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的历程中,一批又一批改革先行者用“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以智慧、勇气和担当杀出了一条血路,更走出了一条阳光大道。
顾立基是最早一批的改革先行者之一。他是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开拓者,是敢闯、敢试、敢做的探索者,是想改革、能改革、善改革的奋进者。
与顾立基访谈是在初夏的一天下午, 75岁的顾立基当天晚上要给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的学生上课,他身穿学院的棒球服,背着双肩包,精神矍铄,目光有神,回忆起往事,很多细节和数据都能顺手拈来。从顾立基的言谈中,能强烈地感受到,“清华”和“改革”这两个关键词在他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在访谈中,顾立基回顾了自己在上海的成长经历、在清华园的求学故事以及在深圳为改革开放事业奋斗拼搏的岁月,他感慨地说:“我们这批人是跟共和国一起成长起来的,得到了国家对我们很多的照顾和培养。如果没有共产党解放了中国,就没有我这一生的成就,所以我从心底里热爱现在这个社会。”
顾立基,清华大学电机系1977级校友。历任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蛇口招商港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等职。
退休后曾兼任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特聘教授,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等职。曾任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圳市专家委员会专家(机电)。
“在工厂的十年磨砺了我”
顾立基1948年10月出生于上海。祖籍浙江上虞的父亲13岁从乡下到上海打工,“我是江浙一带到上海打工的第二代,也正因为是工人二代,所以尽管环境和条件很艰难,但也充满了机会。”顾立基说,他的父亲从浙江农村来到上海打工,在上海五四二厂工作,后来上了上海的工人大学,获得了工人大学的文凭。
工人出身的父母从小教育顾立基“要诚实,要读书”。“父母对我的教育影响很深,没有这两条,我以后很难能抓住那么多机会,也不会那么幸运。”谈及父母,顾立基感慨地说。
在父母的教育和影响下,顾立基从小热爱阅读,经常走到离家3公里的长宁区图书馆借书,由于长时间在光线昏暗的环境下看书,年纪小小的顾立基早早戴上了眼镜。
顾立基小学就读于五四二厂的子弟学校,后来考入了上海最好的中学——上海市上海中学。“我从初中到高中都比较顺利,成绩也很优异,后来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虽然只上到高中二年级,但实际上高中课程已经都学完了。”顾立基的语气透露着庆幸。
学生时代的顾立基
1968年,顾立基被分配到上海纺织局下属的印染机械修配厂工作。由于进厂晚,厂里最脏最累的活都是顾立基干。在工厂工作的十年里,顾立基当过锅炉工、车工、铣工、钳工、电工,他能吃苦又善动脑,后来被推举担任厂里的团总支书记。
“在工厂的十年给了我很大的磨难和教育,上海工人阶级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以至于多年以后我在中集担任领导工作时,完全可以理解工人们内心的真实想法。”1975年,顾立基被借调到上海市团委组织部参与基层工作,到上海的农场、郊区的农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锻炼,还做过征兵工作和飞行员的政审工作。
1977年,高考之门重启。顾立基说,上海中学的学生当时很向往两所大学,一个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简称,因校址在哈尔滨,通常称为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一个是清华大学。但是,当年清华大学在上海没有招生计划,顾立基最终报了上海交通大学,并在备注栏写下“如果清华大学在上海招生,我愿意去”。
“后来,拿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我一看是清华,又惊又喜,因为我当时并没有报名。”回忆起如何被清华录取,顾立基说,至今仍是个谜。
“振兴中华有了使劲儿的方向”
