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25—1928年，赵万里在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任助教。前排左起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后排左起章明煌、赵万里、梁廷灿

赵万里是我国著名的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抗战时期，与郑振铎等人抢救、保护了大量古籍、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北京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主任，多次南下浙江、江苏等省访书、收书，为丰富北京图书馆馆藏作出巨大贡献。

1958年2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大会，小组组长由齐燕铭担任，小组办公室主任为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赵万里与叶圣陶、何其芳、陈寅恪、郑振铎、翦伯赞等19人担任古籍小组成员。自此以后，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入了全面规划、统一部署的新阶段。赵万里在担任古籍小组成员期间，为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做了大量工作，现择其一二记之。

1931年，赵万里任北京大学史学系副教授时留影

参与起草文学古籍规划

担任古籍小组成员期间，赵万里承担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参与起草、拟定我国第一部古籍规划。

1958年2月9至11日，古籍小组成立大会前，古籍小组成员即在文学、历史、哲学分组召集人的统筹安排下，初步拿出了各组的古籍规划，提交大会讨论。三天会议期间，小组成员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古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对古籍工作、古籍规划都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小组成立大会后，各组吸收专家的意见、建议，对古籍规划进行调整与完善。

1957年12月30日，古籍小组成立前文学组召开座谈会，古籍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金灿然，文化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郑振铎及副所长何其芳，古籍小组成员及文学分组成员罗常培、魏建功、余冠英、钱钟书、游国恩、孙楷第等人参会，会上议定郑振铎、王伯祥、赵万里三人负责草拟文学类古籍规划。赵万里与郑振铎，二人是多年好友，彼此对对方的学识都十分了解，郑振铎十分信任赵万里，1958年1月3日，与赵万里等人为拟定文学古籍规划一事即进行了充分沟通。据郑振铎日记记载，“伯祥、万里来，一同起草科学规划中的关于文学古籍的翻印、整理计划。拟出了一张356种的书单，又在其中选出最重要的作品100余种，必须加以精选的读本52种，以及内部资料的目录16种。”这时拟定的规划，正是要提交古籍小组成立大会审议的文学古籍规划，时间紧任务重，以小组成员、文学组召集人郑振铎一人之力是很难在短期内完成的，因此，赵万里等人的“加盟”，让郑振铎如虎添翼，郑振铎在上述日记中随后感慨道：“这个工作（拟定古籍规划），到下午五时告成。集体合作，是其主要的精神所在。”古籍小组大会上，郑振铎与翦伯赞、潘梓年分别就文学、历史、哲学古籍规划的编纂情况进行说明，并提交古籍大会讨论。

在古籍小组大会期间，同为古籍小组成员的徐森玉从上海赶来，9日中午，赵万里陪同徐森玉等人到郑振铎寓所午餐。赵万里与徐森玉在北京图书馆曾经共事，当时赵万里在版本目录学家徐森玉的指导下迅速成长起来，很快成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版本学家，随后，他经手、过目的善本数十万部，这可以说得到徐森玉真传。赵万里在图书馆工作前后有50年，历任中文采访组组长、善本考订组组长、善本部主任、善本特藏部主任等职。这些经历、经验，在赵万里担任古籍小组成员后，为其开展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极大帮助。

小组大会结束后，3月3日、4日、8日，郑振铎又多次将赵万里等人召集到一起，商谈共同修改文学古籍规划之事。其中8日的古籍整理小组文学分组座谈会，到会16人，有齐燕铭、郑振铎、金灿然、徐调孚、邢赞亭、孙人和、章行严、钱钟书、余冠英、吴晓铃、叶圣陶、王瑶、林庚、王任叔及赵万里，会上众人共商文学类古籍规划书目，决定就新修订者付印，然后分寄各方征求意见。19日，郑振铎与赵万里两人共同把文学书目再行整理一番，并定出1958年的计划。至此，文学古籍规划基本成型，可以说这个规划的制订，郑振铎与赵万里用力最多、功劳最大。

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

赵万里早年师从吴梅习词学，对词籍“搜讨特勤”，曾校辑宋金元人词并出版，后又将所收藏的元椠精抄名家词集十种影刊行世，其中包括明刻南唐二主词等。也因此，古籍小组成立时，将赵万里列入文学分组。除此之外，赵万里对版本、目录、校勘等都很在行，特别是供职于北京图书馆后，他对目录学、校勘学、版本学等用力更勤，取得的成就更大。古籍小组历史分组拟定的历史古籍出版计划，即收入赵万里的几部历史古籍整理专著，其中《辑本宋元方志六十种》《辑本经世大典》由赵万里爬梳历史资料编纂而成，明代郭淳《东事书》是据赵万里收藏的明天启刻本影印的古籍项目。1958年3月17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古籍小组历史分组所拟《1958年史部古籍出版计划》，上述与赵万里有关的古籍项目即列入其中。

