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我接触钱锺书先生的作品是在1980年代初，最早读到的是长篇小说《围城》，一读就放不下来了，惊为奇书，读了好几遍。

那时我脑海中活跃着《围城》里的人物——方鸿渐、赵辛楣、苏文紈、孙柔嘉、高松年、韩学愈……我连《围城》里幽默隽永的句子、段落都抄下来背熟了，我成了“钱迷”。有一段时间我差不多每天都和我同事采诗（也是我大学同学）课余谈钱锺书先生，他也是一个“钱迷”，他还四处帮我搜集钱先生的著作，钱锺书先生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就是他找来先借给我看的。1985年他还帮我买到了司马长风的一套《中国新文学史》（上中下三册），我在那套书里读到了司马长风对钱锺书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评论。他说，这“是一部不可忽略的名著。一是风格特异，开拓了散文的新品种；二是钱氏的文字，活泼生动，当代无匹。至于识见的入微出众，倒还是余事，但也另具一种美趣。”

1986年下半年，我到四川大学中文系进修现代文学，我在阅览室抄录了不少卡片，复印了几百张资料，其中包括夏志清先生《中国现代小说史》钱锺书一章、夏志清先生《重会钱锺书纪实》等。在川大我买了钱锺书的《管锥编》《宋诗选注》《七缀集》《谈艺录》，天天研读这些著作。我还与上海柯灵先生、厦门大学教授郑朝宗先生（《围城》賞音最早者）联系，得到了他们的热情帮助，收到了他们寄来的有关钱先生的研究资料。

经过一段时间准备，我打算写一篇关于钱锺书小说幽默风格的论文，但苦于对钱先生生平资料知之甚少，怎么办？

我突发奇思异想，大胆提笔给钱锺书先生写信，说我想写篇关于他小说创作的论文，请钱锺书先生提供点关于他个人经历的资料，此信直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钱锺书先生收。信寄走后我后悔极了，觉得自己太幼稚了。没想到十多天后，我却收到了钱先生的亲笔回信，我真是太高兴了！那真叫一个欣喜若狂！

这封信是用毛笔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信笺上竖写的繁体字，字写得非常漂亮。我把原信读过几遍后，赶紧去复印了一份，原件珍藏在书箱里，秘不示人，我在川大进修期间，同舍的舍友也不知我与钱先生有书信往来，因为我怕别人说我“炫耀”。

过去老一辈学者，都有大量的手札流传后世。鲁迅、胡适这些名家，一生都有大量手札，这些手札无论内容、笔迹、用笺还是实寄封的邮票，都承载着重要的信息，这些名人手札都是留给后世的珍贵文化遗产。想想我们现在几人写信？写信的人中又有几人能用毛笔写？电子邮件、微信、电话等方式已经代替了传统的书信，越是这样，老一代学者的手札就显得更加珍贵。

钱先生在信中说“拙作不值得费心研究”，他说几年来向他提出同样问题的人不少。他信上告诉我杨绛写了《记钱锺书与〈围城〉》，也许可供资料。遗憾的是手边已无余本，不能奉赠，请直接函寄长沙该社邮购，价四毛。

我赶紧请我的同学采诗在西安帮我买上《记钱锺书与〈围城〉》，他很快就寄来了。这本独特的小书写得太精彩了。前言仅二百五十多个字，言简意赅，引用钱锺书先生的一句话更是幽默极了：“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杨绛先生在这本书中写了一个“痴气”旺盛的钱锺书，一个“忧世伤生”的钱锺书，一个好学深思的钱锺书。杨先生文笔优美，难怪冰心老人称赞钱杨是“现在中国作家中最美满幸福的一对，学者才人，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我从此对杨先生的作品也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是后话。

接着我又给钱先生写信，问他对“幽默”的看法，这当然又是一个幼稚的问题，钱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不是早就表明了对“幽默”的看法了吗？但钱先生还是不厌其烦地很快给我写来了回信：

钦业同志：

得惠书及所赐玉照，快如晤面，谢谢！

文艺的特征，正像生活的情味，不是概念和定义总结得了或把捉得住的。这所以文艺理论讲来头头是道，而应用到具体作品上，就不免削足适履。“幽默”也是这样，抽象的概念是众所共知的，但各个幽默家体现出来时，有的是捧腹大笑，有的是蕴藉微笑，有的是苦笑，有的是冷笑。人物也是这样，假如凭职业、凭阶级成分就可以概括一个角色（例如“政客”、“家庭妇女”等等），那个角色就不值得研究了。你说怎样？

匆匆奉复，即致

敬礼！

钱锺书十一月十日

杨绛问好

（作者提供）

钱先生的信，让我研究问题不要只从定义和概念出发，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他给我指明了路径。我在1987年上半年写成了一篇八千字的论文《论钱锺书小说的幽默风格》，这篇论文后来在《名作欣赏》发表（1990年第1期）。之后我又写了《论钱锺书的个性及其小说创作》《钱锺书讲演艺术初探》《读钱锺书自序》《读〈写在人生边上〉》等论文，分别在《名作欣赏》《陕西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同时，我也写了关于杨绛先生的作品评论：《丁玲的〈牛棚小品〉与杨绛的〈干校六记〉》《你一定要读杨绛》《喜读〈老王〉》《钱家秘史〈我们仨〉》等文章，在《汉中师范学院学报》《西安日报》《青少年读书指南》《阅读与写作》等报刊发表。