上了清华,顾立基和所有同学一样,珍惜这期盼已久的求学机会,紧紧抓住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拼了命地把过去10年的时间追回来。
“学生宿舍晚上9点半就关灯了,9点半以后,在洗漱房、在厕所、在校园的路灯下,都能看到把头埋进书本的同学。那时候,我特别羡慕睡觉少的同学,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回想起在清华园拼搏的时光,顾立基充满了怀念。
顾立基所在的班级简称“电师七”班。“‘电师七’在清华大学电机系应该是空前绝后的,不是通常的发(电)、高(压)、电(机),而是‘师’,这是‘文化大革命’后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批学生,1977级,1978年3月入学,是清华大学当时针对教师队伍的断层,为培养电机系所缺的青年教师而设立的。”
恢复高考的第一批考生踏入大学校门后,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也逐渐打开。“窗口一打开,我们才意识到中国是如此的落后,这对我们的冲击太强烈了,当时中国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作为大学生,我们特别渴望学习对发展经济、振兴中华有用的知识。”回想起当时对经济知识的渴求,顾立基的眼神闪着光。
“我们要具体怎么样做才能振兴中华?亚洲四小龙发展起来了,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有哪些经验?又有哪些教训?作为清华学子,我们又能起点什么作用?”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顾立基的心里。
为了探寻这些问题的答案,顾立基开始旁听经管系本科及研究生的一些课程,对经济管理知识的兴趣越发浓厚,和本班的周霆、汤伟等同学发起成立了清华大学学生经济管理爱好者协会。
“协会的影响力很大,一度成为校内最大的学生团体,三分之二以上在校的本科生、二分之一的在校研究生参加了协会,我们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报告会、专题讨论会、读书会和社会调查,定期邀请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来讲经济管理的课程,请来的人都很有分量,对同学们学习、世界观形成和参与社会工作都非常有用,清华校友、时任国家经委副局长朱镕基曾应邀作了两次讲座,反响相当热烈。可以说,协会的成立和发展,让同学们振兴中华有了使劲儿的方向。”言及这个意义不凡的协会,顾立基的自豪感写在了脸上。
在校期间,顾立基还参与了一次大规模的民众选举。“电师七”班有三位同学提出参加竞选北京市海淀区人民代表,顾立基是其中之一。作为清华大学学生经济管理爱好者协会的会长,顾立基在竞选中得到了全校很多同学、教师和领导的支持。
为了更好地接触选民和争取选票,那一年春节期间,顾立基留校,没有回上海,在学生食堂等各种公众场合发表演讲。在午餐或晚餐时间,端着碗的顾立基被哄到台子上回答选民的提问,台下是端着碗的选民,边伸着耳朵听他讲,边吃着饭。
“在竞选过程中,我们有理想但循序渐进,有抱负而脚踏实地,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现在做起。”顾立基坚定地说。最后竞选获得成功,顾立基还当选了那一届海淀区人大常委会委员。
“和袁庚交谈半小时后,我决定南下”
1982年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顾立基和室友在宿舍酣睡,房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隙,一位老者探头看了一下,又缩回去,室友以为是哪位同学的父亲或者宿舍看门的大爷到访,赶紧去开门,问他找谁。
老者答道:“我找顾立基。”
顾立基被叫醒,问老者:“您是谁?”
老者答道:“我是袁庚。”
作为蛇口工业区的创始人,65岁的袁庚在大女儿的陪同下,从西苑骑自行车经过清华西门到一号楼。“当时是很冷的天,袁庚骑了半个小时自行车来找我,坐在露天的长椅上跟我谈了半个小时,他一说就把我说服了,我就到了蛇口工业区。”顾立基回忆,由于自己成立了协会、参与了人大代表的选举,被袁庚注意到了,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袁庚会亲自上门找他。
“在半个小时的交谈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袁庚打了一个比喻,他把当时经济体制比喻成一篓螃蟹,互相钳住,谁都别想动,谁都不能动,要振兴中华,唯有改革,蛇口就是改革的试点。”41年过去了,和袁庚交谈的这一幕,顾立基依然记忆犹新。