1959年，赵万里主持的两部书分别由中华书局和文物出版社于当年国庆节前出版，成为赵万里及其同仁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礼物。这两部书是《北京图书馆善本目录》和《中国版刻目录》。前者收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图书馆新入藏的善本古籍，包括少量解放战争时期入藏的善本书的书目，共分8大册；后者以图版的形式，按版刻时代和版刻地区编排，系统介绍中国雕版印刷的起源、发展及其特点。1961年3月，《中国版刻图录》出版增订本，所收古籍达550种。

担任古籍小组成员期间，赵万里还参与了培养古籍整理出版人才工作。赵万里在北京图书馆一直为员工开办版本目录学讲座，培养人才的效果很好。1961年，古籍小组办事机构中华书局，曾邀请赵万里给编辑们作一讲座。这次讲座，《史记》整理者宋云彬在日记中这样记载：“（1961年3月24日）赵万里到中华来讲目录学。”中华书局的工作简报亦有同样记载。当时赵万里的这次讲座因为内容太过丰富，一次没有把内容全部讲完，还讲了第二次。

赵万里作为古籍小组成员、版本目录学家，个人著述颇丰，中华书局曾计划编印、出版其学术论文集。据1962年第4号《中华书局工作简报》记载：“为了推动百家争鸣、繁荣学术，我们计划陆续编印一批现代作家的学术论文集。最近已分别访问或发信联系的有以下二十八位同志……历史方面赵万里。”

1962年5月25日，赵万里撰成宋龙舒郡斋刻本《王文公文集》题记，收于中华书局当年影印本《王文公文集》中。1966年赵万里辑录的《元一统志》由中华书局出版，丰富了我国内蒙古历史的研究与出版。

《永乐大典》的收集与出版

国家图书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的《永乐大典》，是中国第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文献合集，汇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集中展示了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光辉成就，史料价值极高，是名副其实的国之珍宝。《永乐大典》是明永乐年间由皇帝朱棣命解缙、姚广孝主持编纂一部集中国古代典籍于大成的超级类书，初名《文献大成》，后永乐帝亲自撰写序言并赐名《永乐大典》。历经王朝更替，饱经战乱、火灾与劫掠，到了清末，《永乐大典》仅有的残存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个人手中，这其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四处劫掠，使《永乐大典》遭受重创，此后监守自盗等更是一发不可收。民国时期，赵万里即与一众人对《永乐大典》开展了保护与收集工作，但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赵万里供职的北京图书馆的回收工作才是卓有成效的。《永乐大典》的收藏十分不易，能够整理出版与读者见面，更不易，而《永乐大典》的收集与出版，赵万里皆功不可没。

北京图书馆通过各种方式收集《永乐大典》，从一百一十册增加到二百一十五册，这期间的收购工作，赵万里出力不少，1951年赵万里在北京图书馆主持举办了《永乐大典》展览，并撰写《〈永乐大典〉展览的意义》的一文。1956年，赵万里撰文《苏联列宁图书馆送还给中国人民的永乐大典》《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交还永乐大典的重大意义》两篇文章，介绍了归还后收藏于北京图书馆的《永乐大典》的卷数和内容等相关情况。展览、文章的宣传，起到了引领的作用，一些个人、收藏单位等陆续将所藏《永乐大典》捐赠给北京图书馆。

到1959年，在赵万里等人的努力下，北京图书馆收藏的《永乐大典》（包括明嘉靖抄本、历代仿抄本246卷），已达714卷。保存这些珍贵古籍原件的最好办法就是影印出版，这一年，北京图书馆将所藏《永乐大典》提供给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将其与出版社自行收集的复制品及从各方（包括南京图书馆、中国书店及私人手中）征借到的抄本16卷合并影印。此次出版中华书局采用了两种方式，一种是依照原式大小印刷出版的仿制本一册，让读者能够得窥原书面貌；一种是730卷的整部本。整部本的出版，使得《永乐大典》这一世界著名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从此流传得更为广泛，研究工作者参考利用也更为方便。

在中华书局整理、影印、出版过程中，赵万里亦参与其中，与中华书局保持密切联系。1959年9月2日，中华书局编辑陈乃乾在给中华书局总经理、副总经理金灿然、潘达人的信中，记录了他与赵万里议定影印《永乐大典》相关问题的意见。9月4日，赵万里专程到中华书局与金灿然、潘达人等书局领导面谈沟通《永乐大典》出版的相关事宜。同年10月8日，潘达人在给陈乃乾的信中写到：“昨陈济川先生交来新收到《（永乐）大典》传抄本四册，为18764—71共八卷。今晨与斐云先生（赵万里）研究，他认为应收印在附辑之内，灿然亦同意照此处理。”

《永乐大典》先期赶在建国十周年前出版了第一、第二函，并送呈中央领导过目，得到毛泽东的好评。

整理王国维遗著

赵万里年轻时追随王国维，担任王国维的助手，在清华大学共事，二人是浙江海宁同乡，又有着师生之谊。王国维对赵万里的影响很大，他的离世对赵万里产生了很大冲击。王国维离世后，其著作《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经赵万里等人搜集编校整理，于1940年由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观堂集林》《王国维戏曲论文集》《人间词话》先后由中华书局、中国戏剧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整理出版。但王国维的著作，并未完全搜罗殆尽，当时，业界专家、学者的关注度很高，因此，1962年中华书局将编订出版王国维全部遗著列入出版计划，而遗著的编订方案，当时即由赵万里统筹安排拟定。

