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王义遒，1932年9月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今属宁波市江北区）。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52年10月，因院系调整进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1955年，留校任教。1961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大学自然科学处处长、教务长、副校长、常务副校长等。长期从事波谱学和量子电子学研究，是量子频标领域的奠基人之一。

“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时间，是如此神秘又令人着迷，从古至今，人类一直没有放弃过对时间计量的探索。原子钟作为世界上已知最准确的时间测量和频率标准，在科技发展、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波谱学和时间频标领域知名专家、著名物理学家、北京大学（以下简称北大）原常务副校长王义遒教授就是我国早期原子钟研制的主持者之一。数十年来，他怀着“国之所需、我之所愿”的初心，勇攀科研高峰，服务国防建设；钻研教育管理，赤诚培育新人。

接受红色启蒙，走上进步道路

在中学时期，王义遒就已经十分关心国家前途命运，阅读了许多进步书籍，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接受了红色启蒙。他确信中国一定要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为此，他还办进步壁报，撰写文章，拥护和欢迎解放。1949年5月，宁波解放。此后，王义遒更加积极追求进步，给同学们讲解“群众路线”“民主集中制”，还组织“识字夜校”，动员周围居民来学习。1949年11月，作为追求进步的有志青年，王义遒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1年，高中毕业后，王义遒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开始，他对学文还是学理拿不定主意，请教了当时的国文教师、班主任徐文星。徐老师说，现在国家要建设，更需要理工科人才。于是，他将清华物理系作为第一志愿。从这时候起，王义遒就树立了“国之所需，我之所愿”的信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气象深深触动了王义遒，他迸发出满腔热情，积极追求进步，希望在党的领导下全心全意为建设新中国奋斗。1952年6月25日，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系里同年级第一个入党的学生。

1952年院系调整后，王义遒来到北大物理系。1953年暑假，为迎接苏联专家来学校指导教学，王义遒等五名学生被选中作为翻译。当年暑假，他们放下其他的学习任务，突击学习俄语。苏联专家来校后，王义遒担任柯诺瓦洛夫的学术翻译。王义遒的俄语只经过三个月突击学习，为了能够更好地满足学术要求、完成翻译任务，他只能请柯诺瓦洛夫提前将课堂讲授内容写成讲义，提前进行翻译，保证了翻译的质量和教学的正常进行，最终还算勉强完成了翻译任务。一年后，他与苏联专家分手时得到了专家的赞许，这位专家在未名湖畔与他边走边说：“一个人的幸福来自受到别人的需要。这一年我感到幸福，因为我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这句话让王义遒记忆深刻，直到2022年，他九十岁时，在自己的回忆录《后记》中还写道：“我是有滋有味、有苦有辣地生活过，并被人需要过，我这一生就算是幸福的了。”

矢志报国，服务国防建设

1954年，王义遒毕业后留校任教，一开始从事光学方面的教学研究工作。后来受丁渝教授影响，王义遒意识到在一些问题上波谱学的研究方法比光谱学更有效。于是，他转修波谱学。1957年11月，王义遒到苏联学习波谱学。1961年10月，他回到北大无线电系波谱学教研室。

在苏联，他学的是核磁共振，回来以后很想继续做这方面的工作，还创办了“核磁共振在化学上的应用讨论班”。不过，无线电系系主任汪永铨教授一直希望，北大无线电系要承担重大国防课题，为国家强大作出突出贡献，为此他劝说王义遒从事原子钟的研究。经过了解，王义遒意识到，在精确打击时代，原子钟的作用甚至不亚于原子弹，要维护国家安全与政治独立，实现科技的自立自强，必须发展自己的原子钟。于是，他义无反顾选择了原子钟作为自己的终身事业。

1963年，王义遒将原子频标作为教研室的主要科研方向。当时，国外做的多数是铷频标，少数是铯频标。从研制技术和性能看，铷频标最好，可是研制光抽运铷频标必须用到铷的同位素，我国当时还不能生产，而美国对华禁运此类物质，从英国订货周期至少一年且价格昂贵。于是，他们决定先从铯原子钟做起。研究的过程充满了艰辛与枯燥，一些问题都需要几十甚至几百次实验来验证。例如：铯灯在什么时候共振光最强？他们进行了各种物理实验，在铯灯中充入不同的启辉气体，观察光抽运信号，直到经过反复实验，最终才发现那种能发出暗红玫瑰色灯光的状态得到的铯共振光最强。到1965年，王义遒成功主持研制了我国第一台原子钟——光抽运铯汽泡原子频标，稳定度达到六百年误差不大于一秒，翌年二月经国家科委审查批准参加“全国科技新产品展览”。

