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一

社会上谈及清华校史时，经常会有人津津乐道于一些名人破格进入清华的逸事，表扬当年招生的不拘一格与慧眼识英才，甚至有学者认为名校就应该勇于破格。我们先来看四则材料，它们有个人回忆，有他人研究，也有新闻报道。

徐士瑚：“1925年清华大学部初创，尚无院系建制。入学考试时，学校只列出报考12门类——国文、英文、历史、教育、哲学、法律、政治、经济、物理、化学、生物、土木工程。我报考了英文类（后改为西洋文学系）。我的考分英文83分，数学只23分，平均分数68分。很可能清华校方认为我报考的是文科，所以数学虽不及格仍录取了我。”（徐士瑚：《在清华六年》，孙哲主编：《春风化雨：百名校友忆清华》，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0页）

张明觉：被誉为“试管婴儿之父”的张民觉当年考大学，北京大学、师范大学都没有考取，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了他。因为他对陈桢教授的生物学著作很下过一番功夫，因此生物学的分数考得“奇高”。（黄延复：《五级金庆志略》，《清华校友通讯》，1983年，复第8期，第4-5页）

钱锺书：1929年，钱锺书报考清华大学。虽然国文、英文考得不错，但数学只考了15分。后来钱锺书回忆：“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及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民国大学破格录取零分学生》，《文史博览》，2013年第8期，第40页）

吴晗：吴晗于1931年首先报考北京大学史学系，尽管文史和英文都得了一百分，但数学得零分，而北大规定考生有一门科目得零分就不能录取，因而他没有被北大录取。为此，他只得又去报考清华大学历史学系，考试结果同样是数学还是零分，文史和英文是一百分，清华大学也有与北大相同的规定，但却以吴晗文史成绩特别优秀为理由，将他破格录取。

无疑，这些都是从正面去看待的美谈佳话。诚然，每个人资质、禀赋不同，单纯用分数一把尺子去衡量，肯定有不足，这点毋庸置疑。因此，大学选取人才，能够不完全囿于分数，或不完全囿于某科分数，发掘出在某些方面有潜力的学生，自然是好事。但这样的例子传多了，则容易让人产生疑问：如果优秀人才都需要破格才能进清华，那是不是说“格”本身就有问题？因为“格”把这些有潜力的人才都挡在外面了。既然“格”有问题，为什么不去改变“格”以让它更加合理、而总是临时性地“破”呢？面对这样的疑问，首先应该问的是：当年的“格”到底是什么？

对大学招生来说，“格”就是录取标准。在主要以分数为标准的时候，“格”主要指录取分数线。

我们来考察一下1925至1933年清华学校大学部和清华大学录取标准。1925年清华学校大学部录取分数线是各科总平均47分，且不考虑单科成绩。（《国立清华大学历年招考本科学生录取标准》，《清华周刊》（向导专号），第41卷第13、14期，1934年，第156-159页）徐士瑚平均成绩68分，已经达到了录取标准，并不存在数学只考了23分而被破格录取的问题。

钱锺书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当年总平均、国文英文数学三门平均不低于40分，国文和英文要求不低于45分，数学不低于5分。（《国立清华大学历年招考本科学生录取标准》，《清华周刊》（向导专号），第41卷第13、14期，1934年，第156-159页）对钱锺书来说，国文、英文很好，不成问题。至于数学成绩，钱锺书自己说不及格，似乎也不是“零分”的意思。而坊间流行说法是钱锺书数学成绩为15分。如果属实，则也已经达到5分的录取线，并不存在“破格”的问题。

张明觉也是1929年考入清华，张民觉自己的回忆是：“1929年我在太原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就去北京投考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清华大学。结果北大、师大我都落了榜，而清华却录取了。可能是由于我在中学时，曾熟读陈桢先生著的《生物学》，因而生物考分很高。”（张明觉：《困学求知回忆录》，《清华校友通讯》，1984年，复第9期，第47页）显然，张明觉本人没有说自己破格。因为没有他的分科成绩和总成绩，是否真属于“破格”，尚待材料的进一步挖掘。但很可能是研究者看到张明觉的回忆，在北大、师大落选而清华录取情况下，想当然地认为清华“破格”录取了张明觉。

