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你看到网上是怎么说你爷爷的吗？能不能找到那些作者，让他们帮忙澄清文章里的错误？”

几年前，住在德国的自由写作者王冬妮接到了母亲的一个电话。电话中，母亲口气急切，说她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民国故事，涉及家中亲人，内容胡编乱造。在母亲发来的视频里，王冬妮看到了民国诗人徐志摩和陆小曼的爱情传奇，也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王赓（第三批庚款留美生）。视频中提到，王赓是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民国军官、青年才俊，他的妻子陆小曼出轨了诗人徐志摩，他备受打击后仍痴情不改，二人离婚后，他甚至未再娶妻，以至于终身无后，郁郁而终。

这个故事令王冬妮感到啼笑皆非，因为她就是王赓的后人。她是王赓的长子王兴安的二女儿，王赓的亲孙女。虽然她是一位“80后”，没有机会见到这位早在1942年就去世了的祖父，但没有人能否定他们家族的存在。于是，为了帮家人澄清这些问题，王冬妮开始寻找发布这些故事的人。但真正操作起来，她才发现这很难做到。

因此，王冬妮产生了一个想法：她想为祖父王赓写一本传记。她拥有斯坦福大学古典学的博士学位，查找史料，并严谨地还原一个人、一个时代的样貌，正是她作为一名历史学者的基本功。于是，她开始“打捞”祖父在历史上留下的所有痕迹。在查找、探寻和写作的漫长过程中，她惊讶地发现，除了那个沉默的军官形象之外，王赓还拥有更多有趣的侧面，更大的社会贡献和更令人唏嘘的人生故事。

2024年8月，这本名为《江河行地，海浪无声——我的祖父王赓》的传记在中国大陆上市，其中包含大量尚未在中文世界公开过的资料。王赓这样一位曾经被历史忽视的重要人物的一生，也就通过这样的方式，被他的后代描摹了出来。正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历史学家马勇所言，王赓是一个值得重新研究的历史人物，而在未来人们讨论民国史时，这本书也将成为“一个重要的补充”。

王赓（1895—1942)

民国文人故事中的背影

在陆小曼等人的记述中，王赓是一个性格刻板，不算有趣的“前夫”，人们也知道，作为军人，他常年在各地奔波，不懂浪漫，这些成了陆小曼离开他的重要理由。于是多年来，人们眼中的王赓形象，军装挺拔，表情平静，仿佛没什么情绪波动。但是，如果再多翻看一些民国时期的重要老照片，人们就会发现，历史上很多群英荟萃的重要时刻，都有王赓的身影存在。王赓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他的能力和重要性，远远地超出了“名人前夫”这个八卦的标签。

比如，在巴黎和会上，王赓曾作为中国外交使团的重要一员，全程出席。在1920年9月，北京文化圈的一件盛事——哲学家罗素中国巡回演讲的活动中，王赓也曾热情参与，和同为庚子赔款留学生的好友、语言学家赵元任一起与罗素合影。他的朋友圈中还有很多地位显赫的民国名人：梁启超是他出席巴黎和会时拜下的老师；后来和他成为情敌的徐志摩，也是和他关系亲密的“梁门”师兄弟；在北京生活、工作时，胡适等人也常去王赓家做客。此外，王赓也是当时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以及赵元任、任鸿隽等人发起的“中国科学社”的成员，社交圈子不可谓不广。

这些历史夹缝中的身影，正是王赓的孙女王冬妮探索王赓身世的最初线索。为了挖出这些照片和信息背后的故事，她去过王赓的出生地无锡，到过美国、欧洲的档案馆，也尽可能地搜集了家人们对王赓的记忆，还与远在中国台湾的亲友联络，查找王赓与他们通信的资料。更多的时候，她在浩如烟海的资料里寻觅着王赓的踪迹。渐渐地，她发现，在海外，尤其是在美国的教育档案中，王赓的资料非常全面，甚至可以清晰地勾画出他青少年时期的形象。这个形象，与人们印象中那个沉静、稳重的军人大相径庭。

在档案中，人们能看到，少年王赓是当时一位知名的“学霸”。1911年，他以16岁的年纪取得了第三届庚子赔款资助赴美的留学生资格，从家乡无锡到北京“游美学务处”进行训练，又漂洋过海去美国读书。在美国，为了寻找更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他先后就读于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三所名校，并最终于1915年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文学学士学位。记录显示，王赓在那时居然是一位热爱莎士比亚的少年，甚至曾有过和徐志摩类似的文学梦。但是很快，“一战”的爆发，世界局势的纷乱，加剧了王赓对祖国命运的担忧，促使他选择了另外一个研究领域——军事。于是，他在拿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学位后，又继续进入西点军校学习。