1989年9月，我和采诗想编一本《文人笔下的钱锺书》，我写信跟钱先生商量，钱先生回信说“所言三事，皆非我愿，屡次反对未生效力。‘研究’一项，尤所憎恶，拒不合作。”

“研究”指我信上所说的北京搞起的“钱钟书研究”一事。钱先生当然不同意我们编那本书，我们听了钱先生的话，放弃了原先的编书计划。针对我说自己身处陕南，学习研究的条件不好产生苦恼，钱先生在信中教导我说：“想通看明，苦恼便涣释矣。”我读了钱先生的信后深受启发，决心勤奋学习，努力上进，不怨天尤人，消除苦恼。

1990年8月底，我到北京大学进修，在北大期间，我除了听几门课外，其余时间都是在北大图书馆或国家图书馆度过的。

1990年是钱锺书先生80华诞，这年5月，钱先生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出版了繁体中文竖排本。这年12月3日，十集电视连续剧《围城》开始播放，我们每晚就在北大47楼一集一集观看。在剧中扮演高松年的英若诚带着他儿子英达（剧中饰演赵辛楣），还到北大与北大学生见面，由英若诚给学生讲校园戏剧。英若诚一开口就说：“我是钱锺书先生的学生，能在《围城》里担任高松年这个角色是我的荣幸”，他讲演时我就在现场。

赴京前，我就拟定了一个计划，准备拜访冰心、钱钟书、杨绛、季羡林等名人，因为我从事的是现代文学教学与研究，我总想亲眼看看这些文坛大家的风采，看看生活中的他们是什么样子，也为我更好地从事教学和研究准备第一手可靠资料，包括瞻仰名人在北京的故居。

我请在北大留校任教的安康老乡谢贤进老师帮我借了一个相机（装胶卷），9月20日，我同谢老师怀着一种朝圣的心情到了钱宅，见到了我心仪已久的钱锺书、杨绛先生。我终于见到了睿智幽默的大作家、博学严谨的大学者钱锺书先生。我终于见到了大翻译家、大散文家杨绛先生。

钱先生他们住在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屋内陈设非常简朴，普通桌椅（椅子是硬板木椅）。钱先生的桌子上放着一叠海内外的来信。我给钱先生递上我的名片，钱先生马上说：“钦业同志我记得，你给我们写过信，寄过照片，但那照片上你没戴眼镜。”我真佩服钱先生的记忆力。

这次拜访将近两小时，话题是文学，当然我是听者。

钱先生还关切地问我在北大如何进修，鼓励我自己多看书，还应到北京图书馆看书。钱先生和杨先生虽说都是江苏人，但他二老的普通话非常地道。接着钱先生把他刚刚再版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签名赠给我。他用毛笔在扉页上写着“钦业同志览存”，钱先生的签名依然是把三个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独特签名。

钱先生说过，“你采访一个作家，未必因此更认识他的作品，他有一种不用文字写的，不可能出版的创作，你倒可以看到。”我看到了钱杨先生的一种学者风度、风趣和风采。过了几天，我给他们送照片，我又和钱先生、杨先生在一起交谈。钱先生一再感谢我来看他们，嘱咐我“在北京愉快，能有收获。”我十分肯定地回答“收获一定有的”。钱先生笑了。

1990年9月20日，作者（右）与钱锺书、杨绛先生合影（作者供图）

过了不久，我写了一篇访问记，记述拜访钱杨之事，寄给钱先生过目，钱先生看后寄还给我，还写了一封短信，信是钢笔写的：

钦业同志：

承惠顾两次，甚感！寓居一切，想都如意。大驾此次游学，必深有所得，但北地寒冷，或冬衣未备足，请注意。大文谨读过，虽语语写实，而愚夫妇不值得大笔描述，惟有愧谢。

信后面还写有“杨绛同候”。

钱先生的这封信很短但非常幽默，其中包含着对我的关爱之情，嘱我注意北地寒冷，令我心头一股暖流流遍全身。

1997年春，钱锺书、杨绛先生的爱女钱瑗教授因病逝世，享年五十九岁。这对钱杨二老的打击太大了。1998年岁末钱锺书先生仙逝，享年八十八岁。“我们仨”就剩下杨绛先生一个人了，杨先生凭借自身强大的精神力量，继续坚持文学创作，继续整理钱先生大量的书稿、笔记。93岁时，她写下了散文名作《我们仨》，此书是钱家秘史，真实地记录了钱家的生活，生动地描画了“我们仨”的心路历程。

此书一出版就受到海内外读者欢迎，我买了十多本赠送文友。杨绛先生还翻译了柏拉图的对话录《斐多》；96岁时出版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她还审校自己的文稿，出版了《杨绛全集》；她出版了小说《洗澡之后》；她在友人帮助下，整理出版了钱锺书先生大量的《中文笔记》《外文笔记》。她把他们两人的稿费和版税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了“好读书”奖学金。2016年5月25日，杨绛先生以105岁高龄离开人世。

如今，钱先生、杨先生和他们的爱女阿圆在天堂相聚了，北京三里河南沙沟六楼二门六号已人去楼空。但他们丰厚的文化和精神遗产永留人间，光耀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