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蒋南翔（1913—1988），江苏宜兴人，马克思主义教育家。1932年9月入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在校期间参与“一二·九”爱国运动。1952年任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长、党委书记，后任北京市委常委、北京市高等学校党委第一书记、教育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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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的12月，北京已经进入深冬，气温已经在零下20度。北风吹过来，像鞭子在脸上抽。但是，9号这天，北京城里热火朝天，形成了与寒冷天气截然相反的氛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爆发了。

清华大学救国会在这天散发了著名的《告全国民众书》，大声疾呼：“亲爱的全国同胞，中国民族的危机，已到最后五分钟。我们，窒息在文化古城里上着最后一课的青年，实已切身感受到难堪的亡国惨痛”“起来吧，亡国奴前夕的全国同胞！中国是没有几个华北和东北，是经不起几回‘退让’和‘屈服’的！唇亡齿寒，亡国的惨痛，不久又要临头了！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全国大众，大家赶快联合起来！……要以血肉和头颅换取我们的自由”……其中一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被广为传诵。

《告全国民众书》的作者，正是当时清华大学22岁的中文系学生、地下党支部书记蒋南翔。他一生宦海波澜，但毕竟书生本色，似乎总是和当年的这张书桌有着牵扯不断的因缘。

1941年蒋南翔前往延安，在中央青委工作，并逐渐展现出他对教育的“远大抱负和预见”。当时的延安教育界有一句口号：为边区就是为中国，为今天就是为将来。蒋南翔则认为口号不妥。他说：既要为边区、为今天，更要为中国、为将来。他提出了“南开中学论”的教育观点，呼吁要向南开学习，教育要系统、完整。然而，不管是当时的战争背景，还是领导理念，都不可能给蒋南翔在延安办类似“南开”的机会。

差不多10年后，1952年11月经周恩来总理提议，相关部门批准，蒋南翔要回到母校清华大学出任校长。

怀着兴奋之情，蒋南翔走马上任。但在正式上任前，他视察了东北工业基地，想了解国家的建设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蒋南翔是带着梦想来清华的。作家韦君宜曾回忆，“（蒋南翔）一进清华就抓质量，教师质量和学生质量。著名的‘宝塔尖论’曾经在‘文革’中给他带来了多少批判，甚至人身攻击和谩骂，但他至死不悔。他认为，要把好教授、好设备集中在一起，努力培养好学生，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少数高级人材。为此，要反对在教育上搞分散主义。为使学生成材，他坚持大学要敢于‘泻肚子’，不合格的学生应该降级，反对把学得不行的工农速成中学生勉强塞进大学。他说：大量招收水平很低的学生，名曰办大学，实际是浪费国家经费，无益于国家。”

和平年代里，一张安静的书桌当然可以放下，但要想坐在这张书桌前好好读几年书，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56年，全国经济冒进，教育也跟着冒进，高校招生人数直接翻了一番。蒋南翔感到这种不顾实际的“大跃进”必然会把高等教育拖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危机，于是他与其他学者联名写了《关于高等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虽然无力扭转乾坤，但作为一名教育家，他尽到了应尽的责任。

不幸的是，时代的发展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教育越来越脱离实际，同时也开始了高等教育的“大跃进”。1958年，全国范围爆发“教育大革命”，各地纷纷掀起大办高校的狂潮。高校超常发展的同时也陷入了混乱。

1961年3月，根据中央指示，蒋南翔与教育部部长杨秀峰一起在北京、天津等地对高等学校进行调研，在此基础上主持起草《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1961年9月正式批准试行。条例草案充分吸取了“教育大革命”期间的教训，针对过去高等教育发展单纯重视数量而忽视质量的倾向，条例明确规定高等学校必须以教学为主；必须正确处理教学工作与生产劳动、科学研究、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必须正确划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高等学校必须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作用，有计划地培养青年教师……条例还借鉴了1958年以前高等教育正规化发展的经验，突出高等学校“以教学为主”的规定，说明“教育大革命”时期的做法偏离了高等教育注重质量的要求。

在这期间，蒋南翔还主持起草了“中学五十条”和“小学四十条”，也先后经中央审议通过。这些条例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校教育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特色，为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虽然“四十条”“五十条”“六十条”有很大的拨乱反正作用，但后来时代的洪流到了不可言说的地步，再一次难以安放一张平静的书桌。

在中国教育史上，蒋南翔是一个难以忽略的名字。他的背影，依旧在历史的时空里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