“‘蛇口工业区虽然只有2.14平方公里,相对于全国960万平方公里不过是九牛一毛,如果我们改革成功了,对全国就有很大的意义,万一我们失败了,也只是九牛一毛,无伤大局。当然,我们一定要争取成功,避免失败。我们这一代人老了,当我们觉悟到要有所作为的时候,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袁庚的话让我瞬间热血沸腾!”袁庚关于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的思路和理念深深打动了顾立基。
顾立基获清华大学“优秀毕业生”称号
当年7月,34 岁的顾立基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应用电子学专业毕业。按照当时学校的分配方案,顾立基可以回到上海市纺织局工作,与家人团聚。“我是带薪上学的,工厂还发我工资,按理说我更应该回到那儿去。但是我想,我无论在哪里,做什么工作,都为了振兴中华,既然领导动员我去蛇口,而且那个地方又可以试验自己的想法,我还是坚定地选择南下。”
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艾知生在顾立基等八名清华学子即将要南下蛇口时,召集大家开了一个会,最后一次问他们:“你们是按原方案分配,还是铁了心南下蛇口工业区?”最后没有一个学生改变主意。
“小平同志视察蛇口,我负责记录全过程”
1982年11月5日,顾立基到蛇口工业区报到。“来到蛇口,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荒凉。四周都是荒山,工业区管委会就在一栋铁皮房子里,最好的两栋房是原来的边防哨所,给我们做宿舍,墙面风化剥落,像被子弹打过一样。每天晚上睡觉一定要挂蚊帐,主要不是防蚊子,而是防老鼠和蛇。”
1982年11月,蛇口企业管理培训班第二期学员在蛇口圆坛庙合影(后排右五为顾立基,二排右七为袁庚)
顾立基来到蛇口后,参加了第二期企业干部培训班的学习,系统学习了经济学概论、企业管理概论、外贸实务,还要学电脑、学开车,学英语和广东话。“记得我们都是从广州转道去深圳的,在广州问路时,真的是互相听不懂,所以必须学广东话。当时看香港连续剧,是学会广东话的捷径。”
培训班让学员们从思想上打开了大门。顾立基说,工业区从国内外聘请了一批专家学者,特别是来自香港的专家为学员授课。“其中,最有名的是香港前特首梁振英。梁振英当时作为香港促进现代化专业人士协会成员,为学员讲授测量学和地产。另外,培训班还请来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江绍伦为我们讲授心理学,在那个年代这是属于相当大胆的事。还安排我们去香港招商局考察,看香港的社会和环境,训练我们抛弃国有企业不适合当时市场的做法。”
无数新与旧的碰撞在这里激荡,无数“没想过”“没做过”在这里一一成为现实。培训班的课程,对于刚从“文革”阴影走出来的学员产生了巨大的震撼,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一时间难以接受。
“为了改革开放,必须转脑子!培训班出来的一大批新型干部,是现代企业商业文明的星火,让蛇口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程度模拟市场经济的区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和商业社会的起点。”顾立基坚定地说。
1983年,顾立基(右一)和时任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长刘达(中)在蛇口六湾海边合影
1983 年,蛇口工业区管理干部紧缺,仅在培训班学习了半年,顾立基等一批学员提前毕业,走向工作岗位。顾立基开始在工业区管委会办公室当秘书,凭借自己的努力,第二年就当了办公室主任,而原来的主任成了副主任。顾立基坦言:“这样的做法,在蛇口之外简直无法想象。”
担任办公室主任期间,顾立基最难忘的事,是1984年邓小平同志视察蛇口。“我的任务就是紧紧地跟着首长,记录首长的一言一行,他有什么指示,表情神态是怎么样的,我都要记录下来。我全程跟着邓小平同志视察,登上微波山俯瞰蛇口港,在工业区大厦听袁庚汇报情况。一路走来,刚开始,邓小平同志很严肃,直到看完整个蛇口工业区后,神情才舒展开来。”
顾立基回忆,袁庚向邓小平同志汇报说,蛇口的方针是“三个为主, 五不引进”,即“工业为主、外资为主、外销为主”,“来料加工不引进,补偿贸易不引进,有污染而又无法解决污染问题的工业不引进,设备陈旧落后的工业不引进, 产品外销占用我国出口配额的项目不引进”。
