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汪曾祺写过，昆明闹霍乱时，梅贻琦告诫学生不要在外面乱吃，有同学侃侃而谈自己在外面乱吃了好多顿至今也没有得一次霍乱，梅校长神色凝重地说：“同学们！这种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

赵迺抟

梅贻琦

郑天挺

1938年4月4日，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教授赵迺抟抵蒙自。南迁路线有一条是坐汽车出镇南关抵越南，改走滇越铁路入云南，名曰旅行团，成员以中老年教授为主，赵迺抟为团长。昆明房屋不足，西南联大将文、法商两院暂设蒙自，成立蒙自分校，作为校务委员会成员之一，赵先生的当务之急是视察校舍，不想下车伊始即遭下马威，剧烈呕泻来袭，工作不得不终止。万幸的是，“医云非虎列拉”。

虎列拉，Cholera的音译，霍乱的旧称，当年治疗以补液为主，无有效抗生素，虽已是1930年代，仍是谈“虎”色变。据《申报》1932年9月报道，本年度上海霍乱大流行，共发病4281例，死亡318例。上海在旧中国无论卫生防疫或医疗救治都堪称首善之区，这不足10%的死亡率已是极低。到了1938年，难民涌入上海，8月7日的《文汇报》载：“本市霍乱流行,日来有增无减，愈见猖獗，两租界时疫医院之病房，早告人满，竟至无法收容，为历年所未有。”此次疫情记载的发病人数为11365人，死亡人数为2246人。至于昆明的情况，汪曾祺写过，昆明闹霍乱时，梅贻琦告诫学生不要在外面乱吃，有同学侃侃而谈自己在外面乱吃了好多顿至今也没有得一次霍乱，梅校长神色凝重地说：“同学们！这种事情是不能有第二次的。”

1930年代，仍是谈“虎”(虎列拉，霍乱的旧称)色变。上海在旧中国无论卫生防疫或医疗救治都堪称首善之区，然而1938年，难民涌入上海，8月7日的《文汇报》载：“本市霍乱流行，日来有增无减，愈见猖獗，两租界时疫医院之病房，早告人满，竟至无法收容，为历年所未有。”

内政部法定传染病九种，其中伤寒、斑疹伤寒、赤痢、霍乱均以腹泻为主。日记中以斑疹伤寒多见，如1942年底，郑天挺大病一场，即罹患此疾。12月19日，病情迅速恶化，“口干又不得水，觉有高烧，作嗝不已，屁多，苦甚”，晨起测体温大增，达38.9℃，下午更升至39.5℃；此后发热反复达九日之久，且一直卧床不起，进食极少，还间歇性腹泻；直到24日才有起色，可以离床下地；27日热退尽；又将养了几日，30日至袁家骅家小坐，“病后初出卧室也，日光直射，神怡身旷”，病体方告复原。

郑先生一直自负强壮，亦自知谨慎，除民国十五年曾病卧两三日外，近三十年来无大病。病愈反思有三：第一，饮食失节，每日工作至午一时才出办公室，或就小店零食，或回住所啃馒头佐冷菜冷肉，“多寡冷暖无常无序”；第二，起居失当，每日枕上必读，就寝往往迟至凌晨一时半以后，睡眠不足六小时，午睡也不能保证；第三，保暖不足，其时早已入冬，月初又骤寒，衣被仍寄藏乡间，“在城仅薄被一床、衬绒袍一件、破棉袍一件，已不能穿”，日间勉可支持，夜眠多不能酣。

郑天挺孤身南下，自顾不暇，由此导致的抵抗力下降确为病因。更重要的是，斑疹伤寒属传染病，校方却一直缺乏针对性防疫。那几年联大教职员中患斑疹伤寒的不少，如1943年3月哲学系郑秉璧，4月常委会秘书刘本钊，10月训导长查良钊和北大办事处文牍组主任朱汇臣。来年仍不消停，6月北大办事处事务组包尹辅抱恙，到了10月，英语系钱学熙、数学系江泽涵、物理系郑华炽纷纷病倒，用当前的说法，可称“聚集性发病”。

联大总务长卧病，并未前往医院，因昆明医疗不甚高明。国立中正医学院和国立上海医学院，不久即迁走；其他几家，公立的有昆华医院，1938年12月，董作宾患副伤寒于此住院半月有余；惠滇医院是英国教会医院，1939年6月21日，汤用彤长子、极具才情的汤一雄，割盲肠时麻醉过量殒命；还有国立云南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即云大医院，1941年刚刚建立，联大生物系吴韫珍教授因十二指肠溃疡割治不效于1942年6月7日病故。

除却心理阴影，去了也无药可用。30年代中期，人类第一个抗生素“百浪多息”问世，抗菌机制也已研究清楚，大量廉价的磺胺药品都在快速生产中。磺胺属广谱抗生素，对斑疹伤寒有效，完全可以使用，而抗战军兴，实为天价，如航空工程系庄前鼎致梅贻琦的《申请困难补助》：“鼎于六七月间患痢……（药物）价格过昂，均由鼎自购，仅药费一项即达三千元。”

只能“居家隔离”。校医徐行敏大夫的方案以支持治疗为主，卧床休息、多饮水、退热、清淡饮食，药物仅予“加斯加拉”，即“Cascara”，这是美国鼠李皮，一种植物成分的药物，多用以润肠通便。中医药于是登场，有一位同事沈刚如先生看过，他并非中医师，而是隶属教务处，因家传中医，联大教授们常请他诊治。谓无大热，以疏表为主，处方为：淡豆豉四钱，川柏花五钱，苏梗二钱，桑叶三钱，荆芥穗二钱，薄荷二钱，葱白三枚，生姜三片。