关于吴晗是否破格，太阳成集团tyc33455cc校史馆刘惠莉通过细致考察，查明1931年吴晗以插班生身份考进清华，文史成绩优异，但插班生考试不考数学；吴晗是正常被录取而非破格。（刘惠莉：《吴晗“数学考零分、破格进清华”说辨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第154-158页）

二

平心而论，“格”是规则、是规矩，理应随着形势变化，破除、扬弃不合实际的部分，做出修正，否则就会故步自封。但另一方面，“格”也应该是明确的、权威的，并且相对稳定的。从公正、公平的角度，“守格”与“破格”是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规矩不能随便破，否则就相当于没有规矩。

揆诸清华历史，周诒春、曹云祥、梅贻琦、潘光旦、蒋南翔等清华领导，始终在努力地维护公平、公正的招生规则，率先垂范，形成了良好的传统。清华有不少峻拒请托、坚持原则、维护公平与选材制度尊严的事例。在这方面，潘光旦先生坚持清华严格招生传统，堪称表率。

上世纪30年代，安徽省主席刘镇华有两个儿子想来清华旁听。潘光旦说：承刘主席看得起。但清华之被人瞧得上眼，全是因为它按规章制度办事，如果把这点给破了，清华还有什么，不是也不值钱了么？西南联大时期，在昆明也有厅长之类的人想把自己的子弟塞进西南联大来，也遭到潘光旦拒绝。

1940年夏，潘光旦全家在昆明西郊大河埂

潘光旦坚持原则，不只是对说情的拒绝，还有对不合理命令的抗争。1949年，某领导为其孙入清华读书，转托高教会给清华下达指令。潘光旦认为此种做法“于法绝对不妥”。潘光旦在日记中写道“清华自二十年前起不收旁听生，余在教务长任内曾以词折服军阀刘镇华之秘书长不遣刘子二人来校旁听，今……作此强人违例之举，不第对清华不利，对己亦有损令名，而高教会肯以指令行之，亦属太不检点。”（《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09页）

11月9日下午，该领导嘱其孙携书信到清华，商谈来清华旁听事。潘光旦就此事从各方面剀切剖析：“高教会徇私人之托，随意指令其附属机关，终将受人评议，不利一也；清华奉指令行事，破其二十年来良好之规则，不利二也……余……请其孰权利害，自动撤回申请，并归与老人陈之。青年人有理想，有热情，以词折服，宜若较易，此事看来可以了结……”（《潘光旦文集》，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314页）此事遂不了了之。

三

潘光旦先生坚持原则，维护了招生的公正，也是对清华传统的维护。在历史上，并不鲜见此类事情。

1924年3月，北京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给姻兄、外交总长顾维钧写信，为参赞容赞虞之子容丹南申请官费留美。顾维钧于4月14日即写信给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请他玉成此事。熟悉清华早期历史的人都知道，1912至1928年间，清华归外交部管理，清华校长由外交部选派。故顾维钧为曹云祥直接上司。且曹云祥出长清华前长期供职外交界，亦为资深外交人员，与顾维钧、施肇基均相熟稔。但曹云祥并不为上述因素所动，他在复信中说：“查本校津贴生照章由监督处寄到学生陈请书，并检同历年成绩表、学校证明书，经本校审查合格，给予半费，历年均如是办理。兹查监督处寄来陈请书内并无容丹南名字，无从核办。除迳函赵监督就近通知容参赞按照手续办理外，敬恳函复施公使其所请官费一节，碍难开例……原函附还……”顾维钧接到此信后，于4月19日将此复信内容转告施肇基，婉言拒绝了他的请求。