“我们感觉到,小平同志听了以后很感兴趣,还不断点头。当时预定的汇报时间其实已经到了,但小平同志连声说:‘讲下去讲下去,不限时间!’”回想起邓小平同志视察蛇口过程中的细节,顾立基说,在他个人看来,小平同志一路看,一路都在思索,所以才会有后来的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中集从资不抵债到盈利400万美元,我做了这三件事”
1983年,蛇口工业区启动干部制度改革,试行“干部冻结原有级别,施行聘任制”的做法,顾立基将自己定位为职业经理人,成为中国最早的职业经理人之一,他管理的第一家企业是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集”)。
1985年,顾立基参与管委会候选人演讲答辩
中集成立于1980年1月,是深圳第一批中外合资公司之一,由招商局和丹麦的宝隆洋行各占50%股份。初期,中集由丹麦人员管理,1982年试生产,但四年来,由于航运业萧条和内部文化冲突,公司已经到了资不抵债、面临破产的边缘。当时,蛇口工业区并不想这个合资企业就此走向关闭、清盘,于是提出将中集交由中方管理。丹麦方面同意让中方试一试,但表示后续亏损都由招商局负责。
1986年1月1日,顾立基临危受命,担任中集副总经理,由此开启了独立管理工作。刚开始,丹麦人莫斯卡担任总经理。莫斯卡和顾立基约定,两个月之内只能看,不能直接指挥,有意见可以告诉他。两个月之后,他让顾立基协助他负责质量控制。9月1日,丹麦管理团队撤出,顾立基开始担任总经理。
顾立基一上任就干了三件事。“一是裁员,一次裁员80%,300多人最后只留下了59人,58人是流水线上的骨干,只有我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总经理,兼任司机,有客人就我去接待;二是封存所有设备,既然当时没有订单,就先封存流水线,以免机器氧化、变锈,并让出了五分之四的厂房,然后到香港去接钢结构订单;三是组织班子,当时生产部有三个副经理,一个是搞生产的,一个是负责技术的,还有一个是天津大学学焊接的研究生,我组班子,选了搞生产的副经理当经理,因为他最能够领导工人解决实际问题,他就是后来中集总裁麦伯良。”
完成这三件事,顾立基承受了外人难以想象的压力和阻力,而中集也因此实现了起死回生,从1986年亏损80多万美金,到1987年实现历史上第一次盈利,达100多万美金,1988年盈利200多万美金,再到1989年400多万美金,用事实证明了“中国人能管好现代化企业”,当然也与航运市场转好有关。
中集恢复盈利以后,还通过兼并收购不断迎来新的发展。“中集兼并收购的成功的关键,是管理的输出。我们结合中国国情,在丹麦人的那一套管理基础上,形成了一套适合集装箱制造的质控、分配制度,兼并收购就是通过人把这套制度输出。”在顾立基看来,中集发展得那么好,离开不开蛇口工业区良好的外部环境,而这跟袁庚有非常大的关系。“袁庚是一名有理想、敢做事、能做成事的共产党员,他不仅有过人的胆识和魄力,而且心里始终想着,怎样让中国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给我们这批年轻人做了榜样。”
2003 年,袁庚与蛇口工业区干部在南海酒店合影(右三为袁庚,右二为顾立基)
顾立基坦言,在深圳几十年,有很多机会可以让个人变得富有。改革开放打开了一扇窗,苍蝇蚊子也都会跟着飞进来,不可避免地会有个别的不正之风。“但我们这一批到深圳的清华人,在深圳踏踏实实做了几十年,我们这批人在招商局包括在其他国企,是坚决抵制这些行为,这源于袁庚同志的以身作则,也源于我们多年在清华所受的教育。”
“清华校友对深圳科技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
1987年,顾立基调到香港工作,1991年调回蛇口,担任招商港务的总经理,后来在工业区当副总经理、总经理,兼任招商港务的董事长,为蛇口、为深圳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迈入千禧年之际,顾立基的目光瞄准了科技,运用风险投资推动科技的发展。
在经历了“三来一补”的阶段后,深圳转向了“科技立市”的战略,鼓励市场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中的主导地位,依托深圳高新科技园建设深圳虚拟大学园,陆续引进了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的研究院,并引入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为科技创新发展注入了知识和人才动力。“深圳发展的一个重要经验是特别强调宏观决策的超前性,‘科技立市’的战略十分有远见。”顾立基说。
招商局科技集团团队(左二为顾立基)
1999 年 1 月,招商集团在香港成立招商局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由顾立基负责。后来应深圳市邀请,招商局科技成建制搬回深圳。2000 年 8 月26 日,招商局科技成立北科创业中心,是国内最早按照企业化机制运作的孵化基地之一,主要针对电子通讯、生物工程等领域的高新技术项目进行孵化、培育和扶持。