这个方子很温和，厨房即可备齐一半药材，类似于民间的验方。不过，求助于中医，引发了好友毛子水的非议，他“大不谓然，以中医不可信耳”。郑天挺自己的态度是将信将疑，自叙三十年来仅食汤药两次：一次是民国十五年于北平，因中煤气发高烧；一次是民国十八年于杭州，因咳嗽恐转冬瘟。这一次所开数药尚平稳，他没有听毛子水嘀咕，托人购回煎服。

确实有功效。服下药后，郑天挺自觉周身轻快许多，胃口甚好。听闻平时不太信服中医的郑先生用了自己的方子，沈刚如又来探病，辨为湿温征候，再次开具药方，郑天挺循例与罗常培商量，罗常培又与袁家骅、许宝騄谈，三人不放心，告之姚从吾，姚从吾以“不知药性”搪塞。见好友们如此态度，自己坚持服用中药，“不知诸公笑我否耳”，郑先生只能作罢。

还有心理疏导。联大总务处胡蒙子是前清秀才，南社老诗人，当时已六十有二，郑天挺口称“胡蒙老”。胡蒙子笃信佛法，将床前开水施以番咒请先生饮下，谓明日必烧退，对于老先生的好意，郑先生总是顺其心意，“知无伤，谢而饮之”。次日又来，送小米粒药一粒，谓食之宁神，先生“知其为佛法中之心理作用以安人者，必无伤也，谢而饮之”。

斑疹伤寒非人际传染，主要因鼠蚤体内的莫氏立克次体侵入破损皮肤或食用了被鼠尿粪污染的食物而起，防疫关键在于灭鼠。郑天挺病中得句 “漏尽鼠无迹，天寒鸟忘晨”，其中提到鼠患，应为写实。又有1939年11月15日载“夜雨达旦，为鼠子惊觉者再”，1943年1月5日载“中间为邻舍高歌及鼠闹扰醒者多次”，看来联大宿舍这方面一直做得很差。事实上，云南一直都是斑疹伤寒的高发地区，中国最后一次大流行就在昭通地区。

大疫一旦袭来，场景极度可怕，日记于此也有描述，1944年4月9日载：“晚间邵光明来，言自思茅甫还，其地三年来连传大疫，死亡殆尽，十室九空，在城内行走，恍若警报景况。全县不足万人，土田荒芜。往时之富庶之乡，今竟如此，而外人罕知之”。

另有赤痢，即细菌性痢疾，当年有五字歌：“每届夏秋季，赤痢最流行。疴红又疴白，痛苦十万分。一日几十次，昼夜都不停。体力大消耗，衰竭亦丧身。”菌痢由痢疾杆菌引起，现已少见，当年可是烈病，并发感染性休克或中毒性脑病者大多死亡。前述庄前鼎教授是紧俏的军工人才，也被此病耗去了家底。

寻常腹泻更是常见。1938年4月11日载“昨夜四时腹大痛，如厕大泻，七时起，复泻”，初到昆明，郑天挺以为是大病，后来“幸即止”，虚惊一场。之后病泻数不胜数，如1939年5月23日至25日，教员公舍中十人病倒了四人，汤用彤、罗常培、黄国聪、陈雪屏先后腹泻，郑天挺有“水不洁欤？饭不洁欤？”的怀疑，不过也就是怀疑罢了，没有追究的下文。

腹泻多了，慢慢也就习惯了。1940年4月6日至7日，郑天挺腹泻十二次，一直未就诊，到了4月8日，“气结腰弱，倚扶而立，颇不能支”，可当晚七时半，联大有课安排，相授“清初之圈地与逃人”，课程隔周一次，为了不让学生白跑一趟，郑先生还是勉力前行。

1940年11月的这次腹泻最狠，从24日持续到28日。除了继续狐疑“水不熟乎？新米不易消化乎？食不洁乎？”之外，就是口服了几次“苏达片”。苏达片为小苏打（碳酸氢钠片），可用来补充体内电解质丢失，对腹泻本身并无治疗作用。尤以27日最尴尬，不巧赶上一天四会（迁校委员会、赴川教职员茶会、联大常委会、文科研究所委员会均开会），其间大泻数次，且腹涨异常，又不敢进食，最终困惫至极。

过了两年，腹泻这事不仅见怪不怪，简直成了生活调剂。1942年7月16日，遇见陈雪屏，陈氏最近拉肚子，自疑为痢疾，请医诊之，非也。郑天挺打趣这位心理学教授，他人都是由水泻转痢疾，而陈氏却由痢疾转水泻，岂亦心理作用耶？两人相视大笑。

到了1943年，都可以给自己开方子了。11月10日至12日，郑天挺水泻十五次，自服“药特灵”愈。“药特灵”即磺喹碘，是治疗肠道阿米巴病的良药，一直到八十年代还在临床使用，对其他病原体并无作用。原来郑先生误打误撞，治好了自己的肠阿米巴病。

当年为了遏制猖獗的传染病，也可采用疫苗预防。上世纪30年代以前多依靠国外疫苗，后来中国卫生试验所和上海卫生试验所相继成立，国内研发出多种疫苗，还总结了符合国情的接种方法：春天种痘，夏季注射霍乱、伤寒、痢疾疫苗，秋季注射预防白喉、猩红热毒素，冬季注射流脑疫苗。不过，春去秋来，南渡北归，纵览日记，郑天挺和同事均未有过疫苗接种的记载。

附记：本文部分论述曾另文刊载于《点滴》，今结合时事重新成文，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