西点军校的年刊《榴弹炮》曾为王赓写下一篇小传，这篇文章提到，如果中国年轻人都像王赓一样，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一定会前程似锦。在西点，除了学业优秀，还有一件事令王赓的美国同学心生敬意。在一个圣诞假期里，王赓应学校的安排，帮助所有没通过考试的同学进行复习，在他的努力下，很多人补考成功。

最终，王赓以名列前茅的成绩从西点军校毕业，在毕业典礼上他表示，自己的理想就是要用全部所学去建设中国军队。这是王赓留美多年，被现代化的生活和教育熏陶后的结论，也是他的个人激情和时代需要共同决定的。而在当时，他对现代化军事的思考，可以说是相当具有前瞻性的。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思考、目标和理想，王赓日后才能够与诸多民国思想家、文学家一道，聚在梁启超门下，试图共同实现“救国救民”的终极理想。

这些保存完好的资料，逐渐解开了王冬妮内心盘旋着的疑问。为何祖父年轻时一直担任军职，却和民国学术、文学圈的人往来密切？其实是因为王赓本来就是民国海外留学群体中的一个重要成员，和这些学者有类似的留学背景，相似的理想和师承，以及类似的朋友圈子。只是后来，个人的性格、职业的选择，加上战乱时期阴差阳错的命运轨迹，让他与其中一些朋友渐行渐远，最终在这段纷乱的旅途中彻底失散。

王赓与妻子陈剑趣。本文图/ 《江河行地，海浪无声——我的祖父王赓》

浪漫思潮中，一个务实生活的人

随着研究的深入，资料的增多，孙女王冬妮眼中的祖父形象逐渐清晰起来。她发现，祖父和那些名人朋友们选择的人生道路，确实不太一样。20世纪初，国门刚刚打开，很多留学人才归国后选择在学术界、文化界大展拳脚，喜欢讨论新鲜的主义与思潮。只有王赓大学一毕业就进入了军界。这个选择，主要还是源于他对于军事领域的兴趣。1918年8月，他以西点军校毕业生的身份入职北洋政府陆军部，被授予少尉军衔，很快又升任陆军中校。或许因为做惯了实务，过去的那些文学理想就在他的生命中淡去了。“他不在乎什么主义，主要还是实在地做事。”王冬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入职陆军部后不久，1919年，王赓迎来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份重要的工作。他被任命为海陆军顾问兼外交部翻译，随巴黎和会代表团出访。在这场大会上，虽然年轻的王赓没有什么机会公开露面，但参与如此重大的国际事件，还是让他获得了极大的内心触动。通过这次会议，他也与代表团中的三个人结为忘年交，就是他的老师思想家梁启超，他的挚友军事家蒋百里，以及他在陆军部的上司唐在礼。其中，梁启超和唐在礼这两位长辈，都曾在他日后那段失败的婚姻中扮演过重要的角色。

务实的性格，体现在王赓从法国归国之后的一系列抉择中，他选择了一条稳健、高效的做实事的路，去实现他的报国理想。1919年从法国回到北京后，他迅速被新创办的“中华民国航空局”任命为委员，他也很快投入到建设航空事业的工作中。在他到任的第二年，第一条民用京沪航线的北京到天津段就试飞成功了。此后，中国最早的民间航空团体“中华航空协会”也很快成立。当时，除了执行航空局委员的工作之外，王赓还担任中国第一本航空期刊《航空》杂志的主编，以及航空训练所的教练，可以想象，他在那个时期有多么忙碌和意气风发。

而在婚恋这件事上，王赓也选择了一条符合自己性格的稳重路线。王赓和陆小曼的婚姻，正是王赓的上司唐在礼牵线介绍而成的。但不同于传言中的那样，两个人的婚姻不算是“包办”。因为陆小曼的父亲陆定是中国第一家商业储蓄银行的创办人，也是曾经的留日学生，家风开放、民主，不会违背女儿的意愿。虽说王赓确实是陆小曼父母看中的人选，但他们二人也经过了自由恋爱的过程，才在1922年正式进入婚姻的。