在“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下，相关科研工作暂停。直到1972年，四机部希望王义遒恢复原子频标研究，研制出指标适当、符合社会多方面需要、可以批量生产、可以带动一些产业的原子频标。经过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调查，王义遒决定先研制能规模生产的光抽运铷原子钟。经过反复实验，到1975年底，光抽运铷原子钟基本定型；1976年2月，通过了生产设计定型鉴定会，开始批量生产，这是我国第一批批量生产的光抽运铷原子钟，至1978年共生产约160台整机，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被授予全国科学大会奖。

改革开放后，国家重心调整为经济发展，国防项目和经费大幅压缩，原子频标研究也受到影响。但王义遒坚信，原子频标研究是必须坚持的，因为这是保证国防力量独立自主所必需的课题，我们要为今后发展保留“种子”和“火苗”。于是在1983年10月，王义遒启程先后赴法国、美国访学，跟踪国际前沿。

1985年2月，他回国担任北大自然科学处处长，此后虽然转向教育管理，但是始终没有放弃原子频标的研究，继续开展科研工作并教授课程。一方面，他继续推进激光抽运铯束频标研究，1993年，他与杨东海因“斜光检测激光抽运铯束频标”科研成果获中国物理学会饶毓泰物理奖；另一方面，他积极开展激光冷却原子的工作，带领团队参与了“原子光学与时间基准的研究”重大项目中“基于原子喷泉的新型铯原子频标研究”，在国内首次实现了铯磁光阱，被认为“为我国实现原子喷泉频标和开展激光致冷获得超冷原子研究打下了科学基础”。

在专心科研的同时，王义遒先后讲授了“核磁共振”“光的受激发射”“量子电子学基础”“波谱学基础”等课程，编著了《量子标频原理》这本我国原子频标研究者和工作者的必读书。2019年，他荣获由中国宇航学会计量与测试专业委员会、中国计量测试学会时间频率专业委员会、中国天文学会时间频率专业委员会、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授时与时间专业委员会联合推荐的全国时间频率领域终身成就奖。

如今，我国自主研制的铯原子喷泉钟已经参与驾驭国际原子时。我国的原子钟从一无所有，到奋起直追，再到现在站在了国际前沿，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其中凝聚着王义遒等老一辈科学家的奉献和心血，正是他们“坐住冷板凳、下得苦功夫”，才有了我们今天科技自立自强的底气。

丹心育人，将教育管理当作“专业”

1985年2月，王义遒从法国、美国访学回来不久，时任北大校长丁石孙和他谈话，让他担任北大自然科学处处长，并且嘱咐说，“在这个岗位上要先抓科研，将北大理科科研水平搞上去。”对于教育管理，王义遒一开始有些顾虑，毕竟还想在原子钟领域再做研究，不过，他想到了“国之所需、我之所愿”的初心，即使个人的研究方向进展放慢一些，甚至收缩一些，要是能使当前国家急需的科研方向在北大发展起来，给那些教师、科技人员以宽敞的舞台，为他们充分发挥才华提供英雄用武之地，自己也算尽职尽责了。因此，他接受了任命，全身心投入教育管理中。

1986年1月，王义遒又担任北大教务长，此后又历任北大副校长、常务副校长等，直到1999年退休前夕。历经十多年的高校教育管理工作，王义遒既亲身参与并推动了北大乃至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也用做科研的态度精心研究教育管理，作出了突出成绩。

作为北京大学教学科研工作的管理者之一，王义遒感到肩上责任很重。1953年9月全国综合大学工作会议赋予综合大学科学研究的重要任务：“综合大学是其他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的基础，是国家文化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段话对王义遒的影响很大，一辈子铭记在心，北大作为综合性大学，“是国家文化和科学发展的重要标志”，这是多么沉甸甸的重担！

在科研管理方面，王义遒回顾近代以来物理学自身的发展历史，他发现现代科学一直在分化，但也正是因为这种分化，才需要来一个“反作用”，进行“整合”与“重组”，以使科学技术更健康地发展，解决分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这种“整合”与“重组”会产生一系列的交叉学科、边缘学科，这将是学科发展的前沿。王义遒希望能够改变北大院系调整以来科研方面单纯强调基础和理论学科的局面，发展和加强应用、技术、前沿、边缘、交叉和综合的学科。他到处奔走，大力发展交叉学科中心，推动边缘交叉学科的科研工作。在他的任期里，北大从无到有，建立了 15个国家级的重点或专业实验室和2个工程研究中心，对此后北大学科和科研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

