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常沙娜已经放下画笔了。以前她闲来总在窗前摊开稿纸画画，将近90岁的时候，握笔还从来不抖。现在，她的时间都用来读书。一些书她一再重复地读，“很多书过去都看过，我没有注意，现在一看，内容都很丰富的。”她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新居里的书不多，多是与敦煌和父亲常书鸿相关。房间外的书桌上，摊开着一本《常书鸿自传》，书页上搁着老花镜。客厅的茶几上，也是常书鸿的书，下面压着一本《敦煌：众人受到召唤》。她重复了两遍书名，若有所思——“召唤，怎么召唤呢？”

“我很喜欢回忆。”她说。活到92岁，她庞大的记忆库从线条状变成块状的，每捕捉到一个关键词，就会开启一扇回忆的闸门。但不同时空的记忆偶尔会盘根错节缠绕在一起，从法国到敦煌，从重庆到北京，从常书鸿到林徽因，从母亲到儿子，从抗战到解放……往事有时会不分先后涌上心头。

她是“永远的敦煌少女”，她是“敦煌守护神”的女儿，她是梁思成、林徽因病床前的学生，她是人民大会堂的装饰设计师，她是中央工艺美院在任时间最长的院长……她是无数标签汇聚的一生，如今，她是一个蹒跚在记忆迷宫里的九旬老人。

20世纪40年代，常书鸿带着女儿常沙娜和儿子常嘉陵在莫高窟洞窟内。图/受访者提供

法语

“他是柯孟德，我的老朋友。”常沙娜坐在沙发里，微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久久地看着家里的客人，眼里满是慈祥。

沙发身后的墙上，挂着一个巨大的佛首艺术品，一米多高，慈眉善目地俯视着屋里的人。这是前几年从红庙北里的旧居带来的，常沙娜对佛教艺术很熟悉，连声夸好看。硬要从沙发起身，点亮天花板上的一圈射灯，佛像就笼罩在了光晕之下，如一圈佛光。

此时阳光猛烈，屋内明亮，灯光其实并没有起多大效果。她住在北京顺义区一座两层的楼里，院子里养着两条狗，小区管理森严，十分寂静，有保姆照顾她的起居，儿子时常来看她，她很满意这个住所。

这几天，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美术史家柯孟德来到中国，为其著作《中国百年绘画史》的第二版与中国艺术家做访谈，借住在常沙娜家里。柯孟德与常沙娜相识已有30多年，那时，常沙娜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说一口纯正的法语，“她很开放，不是一个传统的、无聊的领导。”柯孟德回忆说。

《中国百年绘画史》有600多页，其中与敦煌艺术有关的占了20页左右。常书鸿和常沙娜父女都是柯孟德研究的对象，他显然更关注常书鸿。去年，法国又出现了一幅常书鸿的大尺幅油画，3米长、2米宽，是常书鸿还没接触敦煌时的作品。常书鸿作为画家的一面，不断丰满起来。

柯孟德原想着能访谈常沙娜，再谈谈父女两代人的艺术人生，但常沙娜已经很难跟他做连贯的交流，他非常理解：“她太累了。”

早晨，柯孟德穿着拖鞋从二楼下楼，见到常沙娜，常沙娜会用法语热切地跟他打招呼：“你要吃水果吗？”面对这个外国朋友，她在法语、英语和中文之间随性地切换。“这些语言都在她脑子里……”柯孟德用手指绕着脑袋转了两个圈，意思是，缠绕在了一起。

英语是少年时代学的，20岁之前她曾在美国留学过两年。1948年，在来甘肃支教的加拿大籍犹太人叶丽华的主动牵线下，常沙娜去到美国波士顿，在波士顿艺术博物馆附属美术学校上学，系统修习素描、色彩、设计、人体解剖等美术课程。

现在，她已经一时想不起叶丽华的名字了，但她清楚地记得一件往事。有一年暑假，她在慈善夏令营里照顾小孩，有一天，一个白人小女孩指着黑人小女孩问她：沙娜，她为什么那么黑呀？常沙娜回答她：树林有好多蝴蝶，黑蝴蝶、黄蝴蝶、白蝴蝶都有，“你看，我们也一样，你是白的，她是黑的，我是黄的。”那时美国种族歧视还很严重，一个黑人小孩的家长听说这件事，专程来到夏令营，给她和黑人小孩拍照。后来很多年，她都把这张照片挂在卧室里。

而法语近乎于她的母语。1931年，中国爆发“九一八”事变那年，在法国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留学的常书鸿与妻子陈芝秀，迎来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批中国年轻的艺术家当时都在法国留学，与常书鸿交往甚多的有吕斯百、王临乙、刘开渠、徐悲鸿等人。常书鸿出生在杭州，小时候常常在西湖边写生。里昂也多水，两条河流哺育了它，其中一条名为La Saone，常书鸿用它为新生的孩子命名：沙娜。