赵万里拟定的王国维遗著中，拟收入的《元朝秘史地名索引》，为王国维未完成残稿亦未发表，原稿当时收藏在赵万里供职的北京图书馆。拟收入的《东山杂记》《二牖轩随笔》，为王国维笔记二种，1912—1914年在奉天（今沈阳市）的《盛京时报》上发表，但刊发后流传并不广泛，排印错误也比较多，赵万里计划将其校订后一并出版。此外还拟收入其他散见的王国维手校各种书籍题跋、零星佚诗若干。全集后附有赵万里编撰的王国维年谱，此为修订王国维去世后不久赵万里所撰《王静安先生年谱》。

全书预计约200万字，由赵万里总其成，当时具体分工是童第德、王仲闻断句、校正误字。其中有关小学部分由童第德负责，其他部分由王仲闻负责。童第德时为中华书局编辑，是音韵训诂专家；王仲闻为王国维之子，当时以临时工的身份在中华书局工作。王国维之于赵万里，亦师亦友，赵万里在王国维去世后，编订《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出版，编纂了王国维年谱，还整理了《王静安先生著作目录》《王观堂先生校本批本目录》，此次中华书局重编王国维全部遗著，最佳整理者当然非赵万里莫属。

当时这本王国维遗著集准备在次年，即1963年底完成整理并出版，但这项出版计划因种种原因未能完成，直到1984年中华书局推出一本《王国维全集·书信》，未见赵万里总其成的王国维全集面世。

整理郑振铎遗著

赵万里与郑振铎年轻时即相识，在20世纪30年代，二人在做学问方面都惊人地勤奋，在学界有“郑龙赵虎”的美称，在搜集、保护图书、文物、档案方面，二人更是志同道合。1958年2月二人同时担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正是为我国古籍事业做贡献的时候，同年10月17日郑振铎出国访问途中飞机失事。震惊、悲痛之后，赵万里能为郑振铎做的，就是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1959年1月5日，赵万里致函商务印书馆，告知收到郑振铎《古本戏曲丛刊》序文等资料。1959年10月，赵万里与徐森玉联名向中华书局建议，影印明抄本《录鬼簿》以纪念郑振铎。1960年2月10日，赵万里撰写的《〈录鬼簿续编〉跋》中讲述了这本书从访书、抄书到出版的整个过程。上世纪30年代，赵万里与郑振铎二人相约往宁波访书，在宁波他们发现了天一阁明抄蓝格本《录鬼簿》《续录鬼簿》，将其与康熙间曹楝亭刻本对校时得知其为孤本，“高兴得跳起来”，随即与同行的藏书家、戏曲家马廉连夜开始抄写——赵万里、郑振铎分头抄写上下卷，马廉抄写续编，三人费时一整天最终抄成。到1946年，明抄蓝格本《录鬼簿》散出，郑振铎举债将其买下，并写信与赵万里分享此事，赵万里回信说：“愿为一跋以记我三人访书因缘”。1959年10月，郑振铎遇难一周年之际，赵万里和徐森玉联名向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提出建议，希望能影印出版此书，“供研究古典戏曲工作者的参考，并对西谛示悼念之意。”在赵万里的大力推动下，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于1960年影印出版了《天一阁蓝格写本正续录鬼簿》，赵万里专门撰写了《〈录鬼簿续编〉跋》一文，载于书内，兑现了当时回复郑振铎信中所许“愿为一跋”之愿。

《古本戏曲丛刊》是郑振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倡议、策划的一部戏曲作品总集。1954年《古本戏曲丛刊》初集出版，郑振铎在初集序言中对整部丛刊作了设想、规划——每集收戏文、传奇100种，四、五集以下收清人传奇，六、七、八集收元、明、清三代杂剧，及曲选、曲谱等有关著作。“期之三、四年，当可有1000种以上的古代戏曲，供给我们作为研究之资，或更可作为‘推陈出新’的一助。”其后，二集、三集于1955年出版，四集于1958年出版。而郑振铎在完成四集的序言之后，因飞机失事不幸罹难。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把《古本戏曲丛刊》的编印工作承担起来，由赵万里与傅惜华、阿英、周贻白、吴晓铃五人担任编委。1960年，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邀请赵万里等编委和一部分专家，开会商讨如何继续编印，编委也开会商议此事，最终确定了继续编印《古本戏曲丛刊》的几项原则。

此外，赵万里还撰写了若干文章，都是对郑振铎的最好纪念。《谈谈振铎同志搜集和收藏的戏曲书》刊载于1961年第3期《图书馆》杂志。1963年6月，赵万里撰成《西谛书目序言》，概述郑振铎藏书的主要特点，这篇序言刊于1963年第3期《图书馆杂志》。同年10月，赵万里主编《西谛书目》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这部书是郑振铎遗赠北京图书馆藏书中古籍部分的目录，各书著录书名、卷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