“当时我们孵化了很多企业,我们投资过一家清华校友企业,是做多媒体芯片设计的。本来在广州做得也很好,但他一定要到深圳这边来。为什么?因为深圳有科技园,相当于孵化器和加速器。”顾立基说,由于芯片设计需要很多工具软件,比如设计芯片需要用到十个软件,每个软件需要十几万美金,一家小企业为了设计可能就要花一百多万美金来买工具软件。而深圳清华研究院当时有一批工具软件,这样一来,企业如果入驻,就能以很低的成本租用这个工具软件,这样就可以帮助企业快速启动,节约运作成本。“所以大批孵化器、研究院的引进,实际上帮企业把配套工作做得更完善,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包括海归人才。”
风险投资是科技创新企业发展的“推进器”,招商局科技集团为深圳乃至中国的科技发展起到很强的推动作用,中芯国际、展讯通信都是招商局科技集团属下基金领投,为中国芯片行业保留了星星火种。
2006年,顾立基出席在沈阳举办的中国风险投资论坛
“我建议,要加大宣传清华及清华校友对深圳科技发展作出的贡献!”2023年5月13日,在深圳校友会40周年座谈会上,顾立基作为深圳校友会副会长发言,他的发言只有一分半钟,简短却字字铿锵有力。顾立基认为,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到后来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和清华-伯克利深圳学院的基础上拓展建立的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包括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以及清华校友对推动深圳科技发展的贡献是巨大的。
“我只是做了一名改革者该做的事”
2004年,受时任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林功实邀请,顾立基在深研院讲授营销学的案例课。2009年,顾立基退休以后,被正式受聘为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兼职教授、特聘教授。
2013年3月,顾立基给学生讲课
“我一直认为,学工科的学生要学点管理知识,我们希望培养的是有创新意识、管理意识的工程师,而不是看不懂计划书的工程师,如果计划书有问题呢?我本身是做实业的,手头有非常多案例,而且都是最贴合时代的。当然,给学生讲案例包括给学生做题目的时候,都是要求他们签保密协议的。我很愿意把我在业界的经验,以及我自己的人生经验与同学们分享,我也很高兴看到学生研究我的案例,他们通过研究提炼总结出自己的观点,反过来,这些观点对企业也可能有所启发。”顾立基说,后来他再开了一门课“风险投资的策略与技巧”,林功实把这两门课合并在一起,增加了一些内容,开设了一门新的课“高新技术企业创办与管理”。
2012年,顾立基与首届“青年创业论坛”师生合影
在顾立基看来,教书育人不仅是授予学生创新创业必备的知识,更要教育学生做人的道理,培养学生远大的理想和志向。“‘勤恳+智慧’能做成生意,‘勤恳+智慧+理想’才能成就事业,清华学子要立大志、明大德、成大才、担大任,积极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先锋力量。”
2004年12月,袁庚应邀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做客紫荆讲坛。期间,他题词道:“敢为天下先,不愧清华人”。以顾立基为代表的第一批到蛇口的清华人用他们的改革精神和奋斗历程生动地诠释了这句题词。
袁庚做客紫荆讲坛
袁庚题词
2011年,顾立基出席庆祝清华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
“清华的精神、改革的精神早已深深地刻在我的骨子里,这两种‘基因’成就了现在的我。我从来不觉得我做出了什么很了不起的贡献,我只是做了一名清华学子该做的事,做了一名干部、一名改革者该做的事。”顾立基淡然而坚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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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林洲璐
图片来源|顾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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