出生第二年，常沙娜随父母搬到巴黎。她在法国生活到6岁，法语纯正，却不会说中国话。在巴黎，远离战火的常书鸿夫妇度过了充满阳光的青年时代，常沙娜则度过了无忧的童年。回到中国后，她在颠沛流离中生活了几年，12岁那年，父亲接上母亲和姐弟俩一起到了敦煌。常书鸿刚刚在此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中国人对敦煌莫高窟的保护。

从此，她的人生与敦煌紧密联结。敦煌不仅是她的精神故乡，也是她的艺术故乡。“我的学校经历不同于一般的孩子，学习敦煌艺术就是我的童子功。”她回忆道。

1986年6月，常书鸿与女儿常沙娜在北京家中仍离不开谈“敦煌”。图/受访者提供

1978年，常沙娜在日本敦煌展览开幕式上。图/受访者提供

母亲

80岁以后，常沙娜的名气突然大了起来。随着敦煌再次被瞩目，她以“敦煌少女”的身份走入公众视野，成为受到拥戴的文化老人。人们发现，这位老人一生投入祖国的建设，孜孜不倦，贡献卓然。

然而，作为一个经历了数个时代更迭的人，她一生经历的痛楚也比比皆是。在她80岁之后出版的回忆录里，她记下了那些令她刻骨铭心的伤痛时刻。

比如离别。1945年，母亲不告而别出走敦煌，从此离开了丈夫和两个孩子。这件事给予常沙娜巨大的打击和一生的困惑。父女两人都不曾讳言这段往事，但隔着时代，两人的表述逐渐显现分歧。

在常书鸿的描述中，他的原配妻子陈芝秀不堪忍受敦煌艰苦的环境，与一位转业来的国民党退役军官一道逃离了敦煌。当他发现时，竭尽全力追赶，结果晕倒在沙漠中，被一位寻找油矿的地质学家救起。他后来反思自己，没有重视她的思想情绪，“我自己一心沉在工作中，也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照顾妻子，工作不顺心时，还在家中与妻子发生口角甚至是争吵。这一切都是我过去所忽视的。”

而在常沙娜的回忆中，她对这件事有自己的看法。

在敦煌，常沙娜的记忆中满是父母的争吵声。父亲工作压力大，回到家常常发火，将外面的压力发泄在母亲头上，为一点小事就能争吵起来，气头上两人不止一次提到离婚。1945年，陈芝秀离开后，常书鸿曾带着孩子回到重庆，在与好友王临乙夫妇和吕斯百夫妇见面时，朋友们埋怨常书鸿对陈芝秀关心太少，称他“做得太绝了”。常书鸿听了，没有吭声。他们还劝说常沙娜不要怨恨母亲。但她还是不能原谅母亲，直到多年以后，她才理解母亲的内心，开始惦念起她。

17年后，1962年，常沙娜与母亲重逢。那年她带工艺美院学生到杭州实习，顺道看望住在杭州的大伯。大伯突然问她：“你想看看你妈妈吗？”陈芝秀离开敦煌后，回到杭州定居，常沙娜的大伯一直同情她，时有联系。在大伯的牵线下，母女二人分离17年后再次坐在了一起。

那一天，常沙娜大吃一惊，印象中美丽动人、神采奕奕的母亲，已经变成眼前脸色苍白、头发蓬乱、面无表情的老太太。陈芝秀后来嫁给了一个贫穷的工人，生活困顿，在街道给人做一些洗衣服之类的辛苦活儿补贴家用。那天见面，母女二人都没有太激动，也没有掉眼泪。但这次见面之后，她从此对母亲“再无嗔恨，只有同情”。

在回忆录中，常书鸿曾猜测过陈芝秀离开敦煌的另一个原因。

抗战中，常书鸿一家在贵阳遭遇日军空袭，炸弹落在他们所住的旅馆顶上。当时常书鸿正在医院探望病人，躲过一劫，陈芝秀和常沙娜从旅馆废墟死里逃生，沦为难民。母女二人被贵阳天主堂收容，精神受到刺激的陈芝秀开始信仰天主教。“她成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周坚持做礼拜，直到敦煌后也是如此。”常书鸿后来回忆说，“但条件却不一样了，敦煌是一个佛教圣地，作为一个信仰天主教的人，也许她还有另外一种内在的和深刻的不适应。”

在杭州见到母亲那一次，常沙娜记得母亲说：“现在我也很想哭，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一失足成千古恨！”

那次见面之后，她开始瞒着父亲偷偷给母亲寄钱，每个月5到10块钱，只有“文革”中中断过几年。每次收到钱，母亲都会给她写封信，告诉她钱花在哪儿了，“买奶粉用了几元几角，买暖水袋用了几元几角……”常沙娜感觉妈妈的字写得很差很差，与记忆中完全不同，见字如面，心里很难受。