同年7月，学生贾观鑫因成绩不及格，学校照章将予开除。其父贾丰臻是当时教育界知名人士，请托他的老上司、国务总理的顾维钧代为说项，免于开除，以便将来有机会留学美国。顾维钧将此意函告曹云祥。曹云祥在回信中说：“经教员会议，全体教员众口一词，谓该生实属不堪造就，如该生不除名，令其出洋，则所有学生，一入清华，均可出洋游学，毫无区别。”再次拒绝了贾的请求和顾维钧的说情。（谢雪桥：《“碍难开例……”——早期清华抵制“说情风”二例》，《清华校友通讯》复27册，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78页）

学校领导能对不合理的请托理直气壮地说不，最大的底气来源于对教育公平信念的坚守和自己对规章制度的坚持，正己然后才能正人。梅贻琦的侄子梅祖武、小女儿梅祖芬都报考过清华大学，均因成绩不合格未被录取，一个去了北洋大学，一个去了燕京大学。当一位上海的校友对梅贻琦说自己的孩子想考清华，希望能予关照时，梅贻琦当即告诉这位校友：“我的小女儿去年就没有考上清华，也只能由她到录取的学校去上学了。”这位校友听后很能谅解。（沈刚如：《献身大学教育的梅贻琦先生——记西南联大始末及其成就》，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306页）

不仅梅贻琦如此，清华其他重要领导亦是如此。西南联大时期，李继侗任先修班主任、西南联大生物学系主任，他的长子曾连续三年先修班，最后考入云南大学。（蔡麟笔：《为百世师为天下法——哭月涵师长》，黄延复主编：《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126页）在梅祖芬考清华的1946年，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的女儿冯钟璞与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的女儿梁再冰也报考清华大学，她们丝毫没得到特殊照顾。

这方面，蒋南翔校长也是模范。1960年代，蒋南翔校长的儿子中考。因为成绩没有达到清华附中录取线。蒋南翔校长主动将儿子转学到其他学校，根本不给清华附中领导丝毫困难。（万邦儒：《南翔同志关心中学教育》，《蒋南翔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94页）

四

清华在招生上坚持原则，既有曹云祥校长直白的峻拒与潘光旦耐心的说理，有时候也在不伤害原则的前提下灵活处理，公私兼顾。

抗战期间，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迁往昆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在艰难条件下弦歌不辍，创造战时教育奇迹。其中，以龙云为首的云南地方的支持，是西南联大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有一天，龙云特地来拜访梅贻琦，说孩子没有考取联大附中，请求破例录取。梅贻琦留龙云吃饭,并请联大教务长潘光旦作陪。席间，梅贻琦请潘光旦派老师晚上辅导龙云的孩子，等明年再考，并且言明老师的家教费得由龙主席支付。

1947年4月底，清华校庆日，潘光旦夫妇在大礼堂前

1960年代初，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报考清华，成绩达不到录取标准，有人希望学校能照顾录取。蒋南翔校长表示：“分数面前，人人平等”，除政府有明文规定如少数民族、华侨子女等以外，一律按分数录取。蒋南翔断然拒绝了这一提议。（李寿慈：《南翔同志永远活在我心中》，《蒋南翔纪念文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这一年，贺鹏飞没有进入清华。但蒋南翔也不是一拒了之，他要求清华附中能允许贺鹏飞补习一年。经过一年补习，贺鹏飞才考入清华。

梅贻琦、蒋南翔的处理，体现了他们对待领导人子女既严格要求又热情关怀，于对方有利，于学校无害，做到了公私兼顾，两不相害。

纵观清华百余年，的确有极少数优秀人才通过变通进入清华，但绝大部分是通过严格选拔入学清华，这恰恰证明清华的“格”是行之有效的。换言之，清华历史上人才辈出，主要不是“破格”，而正是坚持“守格”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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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光旦先生1913年至1922年就读于清华学校，次年赴美攻读生物学。1934年8月，他受聘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次年兼任教务长。自此，他住进新林院11号，开始了在清华19年的工作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