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从1909年游美学务处成立，到清华学堂创立，到清华学校复校改制，始终其事负责领导这一系列工作的学校领导人，正是校长唐国安。

他曾是游美学务处总办的候选人。游美学务处是一个负责庚款留美的领导机构，由外务部和学部各派一位丞参级人员为总办，共同负责。外务部派出周自齐，学部派出杨熊祥。后外务部考虑周自齐外事繁忙，就又加派一位五品主事唐国安为会办以协助。张之洞认为学务处工作单一，只需各派一名总办即可，无须会办，于是外务部就改提唐国安为总办充任之。张之洞坚持总办职级不宜降低，仍应由周自齐担任，但考虑外务部的实际困难，就同意加派唐国安为会办；学部相应增派范源廉为会办，又将周自齐纳入学部，取代杨熊祥为总办，一身代表两部。历史表明唐国安曾是游美学务处总办的候选人，既表明他的能力被外务部认可，足以担当游美学务处的领导工作，又表明他并未因自身职级低微而懈怠，却勇于承担应负的责任，在以后的工作中始终挑起领导工作的重担。

他是容闳带出国留学的留美幼童，西学东渐的践行者。游美学务处成立后，首要任务是选派一批留学生赴美学习。选拔考试由周自齐、范源濂、唐国安主考。科目分中英文两部分，英文部分由唐国安主持，这给了他伸展自己英文才能的机会。考生刘崇鋐（西南联大教授、台湾大学教授）回忆，唐先生的英文太好了，连标点符号都念得那么精准！这并非偶然。唐国安是“留学生之父”容闳19世纪70年代率幼童赴美的留学生之一，在美8年，念完高中，入耶鲁大学法律系，二年级肄业，学习成绩一贯列居前茅。回国后其英文特长得到发挥，曾与颜惠庆创办中国第一张英文报——《南方报》英文版，任该报英文主笔，同时兼任《环球中国学生报》英文主笔，基督教青年会英文会刊《中国青年》主笔，撰写了大量英文文章；后又曾为袁世凯及陆军大臣毓朗、海军大臣溥伦等政要充当英文翻译，出色完成任务，深受袁世凯赏识，并被聘为袁府英文教师。

他接续了容闳留美教育计划，是留美教育的赓续者。1909年9月，唐国安在他的侄子唐孟伦协助下，率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47名赴美留学。先是在上海集中，由留美幼童出身的游美学务处上海办事处主任唐元湛负责接待，为诸生办理一切出国手续。然后乘蒸汽机轮船“中国号”，经日本，越太平洋，在美国旧金山登陆，改乘火车，横跨北美大陆，最终抵达华盛顿。一路走的正是36年前唐国安随容闳出洋留学之路。他们一行受到美国社会关注，多家美国报刊做了报道，突出唐国安这位美国耶鲁大学学生为领队，并附有他的照片，充分展示了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以及文化教育的敦睦作用和影响。抵美后，由同是留美幼童出身的游美学务处美国监督处主任容揆协助安顿。经过一番甄别，分别将学生派入高中或大学。梅贻琦被分派入伍斯特大学学习，这是一所州立大学。这次出国留学实施成功，表示中断了近30多年的留美教育事业在众多留美幼童的努力下得到接续。台湾学者林子勋称唐国安是容闳留美教育事业的赓续者。此前唐国安在《环球中国学生报》发刊号上写有《寄语中国留学生》一文，力主选派学生出国留学的必要性，此时得到实现。

他不畏西方列强强暴，勇于伸张正义，被上海市民誉为“社会之义士”。唐国安归国后头20年，在中外企业中担任翻译和管理工作。在长期工作实践中，他感受到西方列强对中国人的欺压，大大激起他的民族感情和爱国情绪。1903年初到上海，就和颜惠庆一同参加一场关于西方列强在华“治外法权”优劣的英语辩论会。他在辩论中对治外法权横加在中国人身上的祸害大加鞭笞，有理有据，有声有色，最终获胜，大长中国人的志气。作为《南方报》英文版的主笔，他针对英租界发生的英国警方大闹“会审公堂”的野蛮行径，登载了一批文章予以谴责。他眼见住在租界里的中国人在社会骚乱中受到伤害，极感不平，力主建立一支中国法警，必要时开入上海租界保护中国人。这一主张在《南方报》上披露后，受到英方《北华捷报》的点名批评和指责，他坚不退让。由于他一贯地对租界当局蛮横态度进行批评，遭到他们的忌恨，法租界工部局扬言要将他逐出租界。他伸张正义，坚持斗争，为同胞呼唤，被上海市民誉为“社会之义士”