婚后的王赓没有想到，他稳重、宽厚的性格，以及对工作的热爱，竟然都成了家庭生活中的隐患。1923年，王赓被任命为哈尔滨警察厅厅长，要去东北就职，陆小曼因为不适应外地生活而留在了北京，两人有了嫌隙。其实，性格迥异的两人之间早已产生问题。在北京时，王赓沉浸于工作中，经常在办公室批改公文到深夜，对妻子的情绪越来越不敏感。由于这个原因，当时仅有二十岁上下的陆小曼很快把心思转移到了别处。巧合的是，那段时期，诗人徐志摩因为追求才女林徽因不成，内心痛苦，经常到朋友家打发时间，这些朋友中就包括他的师兄王赓。而一开始吸引徐志摩上门做客的不是陆小曼，而是王赓本人。徐志摩喜欢王赓的渊博和大度，愿意跟他探讨文学和军事，为了让王赓开心，他还主动翻译过几首王赓喜欢的英国作家哈代的诗歌。

当时的王赓，也十分欢迎徐志摩的到来，他还真心地希望这样的朋友替他照顾、陪伴妻子，但他却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存在极大的变数。有一个例子能看出王赓这种“不设防”的性格：在外地时，他甚至还写信关照胡适、张歆海等北京的朋友去看望陆小曼。结果，胡适和张歆海也开始对陆小曼产生暧昧之情，只是因为陆小曼早已爱上了经常上门陪伴，也和她一样任性浪漫的徐志摩，拒绝了另外两位才子的追求。总之，这场沸沸扬扬的情场公案，最终以陆小曼变心、王赓妥协离婚告终，从始至终，他都没有为自己解释太多，只是努力劝说自己接纳了现实。

《江河行地，海浪无声——我的祖父王赓》王冬妮著

忠于职守、包容忍让、不爱为自己辩解的性格，让王赓这样一位归国才俊，莫名其妙地成为一桩情感公案中的悲情人物。王赓的孙女王冬妮在《江河行地，海浪无声——我的祖父王赓》这本传记中提到，多年后，她的堂叔，也就是王赓的亲侄子，在香港偶遇了曾在陆小曼和王赓离婚事件中斡旋的画家刘海粟，谈起王赓，这位老艺术家还一直感念他的“正直、善良和推己及人”。在那个人人都讲求理想、飞扬和浪漫的时代里，王赓选择做一个低头看路，务实生活的人。

沉入历史的海底

1926年“七夕节”，在徐志摩和陆小曼那场惊世骇俗的婚礼上，王赓和徐志摩共同的老师梁启超发表了“史上最愤怒”的一篇证婚词，严厉批评徐、陆二人的背德行为。多年后，当王赓的孙女王冬妮阅读到史料中的这段演讲时，她还会感觉“心中一暖”。像梁启超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能在这样的公开场合，为她那不善辩解的祖父打抱不平，实在是让她感动。王赓本人确实没在这个尴尬的场合中现身，但他真诚地送上厚礼，祝福两位好友，还单独给陆小曼写了一张字条，上书“苦尽甘来方知味”。听起来，这句话倒像是他的自我安慰。

王赓当时还不知道，其实苦尽也未必甘来。几年后，一场牢狱之灾突然降临，这场灾祸令他名誉受损，他为抗日，为军事现代化建设所做的那些事，也差一点因此沉入历史的海底。那是在1932年2月27日，王赓突然闯进上海英租界的礼查饭店，惊慌地号称自己正在被日本人追捕，希望饭店里的人们救救他，但没有人敢出手相救。于是他按照当时的国际法，主动进入虹口的巡捕房求和，最后，他还是被日本人扣押了三天三夜。在中日关系极度紧张的时刻，一位中国军官被日方扣押，这件事立刻成了当时的大新闻，甚至引来了外国媒体追踪报道。

赓为何会在这样一个战乱的关头出现在上海？实际上，此前他应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的邀请，担任财政部缉私处税务警察总团团长。这支部队原本不算在正式编队当中，而在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形势严峻，王赓的部队也奉命参加了抵抗日军的战斗，因此，他也经常在上海战场附近活动。而就在王赓被扣后没多久，日军一下击中了中国淞沪守军的要害。于是很多人开始怀疑，是有人把情报泄露给了日军，导致了战败。一时间，流言四起，有传言称，被扣押的军官王赓手中有重要的地图和作战计划，资料是因为他的失误落入了日军手中。还有人传说，他是为了去见前妻陆小曼而闯入外国租界的。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为了供养陆小曼，才“投敌叛国”取悦日本人。