她后来还想去杭州见母亲，但一直没去成，直到1979年母亲去世。

常沙娜与“和平鸽”头巾合影。图/受访者提供

父亲

常沙娜的学生、《黄沙与蓝天——常沙娜人生回忆》执笔蓝素明记得，常沙娜回忆关于母亲的事情时，语气十分淡然。但回忆父亲的时候，则常常十分动情，很多细小的画面都让她难以释怀。

譬如常沙娜常常回忆的一个画面，发生在1943年，常书鸿从重庆接上全家去往敦煌途中。沙漠中的敦煌条件艰苦，除了常书鸿，没什么人愿意去，妻子也跟他争吵了很多次。他一面为了理想建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一面要面对现实，安抚众人随他前往，内心十分孤独。深秋的一天，全家人坐着卡车赶路，停车加油时，常书鸿买了一碗醪糟蛋。端起来刚要吃，卡车突然开动，鸡蛋、汤水泼了他一身，脸上、眼镜上也挂满汤汁。这个中年男人狼狈、窘迫的时刻被常沙娜看在心里，觉得父亲好可怜。那时她才12岁。

可能从那个时候起，常沙娜便一直追随着父亲。听他的话，去洞窟里临摹壁画，学敦煌艺术；听他的话，在母亲离去时中断县城的学业，回到莫高窟照顾弟弟。她学着妈妈的样子，给弟弟织毛衣、做鞋、做饼干，“至于怎么照顾爸爸，我虽然不懂，也按照自己理解的尽力做了。”那年她14岁，“真是没妈的孩子早当家”。

“我这个人很听话，爸爸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常沙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不懂，我就跟着爸爸走，他把我带到石窟里去临摹壁画，我特别喜欢，而且画得很有感受。该做啥就做啥，跟你们现在年轻人想的很不一样。”

不仅听爸爸的话，她也听国家的、组织的话，“我没有什么喜不喜欢，我就听大人的话就对了。”往后参加人民大会堂建设，受命担任中央工艺美院院长，她都抱着这样的想法承担了下来。

蓝素明觉得，常书鸿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刻是抗战结束后，八年战争一结束，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人纷纷回家，常书鸿成了光杆司令，只剩两个工人。而国民党政府对敦煌研究所一直也并不看重，上下无着，此时他如果也一走了之、回到城市，是人之常情。但他扛了下来，回重庆到处“化缘”，几个月后，当他重返敦煌时，带着一辆美国十轮大卡车，装着几个从成都、重庆招收来的美院师生——敦煌研究所涅槃重生了。“我觉得这太不容易了，太伟大了。我看他回忆录里写到这段，都要流泪。”蓝素明说。

陪着父亲经历过这一切，常沙娜对他是打心眼里佩服和信服的。“他是带着很大的压力和负担在敦煌组织工作，生活很辛苦，他不是有人给他压力，是他自己想来的。”常沙娜说，除了保护石窟、临摹壁画，常书鸿还要种树、种菜、养鸭，提高研究所的生活水平，“爸爸都有规划的”。

现在在家里的墙上和书架上，最多的照片依然是常书鸿的。几本常书鸿的传记她翻来覆去地重读，在90多岁的年纪上，她将自己最多的时间依然交给了父亲。

1934年，常书鸿在巴黎画的《画家家庭》。图/受访者提供

美院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1951年，建筑学家梁思成和林徽因在故宫的敦煌文物展上偶然见到常沙娜，领着她进了工艺美术的大门。林徽因肺病很严重，常年卧床静养，床上支着一张小桌子，可以写字画画。梁思成身体也不好，有时也在家卧床养病。每天上午10点，常沙娜在林徽因病床前听她讲课。

林徽因在装饰艺术方面有深入研究，当时正着手北京传统工艺景泰蓝的新图案设计，将宫廷里使用的工艺，用在老百姓家里的灯座、托盘、果盒等日用品里。她鼓励常沙娜，将敦煌莫高窟的图案用在景泰蓝上。

林徽因改变了常沙娜的人生道路。她进入清华大学营建系担任助教，跨进工艺美术行业。后来，她加入新组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80年代后担任了15年院长。

走上这条路，也让她走出了父亲的影子。

亲做的是文物保护、古代艺术，而她做工艺美术、装饰设计，这是新中国建设中所需要的实用艺术。她为人民大会堂做装饰，为外交活动做国礼，为香港回归设计紫荆花……

很多年里，香港金紫荆广场那朵著名的紫荆花雕塑，设计者都是“中央工艺美院”。直到蓝素明执笔的回忆录写完后，人们才知道，主要设计者其实就是常沙娜本人。她不愿居功，默默地抹去了自己的名字。

