位姓周的同学平时上课不见人影，哪儿去了也不知道，结果大考的时候出现了，原来是到缅甸跑单做生意去了，但老师并不计较（当然，联大校方后来还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保证学生能如期完成学业）。总之，杨苡先生以她所见、所闻、所受的经历告诉我，联大的教育教学制度是非常活泼多样、颇具创新精神的。特别是，“我到中大就发现了，中大比较死，所以教育不改革根本就不能往前走。”

我们去作口述采集时，很快就要迎来西南联大在昆明办学的80周年。将要结束畅聊时，按照程式化的采访策划，我特别邀请杨苡先生给80周年校庆说一句祝福的话。她直率地说：“祝福的话我不知道，我就在了两年。”

我补充说：“说一句‘祝联大80周年校庆活动圆满成功’就行了。”先生不假思索地回应：“你们这个形式主义了。”

“嗯，确实是完全的形式主义，用您的话就行了。”我窃笑着回应。

如此往返的对话中，杨苡先生颇为沉醉地说了一句：“在联大的两年，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美梦。”为我们这趟南京之行画上了完美句号。

永远难忘的眼神

夏日很快过去，采访结束时，我们和杨苡先生有一个秋后的约定。我们相约，在9月12日先生99岁诞辰纪念日前后再赴南京采访。

9月12日晚，我们从昆明乘飞机赶到了南京。这几天，先生的两个女儿赵苡、赵蘅都陪在老人身边，共贺先生的生日。考虑到这几天来祝贺生日的人比较多，先生会比较累，我们决定在9月13日采访赵蘅老师，第二天再去进行先生的第二次口述采集。

被年轻人包围的杨苡先生 绘图/赵蘅

这次，在赵苡、赵蘅和余斌三位老师在场见证下，口述采集工作从10:08持续到13:04，时长达三小时。我们的采访录制工作仍然在先生那展览馆式的客厅中进行。

上次的拜访，因为没有列入正式采集计划，我没有带去一个字的提纲，所有的对话都是随机的。这次由我们西南联大博物馆的张沁老师提前做了功课，准备了详实的采访提纲，整个采访也由她和先生一对一进行。

进行口述采集时，采访人、摄像的老师和同学必须正对着杨苡先生，以保证视频画面合乎工作标准。为了让出宝贵的采访空间，我斜坐于采访人一侧，口述采集进行得极为顺利。

然而，刚过一会儿，拍摄和采访工作都不得不暂停。负责拍摄的老师和同学反馈给我，从视频里很明显地感觉得到，先生的眼神一直在我身上。

——我瞬间感动得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这无限的信赖，这无言的肯定，岂是干巴巴的语言表达得尽的。我随即调整了座位，挤到采访人之后、摄像机之前，好让这位99岁的老奶奶安安心心、舒舒服服地接受我们团队的口述采集。

如今，杨苡先生已经去了天堂。她与凡世的告别，使我们生命中陡然失去了一位呼啸而来的奇女子，失去了一个丰盈有趣的灵魂。

斯人已逝。但我要说，她在我的生命中，也是一个永远不会忘记的美梦。她永远活着。

2023年2月3日凌晨于昆明

文并供图/龙美光 绘图/赵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