他尊崇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主张中西文化相谐共处。几十年国内工作磨练，使他深感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博大精深，而这正是西方传教士普遍不理解并把它视为传教布道的一大障碍。针对他们对中国人的尊祖和孝道的指责，他写道，孝敬和祭祀自己故去的父母和祖先，体现了宇宙长河中的生生不息、生与死的沟通，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于一体的枢纽。祭祖是中国人家庭生活的根基，而家庭生活又是庞大的社会结构——国家的根基。他惊诧于在中国儒家思想无处不在，人们尊重孔子，并非将他奉为神明，不乞其助，不求其财，亦不求其宽恕，而因孔子是完美的人格，是华人道德思想之楷模，是古代中国济世救国之奇才。又说，至圣先师孔子为王，凡2500年，涉及人类1/4，影响思想之巨，民族烙印之深，佛祖亦无，亘古未有。以上观点见于他发表在纽约《环球宣教评论》1905年8-12期上一篇英文长文中。他尤其感到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开放和宽容性，在万国禁烟会上提出西方基督教思想与东方儒家思想相偕共处，共筑人类思想道德的高地。

他坚决复校改制，创立清华学校，是早期清华主要奠基人。1911年4月，清华学堂创立，周自齐任总监，颜惠庆为代理总监，唐国安、范源廉为副总监。不及半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崩塌，学堂随之关闭。周自齐、颜惠庆、范源廉弃教从政，进入袁世凯治下的内阁，学校领导只留下唐国安一人坚守。他不改初心，努力维护校园校产不被侵占和损坏，积极延揽人才，积蓄力量，为他日复校做准备。半年后，民国政府成立，唐国安把清华带入民国新时期复校，被誉为“寿与国同”。复校不是简单复旧，而是适应民国新时期的需要，构建新的架构。先是撤销游美学务处，将其各项职能集中于学校领导，实行校长制，全面负责学校工作，“以一事权”。继而制定新的学校章程——《清华学校近章》，并将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直至1928年成为清华大学。从此清华走向正规化，叶企孙、金岳霖、陈岱孙、周培源、潘光旦、钱端升、闻一多、顾毓琇、梁思成、施嘉炀、陶葆楷、周先庚等即在此就读。唐国安成为清华学校第一任校长，也是清华有校长以来第一人。

他殚精竭虑，擘画一切，为学校长远发展打基础。在教学方面，他秉承清华学堂“进德修业、自强不息”的教学方针，提出“师生之间首重感情，教育之方端赖道德”的理念，突出德育在学生全面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为学生思想教育活动打开大门；又强调思想感情在思想教育中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为“教学相长”打牢思想基础。他在全面教育中没有忽略体育的地位，专为学校设立体育部，聘请美国体育教师，加强学生体质的考察和锻炼。此时他身体状况不太好，仍坚持为学校日后发展做了几件大事。一是扩充校园，向袁世凯申请将一座废弃的皇家庭院纳入清华园领地，为日后学校的发展预留空间；二是向外交、财政两部重申学校经费的保障，坚持庚款退还的经费应专款专用，不得截留挪作他用。更具眼光的是，他凭着自己丰富的办学经验，“荐贤自代”，为学校推荐副校长周贻春为自己身后可靠的接班人，并且一竿子到底，申请即日辞去自己的校长职务，交由周貽春上岗接任。他说“校长职务重要，未可一日虚席”。他以学校大局为重，选贤任能，不计个人进退得失，难能可贵。周贻春不负重托，任职四年多，使清华学校发展、壮大。

唐国安既是一位忠诚的教育家，又是一位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曾参与发起在上海召开的首届万国禁烟会，并在大会上代表中国做很有影响的主旨发言；曾因积极推动天足运动（反缠足），当选为首届世界人道大会名誉副主席；他学识丰富，被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纳为会员（Member又称“会士”）；他是首届远东运动会（马尼拉）中国代表团领队，上海市多届运动会的主持人。如此种种，有利于学校得以运用广泛的社会力量，促进自身的建设和发展。

1913年8月23日，唐国安未待辞职报告批复，即撒手人寰，走完自己辛劳的人生路，年仅54岁。他把生命中最后5年全部精力献给了清华。1913年10月28日，国务院总理熊希龄领衔外交部长孙宝琦、教育部长汪大燮，为他申请国家抚恤获准，称他“创办游美学务处暨清华学校，始终其事，擘画一切，毫无贻误，此次身故实为积劳所致”，给予公正的评价。

唐国安确是在早期清华创建中始终其事的一位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