事情发生后，王赓的部下莫雄曾为他发声证实，重要文件当时全留在了莫雄手里，王赓不可能持有。王赓自己也曾手写书信，向蒋介石说明事实。他说，自己从战争防线去租界，是因为宋子文当天电话召他见面，见面后，他想顺路去美国领事馆寻找一位西点军校的校友，私下打听一些合作事项。因为战时路况复杂，他迷了路，又遭遇了日军便衣队的追查，才导致被捕。最终，各种证据证明，王赓没有泄露重要文件，但因为“擅离戒严地点，事先未经过呈报”的行为，被判处两年六个月的有期徒刑。这些记录，在当年的历史资料中都能查到。

这场灾祸，摧毁了王赓的身体和名誉，他的身体状况大不如前。幸运的是，出狱后，国民政府一位“神秘人物”资助他到德国休养，也帮他避开了流言蜚语。三年后，饱受磨难的王赓回国，终于感受到一些时来运转的味道。他先到铁道部任职，后来又应抗战需要和民国“兵工之父”俞大维的委托，到兵工署工作。在这里，他继续发挥自己的才能，带领团队引进欧美先进的兵工技术制造武器，应对抗日的需求。度过了不惑之年的他也终于有了自己的新家，在与一位广东女子陈剑趣结婚后，他升任兵工署昆明办事处处长，远赴昆明就职安家。他很快有了一儿一女，而那个让王赓第一次感受到身为人父喜悦的长子，就是王冬妮的父亲王兴安。

王赓毕竟是当时的稀缺人才，他很快又被委派了重任，被调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任昆明办事处处长。在抗战的艰难时期，这个岗位上的领导人员要面临人与物的大迁徙，劳心又劳力，但王赓不但忠于职守，还利用自己在交通方面的职务，积极为当时迁居西南地区的学者们的聚会、交流提供方便，为他们的学术成果保驾护航。有一次，他亲自开车将费正清、老舍等人载出门，和他们一起参加学者聚会。1941年，学者傅斯年曾给王赓发过两封电报，其中一封就是委托他查询“史语所”的运输物品，其中包括文物、古籍、拓片、化石等珍贵物品。虽然战火纷飞，青春时光不再，这毕竟还是王赓人生中一段愉快的日子，因为他终于不再是孤身一人，也有了更多的机会和这些老友相聚，仿佛回到了当年在京城的日子。

苦尽甘来的日子确实很短，命运之神在王赓刚刚缓过一口气时再度变脸。1942年3月初，国民政府派以熊式辉为首的军事代表团前往美国，寻求军事合作，因为王赓和美方的会议主席艾森豪威尔是西点军校的校友，他又有很多外交经验，因此他也被指派加入代表团。当时，因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向东飞行的航线全部封锁，代表团只能向西飞行，从重庆出发，途经印度加尔各答、埃及开罗到达美国华盛顿。王赓不顾自己身体欠佳，坚持踏上了这段漫长的行程，可惜的是，他的身体禁不住劳顿，每况愈下，没能熬到抵达美国，他就垮掉了。

1942年7月3日凌晨，王赓在开罗窄小的病床上去世，身边没有亲友，最终也孤独地葬在了埃及。他的遗言中，除了对家人的交代，对于国事也留下了一句“抵抗至胜利为止”。这番爱国之心，对照着他曾经的遭际，实在令人唏嘘。因为没来得及为自己著书立说，也几乎没有文学作品传世，更没有留下日记，于是在后来，王赓的名字只能偶尔闪现于民国的花边新闻中。

完成对王赓身世的调查和写作后，王冬妮在柏林的家中享受着温暖的秋日阳光。她突然想到：1932年的柏林天空下，遭遇挫折后赴德国休养的祖父，是否也享受过与此刻一样的阳光？她也曾想：如果祖父能多活一些日子，他还有哪些事要做？或许是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女成长为新一代知识分子、成家立业。但这一切他都没有机会经历，不仅如此，就连他本人的真实经历都险些被埋在历史的海底，无法重见天日。

“现在，历史的书写（责任），可能已经来到了我们这代人的手上吧。”王冬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写完这本传记之后，她希望能邀请更多年轻人一起，去发掘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家族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