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母亲是民国初年的新知识女性。她端庄、优雅，为人开朗、通达，终身处世理智、坚定。她是忠诚的爱国者，是仁爱的慈母，全身心地支持父亲袁复礼为地质科学、教育事业奋斗了一生，同时以坚韧的毅力撑起了我们的家。

母亲廖家珊，字铁枝，1899年生于江苏省嘉定县（现上海市嘉定区）。1991年无疾逝于北京地质学院家中。

外公廖星石（1869—1931），清末在北京和东北做官，民国时期曾任京奉铁路局局长、张家口市政局局长等职。母亲兄弟姐妹九人（两男七女），在女孩中排行第三。外公为官、为人开明进步，敢于破除陋习，因此女儿们都没有缠足，都能上学读书。

1931年，廖家珊于哈尔滨。

母亲童年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就读于嘉定的私塾，学习成绩优异。1907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其中一项是选派学龄儿童二十多名（包括女童十名）到沙皇俄国在哈尔滨的俄国学校读书，分别住在条件优越的俄籍人士家中。当时的东北是沙俄的势力范围，中东铁路由俄国驻军管理。母亲以聪明好学、有主见而入选，成为清政府派出学习的首批女童之一。当时母亲不到十岁。他们除与俄国学生一起学习规定的课程外，每周还加学两次汉语课程。就读期间，母亲寄宿于一俄国上校家中，上校带有家眷，有勤务兵侍候，还雇有保姆协办家务。上校夫妇受过良好教育，为人善良、开朗，母亲和他们的孩子一起，受到严格的俄式家庭教育，在哈尔滨这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光。

1916年在哈尔滨俄国学校的生物实验室，前排右一王元龄，第四排左一生物教员，左二吴韵清，左三廖家珊，第五排右一金淑祥，右二穆清茹。

学习期间，中俄两国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革。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然而在哈尔滨这个特殊的地方，学校运作并未因两国政局巨变受到大的影响。这期间，母亲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旧俄十年制中学，并完成了哈尔滨俄语商科学校的学业。

这批幼童后来大多不负栽培，用他们擅长的俄语在国民政府的涉外部门和教育部门发挥了作用。有的同学担任过中华民国驻苏联大使馆秘书，有的曾出任民国政府驻阿富汗大使，还有的从事俄语教学。新中国建立初期，与母亲有联系的同学有十多人，他们大多在北京上海等地的高等院校教授俄语，母亲的挚友王元龄女士，还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讲俄语数年。

毕业后，母亲成为职业妇女，最初在中东铁路任职。北洋政府时期，应聘在北京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处任翻译。20世纪20年代末期，国民政府收回治外法权，开始有权关押和审判外籍犯人，当时北京市模范监狱关押着俄籍犯人，特聘母亲任翻译官。

1925年，冬廖家珊于北京南横街。

1925年，母亲与父亲袁复礼结为伉俪，翌年大哥出生。母亲与父亲相识伊始，就非常理解父亲科技兴国的抱负，也知道父亲为了开创祖国的地质事业，需要常年奔波，进行野外考察。为此她必将为家庭付出艰辛和牺牲。在那段军阀割据、兵荒马乱的年代，父亲曾先后与安特生、李济等人合作，在河南仰韶、山西夏县西阴村等地做考古发掘；在陕西、甘肃一带进行地质、矿产考察及考古；1927至1932年，历时五年，在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十几年繁重和连续的野外工作，父亲在华北、西北的一系列地质和考古工作中，做出了开创性和奠基性的重大发现，曾轰动了国际学术界。这些成绩的取得，与母亲对父亲无怨无悔全力支持是分不开的。1927年5月，大哥尚未满周岁，母亲又怀了身孕，但她毫不犹豫地送父亲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远征新疆。10月大姐降生，为此取名袁疆。随之母亲应聘，带着一双婴儿再度回到哈尔滨中东铁路任职，同时雇请两位俄籍保姆料理家务、照看大哥大姐，直至“九一八”事变后回京。

1926年冬，廖家珊与长子于北京。

1929年，廖家珊、长子和俄籍保姆于哈尔滨。

母亲年轻时生活相当俄化，有些习惯还延续到婚后，如饮食方面，喜食西式糕点、黄油、奶酪，终身喜饮红茶；父母之间的称呼，都用俄文名字的爱称。直到暮年，父亲都叫母亲达妞莎（俄文名字丹娘的爱称）。大哥、大姐幼年时由俄国保姆照顾，亦有俄文名字。

1932年父亲从新疆回到北京，不久我家搬进清华大学南院（现照澜院）10号。之后的五年间，家中连续添了四个孩子，人丁兴旺。母亲为此成天操劳于对孩子的哺育、教养等繁重家务之中，不得不结束了职业妇女的生涯。

