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天山恐龙的发现，对于门内门外的人来说，三言两语都能够说出它的显性价值，因此成为袁复礼甚至整个西北科考团考察成果的高光点。其实科学考察期间他们所做的所有工作，还远远没有得到全面的认识和继承。譬如说袁复礼的北庭考古。

袁复礼（1922年摄）与他所制《北庭故城遗址测绘图》

北庭考古是一次意外。“5月25日，我们在水西沟西侧的大隆口遇见旧土尔扈特两位年轻王子。他们说：山中正患瘟疫，那里的蒙族都要搬到北塔山东南居住。必须等到夏秋季节高山新雪部分融水下冲后，河水变清，才好进山长驻。我们感谢他们相告的厚谊，随后就改道去邻近的唐北庭遗址，进行考古工作。”

1928年天山北坡的一场疫情，使得山里的牧民自动采取了与世隔绝的方式，也告知外人远离疫区。西北科学考查团在卫生防疫方面，当然也走在了西北科学的前沿。科考团远征进入内蒙古地区的时候，随队医生就给每个团员不止一次地打了多种防疫针。接受过现代教育的袁复礼自然深知疫情的危害。本来，沿着水西沟东行，袁复礼在大龙口的恐龙发现要提前半年，现在只得前往平原地带从事考察工作。

袁复礼的北庭考察，是北庭现代考古的第一次。一个重要的检验品，就是第一张1∶10000的《北庭故城遗址测绘图》在1928年7月经由袁复礼测绘完成。今天，北庭故城遗址的考古工作，已经由北大的校友、社科院考古所的郭物接掌，他多次告诉我：袁复礼的北庭图是目前所见最好的。

我们定位袁复礼是“地质学家”的称号时，只是找到了他一生成就的高光点。追寻袁复礼的求学经历，会看到1915年他从清华学校理科毕业之后，就获得庚款赴美深造，先在布朗大学从事了两年生物学、植物学、世界历史及考古学的科班训练，然后再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地质学、测量学等学科。那个时候真正的学者，都无所谓读学位、拿文凭，而是哪里有自己感兴趣的学问，就到哪里去学习。1921年作为孝子的袁复礼因母亲病重而辍学归来时，除了一身的真功夫，丝毫没有整一张“克莱登大学”博士学位的兴趣。斯文赫定写作《亚洲腹地探险八年》，称袁复礼“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优秀的地质学家、古生物学家、考古学家和地形测量学家”，这才是学界的定评。如果斯文·赫定懂得中文，他还会惊异地发现，1923年袁复礼陪同农商部的矿政顾问、也是瑞典人的安特生去甘肃考察的时候，还采集了当地30多首花儿，在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发表，被歌谣界称作了“花儿研究第一人”呢！

袁复礼回国以后所从事的第一件工作，其实就是考古。1921年，他和安特生挖掘了仰韶遗址，第一次发现了中国史前文明，揭开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序幕；袁复礼的第一张测绘图，是《仰韶遗址地形图》，堪称“中国考古第一图”。到了北庭的袁复礼，在一个半月的考古工作中，在也是仰韶考古就开始合作的采集员白万玉的协助下，画出至今难以超越的北庭测绘图，无疑是牛刀小试。考察时期主要跟着袁复礼做技工的白万玉，后来也成为考古学界的一把好手，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成为定陵考古现场的指挥。这次在袁复礼的旧照中，我们看到多张白万玉年轻时候的工作照，真个是意气风发！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瑞方团长斯文赫定（中）、中方团长徐炳昶（右），中方代理团长袁复礼（左）在一起研究工作（1927）

西北科考团的地学考察，一个人管一摊，北大的丁道衡去了南疆，袁复礼就分管了北疆，地域再大、门类再多，你也得拿下。袁复礼除了在准噶尔盆地北侧的低地白骨甸、元湖等处从事考察外，东部天山的最高峰博格达也留下他从事冰川测量的数据。

和我同年的刘卫东从小在外公袁复礼家中长大，现在是海淀区CDC的理化检验师，特殊时期担任疫情分析家。两三年前，他延续了上一辈从事袁复礼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有一天好奇，他拿起外公九十年前测绘的天池图放到谷歌地图上作比较，结果太神奇了，硫酸纸上的天池正好把谷歌上的天池轮廓严丝合缝地覆盖上了。

我猜想，那天刘卫东如果仰望星空，一定能看到外公在远处看着他，笑吟吟说：卫东，这个你就别费劲了，早有人检测过我的数据了：1937年我和清华师生长途跋涉去西南，路过长沙，马廷英从南京赶来攀谈。按他的理论，推算出天山东段雪线的标高是3700米，问我是否恰当。我告诉他：1930年7月我第二次上天山考察，从四个地点测定了常年不化的雪线，3700米是确切的高程。注意那是1937年，现在天池的水位是没有变化，但雪线高度发生了变化。人体的温度一百五十年间也降了0.4℃，对吧？这个你懂的。

袁复礼绘天池与谷歌地图所见高度重合

马廷英是中国海洋地质科学的重要先驱者，曾致力于“古气候与大陆漂移”的研究，对台湾海峡地区石油资源的考察与研究有重大贡献。1945年抗战胜利后，奉命接收台北帝国大学，从此留在宝岛，成为台湾大学、文化大学地质系的创建者。

我相信，1937年他和袁复礼的交谈，也是两人一生中最激动的时刻之一：一个从冰川理论的角度、一个从实地考察的角度，竟然得出分毫不差的数据！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