她对名气不在乎，但对名声就不一样了。艺术家吕斯百和马光璇夫妇是常书鸿终身挚友，也是常沙娜的干爸干妈，他们没有孩子，临终前将遗产都留给了她。她动议在工艺美院设立一个吕斯百奖学金，院务会上全票通过，但推进不顺利，甚至还传出过流言。常沙娜生气极了，拿回了钱，用这笔钱将干爸干妈的灵骨从南京移到北京安葬。

常沙娜是个很有魄力的院长。在她任上，曾有政策允许艺术类院校附中的学生可以不参加文化课高考，以高中成绩作为入学参考，但她认为搞艺术必须有文化基础，坚决不在工艺美院执行这项政策，报考工艺美院的学生必须参加高考。此举引发强烈抵触。当时，常沙娜的儿子正准备报考工艺美院，很多双眼睛盯着，最终他顺利通过了高考。常沙娜罕见地给蓝素明写了封信，很克制地表达了自己的喜悦和宽慰，“我理解她的兴奋总要有个出口，就写给了我，但她也没有说得太具体。”

中央工艺美院倾注了常沙娜的半生心血。但到了1999年，工艺美院被并入清华大学，更名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常沙娜对于“工艺”之名的抹去耿耿于怀，她认为这是工艺美院区别于一般美术学院的特色。2011年，位于北京光华路上的工艺美院旧址被拆除，她呼吁保留旧址、建立工艺美术博物馆的声音，也被推土机淹没。

原址上，一座摩天大楼拔地而起。每次从那条路经过，她都“含着眼泪扭过头，不忍再看”。

故乡

自从常沙娜当了工艺美院副院长，公务繁忙以后，蓝素明就不再去打搅她。但常沙娜的丈夫崔泰山去世的时候，蓝素明去看过老师一次，当时院子里安静极了，家中似乎无人，她从门缝里塞进去了一张纸条，安慰老师节哀。后来，常沙娜告诉她，丈夫去世后，她没有休息一天，是靠工作熬过了最痛苦的日子。那是1989年。在那之后，亲人一个一个逝去了，父亲常书鸿去世于1994年，后来，干妈也离开了，最后，是比她小10岁的弟弟。

常沙娜退休以后，蓝素明与老师才开始频繁见面，也真正了解了老师。在她眼里，常沙娜心里存不住事儿，有事儿就要说出来，然后就过去了。这种性格或许帮助她化解了很多苦痛，“周围这么多人一个个离去，她好像都很平静地接受下来了。”

那句著名的法国谚语常常被她挂在嘴上，每当想起母亲说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每当想起一生中那些用语言难以说清楚的事，她脑子里都会闪现这句旷达的谚语——C'est la vie，这就是人生。

常沙娜生于法国，6岁时回到中国，12岁时到达敦煌，度过了人生中十分重要的5年。她内心的故乡到底在哪里？蓝素明说，是敦煌。“她以前每年都回敦煌，开店的商贩都认识她，她总说，我就是敦煌人。”蓝素明说。

书鸿也曾郑重地写信告诉她：“沙娜，不要忘记你是敦煌人。”

五六年前，柯孟德曾与常沙娜一起去过敦煌莫高窟。莫高窟一直保留着常书鸿故居，陈设简陋，土炕、书桌、木柜，柜顶上摆着断臂维纳斯的小雕塑和常书鸿的油画。常沙娜少年时也曾在这间屋子里生活。如今，故居里摆着一封常沙娜写给亡父的信：“时光流逝很快，沙娜也到耄耋之年了。我终生以您的教导，走着我一生与敦煌的传统文化艺术脉络跋涉不止的事业。”

那天站在屋子中央，常沙娜却突然用法语对柯孟德说：“我在里昂过得很幸福。”接着说了一句：“因为爸爸妈妈都在。”

这句话深深印在柯孟德脑中。“她说回中国之后，我的生活没有里昂那么幸福。”坐在常沙娜住所客厅的沙发里，他对记者说，“你现在很难问出她的心里话，她要说一些比较内心的话，都用法语说。”

常沙娜偶尔会哼起一首法国童谣：“在阿维尼翁桥上，我们跳啊跳，在阿维尼翁桥上，我们跳圆圈舞……”每次她唱起幼儿园学的童谣，她都满脸幸福和平静。

这天下午，柯孟德再次去了敦煌。在那里，他已经约好了几位以敦煌为题材的画家。

“我问他们怎么去啊？他们说坐飞机4个小时就到了。”常沙娜说，“我说那我试试看嘛，有机会，我最后再去看一看敦煌莫高窟。”

其实敦煌的机场已经存在了几十年，她去过了很多很多次。但她的回忆似乎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回到了小时候，那个需要坐卡车、坐驴车、骑骆驼去莫高窟的年代，那个爸爸、妈妈和弟弟都在身边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