1931年，廖家珊和长女于哈尔滨。

1932年，廖家珊于北京。

1932年，袁复礼、廖家珊在清华。

小弟出生十天，“七七”事变爆发，全家逃往城南的南横街老宅避难。未几，父亲随清华大学南撤长沙，之后再度西迁昆明到西南联大任教。此后清华大学组织教职员家属撤退，去往昆明。1938年春，母亲和李妈带着我们加入了这个撤退行列，从此开始了八年的流亡生活。

学校精心策划，良好地组织了这次撤退。天津由叶企孙教授总负责，我们一下火车就被安排住到中国大饭店候船。到香港，三叔袁同礼去码头接我们到他已租好的公寓房，住了半个多月换船到安南（现称越南）海防，国民政府驻海防领事馆官员到码头迎接，经他们与海关法国官员交涉，全体联大撤退人员的行李，免于检查安全过关。改乘滇越铁路火车前往昆明。

兵荒马乱中，历时一个多月的逃难，长途跋涉，对母亲而言，其艰辛程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母亲一路晕船，当时小弟只有九个月，由李妈专门照顾，大弟两岁，小妹三岁多，我四岁多，十二岁的哥哥最大，却因病智障需人照顾，唯十多岁的姐姐可以帮助母亲做些事。所幸的是，沿途不时得到同行教职员及家属的关照。事后，母亲多次提到与我们同船同车到达昆明的刘文典教授，他单身一人没带家属，一路上对我们大力帮助和照顾，令全家十分感激。

1937年，清华大学南迁前夕在北京南横街家中。后来逃难时路过香港和越南，用此照片办集体护照。

1939年，日军的飞机开始袭扰昆明，我们不得不经常跑警报。每当警报响时，若父亲在家，就带着我们逃到城外英国花园躲避；若父亲不在家，母亲就让我们小孩子钻到覆盖了很多被褥的大饭桌下。随着日益频繁的空袭和狂轰滥炸，为了孩子的安全，父亲决定自己留在城里教学，母亲和李妈带我们躲到西山脚下，在高桥租一间民房居住。

1940年，日本侵略者占领越南，昆明由大后方成为面临前线的城市，局势突然紧张。西南联大在四川叙永设立分校，父亲受命前往任教，全家随行。叙永之行是我们最困难的经历，全家乘货运大卡车从昆明经贵阳到重庆整整十五天。车况路况和沿途住宿条件之差，是今天难以想象的。一家九口难民，风尘仆仆到重庆暂时投宿六姨家，他们也是从上海逃亡至重庆的。我们全家挤在一间小屋中打地铺。沿途的生活条件恶劣，我们满身虱子，因此男孩都剃了光头，女孩则剪男式短发，全部衣被洗后均用沸水烫过。母亲和李妈忙碌了数天，才歼灭了虱子。在重庆等了十多天，我们才乘江轮到泸州，转乘小木船沿永宁河溯江而上到叙永，此行历时整整一个月。

叙永县城是川南一座恬静美丽的小城，这里虽然闭塞落后，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但民风非常朴实。县城的一所小学在河对岸一座破庙中，上学必须乘小船摆渡，母亲十分担心过河安全，不得不让我们都辍学在家。

1941年夏，于四川叙永。

1941年叙永分校撤消，全家再次乘运货卡车返回昆明。因无处栖身，九口之家只得暂住俄籍教授葛邦福家。葛先生原是俄国贵族，十月革命后滞留中国，1931年开始在清华大学教授历史，由于和母亲语言相通，开始交往，成为好朋友。抗战爆发，葛家随学校迁到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当时葛家住翠湖边的花园洋房中的两小间，他家三代四人挤住一间，为我家腾出一间。全家又睡地铺了。记得母亲每日外出奔波，设法在城内租房，但几家合适的房屋主人，一听我家有六个孩子，即摇头拒绝。十多天过去，我们只好搬到郊外黄土坡新村，这是一片新盖的简易房，土坯墙，茅草顶，泥地，四周是农田。这是抗战期间，我家最差的住房。隔壁是蔡树蕃教授一家。

从黄土坡进城，唯一的交通工具是私人驾驶的不定时的马车。父亲清晨乘马车上班，黄昏有时乘车回家，但常常从联大翻两座山包徒步返回。路上，他总是手拿地质锤防身。一年以后，云南大学熊庆来校长获悉我们的困境，将他在大西门内钱局街金鸡巷1号的房子出租给我家。这里距西南联大很近，父亲教书、我们上学都很方便。我们在此一住就是四年，生活虽依然艰辛，但已相对稳定。