在担任北大教务长后，他开始参与教学管理工作。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有的计划经济时代人才培养模式已经不太适应时代需要，如何与时俱进推进教学改革？是摆在王义遒面前的最大课题。为此，从1986 年开始，他参与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文理基础学科人才使用的调研活动。这次调研实际上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北大的人才培养效果做了一次全面的调查。经过调查，他们感觉到，作为基础学科人才，基础打得宽厚扎实是最重要的。科学技术虽然不断发展，但有了牢固的基础，就能在百般变化中应付自如。王义遒认为，“这里最重要的基础当然就是一种自主学习、独立获取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于是，在学校领导下，他推进北大教学改革，进一步确定了“加强基础、分流培养”的教学改革方针，同时拓宽专业面，淡化专业界限，全面贯彻学分制，实行“活”而“严”的教学管理制度。1988年，王义遒等提出 “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 十六字作为教学改革的方针，随后逐渐推广，直到如今仍是北大本科教育的指导方针，并对全国高等教育改革产生一定影响。

此外，王义遒对学风建设也非常重视。改革开放初期，受社会影响，高校也出现了一些浮躁的不良氛围，为此，王义遒力主在师生中提倡和宣扬一种规范的北大好学风。他和学校领导、同事经过反复沟通商量，最终决定以“勤奋、严谨、求实、创新”作为北大学风，希望北大人保持不求名、不求利的纯真、求真风气。从此，“勤奋、严谨、求实、创新”这八个字作为北大学风而深入人心、流传开来。

作为一名科学家，王义遒也用做科研的态度对待教育管理。“既然干上这一行了，我就要将它作为专业工作来看待，要思考、要研究，探索规律、做到极致。”[2]他提倡，学校教育管理工作者要结合工作任务来研究问题、理清思路、写些文章，人人都要成为思想者，争取做出一些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建树。在教务长任期内，他极力支持汪永铨创办《北大教育评论》的前身——《高等教育论坛》，作为高等教育管理工作者研究和交流的园地。王义遒本人也以身作则，结合自己长期在教学一线和担任领导职务中对出现的新问题的思考，写作了大量教育管理的文章。

2002年退休以来，他始终退而不休，带着老骥伏枥的情怀和精神，继续发挥作用、贡献力量。科研方面，他自称继续“老来服役”，担任星载原子钟技术管理组首席专家，参与了对我国北斗导航系统至关重要的星载原子钟的研制，担任国防相关的重要项目专家组组长，以服务国防事业作为自己的主业。教育管理研究方面，他长期兼任着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和高等理科教育研究会等领导工作，经常思考大学管理相关的事，继续撰写相关文章，在全国高教界引起了较大反响。

“小我”融入“大我”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王义遒对此体会很深。从基础性理论研究，走上为国防服务的原子钟研究，王义遒对理工科“基础”与“应用”的关系有深刻见解。他认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基础引领应用，基础是应用的先导、源泉与后盾；而应用促进基础，应用为基础出题，做基础的推进与支撑。他还认为，基础研究有两种：一种是自由探索性的；一种是任务导向性。对于我们目前来看，任务导向性的研究应该放在更重要的地位，因为我们国家还有很多“卡脖子”的问题，亟需科技工作者奋起直追、勇攀高峰。

在教育管理中，王义遒也认为：“一流大学之所以成为一流大学，就在于其在使国家成为一流强国的过程中发挥应有作用。”[3]大学也要承担为国家谋富强、为民族谋复兴、为人民谋幸福的重任。“为国求学、努力自爱”，是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张亨嘉就任的训词，王义遒对此非常欣赏，他认为“为国”是学生“求学”的一个基本要求，这个传统应该传承下来、发扬光大。

年少之时，王义遒坚定了为党和人民、为新中国建设奉献一生的信仰；科研探索中，他以“国之所需、我之所愿”为导向，为国家的需要转换研究方向，为国防事业贡献力量；在管理岗位上，他用科研的精神钻研高校管理，推动北大教育改革、科技创新。回顾王义遒九十载人生历程，如同大川，波澜壮阔，也深刻感受到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带着深深的爱国情、报国志，他们始终将自身专业与时代需要深度结合，将个人奋斗与历史进程深度融合，把自己的小我融入到祖国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共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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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2]王义遒.行行重行行——王义遒口述史 [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9:124，26.

[3]王义遒.湖畔琐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