1942年夏，于昆明黄土坡。

进入1943年，物价不断飞涨。为了弥补家中入不敷出的局面，母亲与韩咏华（梅贻琦校长夫人）、赵瑞云（潘光旦教授夫人）合作生产小食品出卖。原料（米粉、食用色素等）由赵瑞云经办，我家为生产作坊，产品起名为“定胜糕”， 喻抗战一定胜利之意。销售由韩咏华负责，她提着竹篮子到我家取货，视销售情况，送到冠生园食品店寄卖。“定胜糕”为二三两重的米粉糕，形状似一大元宝，浅粉红色，味甜，中间放红豆沙，表面嵌有数块核桃仁和两块糖腌的猪板油。在日常做饭的红泥小炭炉上，一锅只能蒸两个，日生产量仅三四十个。“定胜糕”的生产，由母亲和李妈负责，我们放学回家若遇上正在制作，一般都积极参与做些杂活。偶尔有糕点在脱模时损坏，我们小孩才能分而食之，深感味美无穷。“定胜糕”产量少，利润微薄，即便如此，生产一直持续了两年。不难看出，它在弥补三个家庭的经济方面，都具有一定作用。日本投降，西南联大解散。1946年，我们全家随学校回迁北京，结束了历时八年的流亡生涯。

1949年，新中国建立，迎来了全国学习俄语的热潮。9月，母亲受聘任清华大学外语系兼职讲师，专门为教师开办俄语补习班、速成班，以及为十几位教职员夫人授课。母亲的纯正俄语发音、认真的教学精神，深受学生欢迎。在她教授的学员中，部分学员后来做了俄语教员。当时成志中学（清华附中前身）要开俄语课，校长曾特地到家中聘请母亲，坚称：“孩子们初学，发音很重要，请务必应聘。”

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苏交流频繁，而俄语口译人才极为匮乏，清华大学经常接待各类苏联代表团，母亲每每受邀作陪并翻译。记得一次在清华大操场欢迎以作家西蒙诺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母亲在主席台上做翻译。另一次，苏联体育代表团在体育馆内表演，校方临时请母亲到场翻译。

由于母亲的特殊经历，她对俄罗斯社会特有的礼仪和生活习俗细节，有亲身体会和深刻了解，对俄国文学作品和史料文献中的一些典故、方言、俚语，大都能正确理解其原义。一些俄语老师遇到难懂的句子和段落时，都愿意和母亲一起研讨。编纂《俄华大辞典》的刘泽荣、翻译大家曹靖华等，都曾和母亲探讨过有关问题。

1952年春，全家在清华大学照澜院10号门前。

1952年院系调整，父亲奉调北京地质学院任教，母亲也随之在地院兼职俄语教学数年。父亲在阅读俄文文献时，自然得到母亲的大力帮助。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运动伊始，父母在地质学院住处及袁家南横街老宅同时被抄，全家被扫地出门。老宅中尘封近百年的、属于袁家三兄弟的库存物品被彻底翻出，其中一些书籍、衣物及珍贵文物（古董、字画等）随之不断遭到毁坏、丢失。红卫兵将抄家时翻出的清朝、民国年间衣物在北京地质学院展出后，父亲的“帽子”也从“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晋级为“反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在这段动乱的日子里，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每次父亲被批斗回家，集理性、人性于一身的杨遵仪教授，都及时跟踪来家探望和宽慰，母亲对此十分敬佩和感激。

父母身居阴暗陋室，在困惑迷茫中十分担心国家民族的命运，盼望这场动乱和灾难早些过去。父亲仍然继续读书，为了让父亲在家有一个舒心读书、工作和休息环境，母亲尽最大努力，将蜗居斗室的一角专门留给了父亲，为父亲在大动乱岁月中潜心工作，创造了基本条件。

1973年，在陋室一角。

1983年，在北京家中。

母亲的一生，是忘我奉献的一生，在国难、家难深重的日子里，在颠沛流离无家可归的时刻，母亲总是坚毅顽强，从容面对，为父亲的工作和子女的成长，尽可能创造条件。母亲对子女要求严格：在人品方面，为人要本分、正派，待人应热情、真诚；在经济方面，务必公私分明，绝不许沾公家和他人丝毫便宜。母亲对人非常尊重，与她接触过的人，无论是师生员工、亲戚朋友、中外籍保姆，都毫无例外深受感染。她虽出身名门望族，但从不以贫贱贵富取人，总能泰然自若面对各种逆流曲折，从不见风使舵。她在任何时候都温文尔雅，从容不迫。用她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围，影响着全家。

我们失去母亲二十年了。至今，她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们眼前，她的精神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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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图文选自《老照片》第81辑

怀念母亲廖家珊

文图 | 袁刚

冯克力 主编

2012年2月 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