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以古稀之年“再学一种语言”，闯入德国城镇史研究的新领域；而新学的德语也能很快熟练地用于史学研究。这种不知老之将至的学术拼搏劲头，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

陈志让先生及其著作《军绅政权》

6月27日，《上海书评》重刊李天纲先生十一年前为《军绅政权》再版写的书评，纪念不久前去世的陈志让先生（1919.10.2—2019.6.17），其中提及1992年建议“他择日再回祖国访问”时说：

陈先生端着咖啡，意味深长地说：回中国已经不习惯了，最能安顿他晚年的地方是“英语国家”。……我不知道陈先生是否真的“乡愁”已淡。然而，我终究不相信一个写过《军绅政权》，还写过《袁世凯》《毛泽东与中国革命》等重要著作的中国近代史专家，会不关心中国社会的最新变化。

这段余音悠长的叙事与推断，不禁让我记起三年前为先师编 《程应镠先生编年事辑》时录存过陈志让致流金师与师母李宗蕖先生的函件。披露这些书札，或许既可让学界了解1980年代陈志让的学行，也能从另一侧面呼应天纲兄的推测。

1939年9月，陈志让入读西南联大经济学系，本科毕业即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读研，1945年获硕士学位。流金师是1938年9月以燕京大学同等学历转入联大历史社会学系的，1940年毕业即赴河南抗日正面战场，他们的交往应始于这一期间。1944年9月起，流金师执教云南大学文史系，双方在昆明再续旧谊。1946年夏，闻一多被暗杀，流金师也随即亡命离滇；其时任教燕京大学经济学系的陈志让已回北平，次年考取庚款赴英留学，1956年获伦敦大学历史学博士，始终设席海外。也就是说，自1946年起，因历史原因双方中断交游达三十余年。

程应鏐、李宗蕖夫妇年轻时留影

程应鏐先生授课

1979年，流金师复出，主持上海师范学院（即今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为拓展入学不久的77届与78届学生的视野，他广泛邀请海内外史学名宿大家来校讲座，其中就有移席多伦多大学的陈志让。其时，他已是驰誉海外的中国近现代史名家，记得他的讲题就是军绅政权，不仅本校其他系科，复旦大学与华东师大也有师生赶来听讲。改革开放初期，陈志让频频回国，不仅从事与研究相关的史料搜集或实地考察，也尽可能为中外之间的学术与教育交流穿针引线。有一份1980年代初陈志让的来函颇能说明这点：

应鏐兄 宗蕖嫂：

今夏回华，在邵武、凤皇【凤凰】、古蔺山区访问了一个月，没有到上海来看您们，歉甚。您们都好吧？山区访问收获大，对我的研究（山地农民史）帮助很大。今年休假，除一些杂事之外，集中在统计资料的整理。

我有一个学生Daum Tom（谭女士）是加拿大出生的华人，约克高材生，专修中国史与语言学。今年在广州暨南大学教英文，下学年很想到上海再教一年英文。在暨大，工作成绩很好。如师院要聘一个外国专家教英文，很可以考虑她的申请。此人年纪尚轻，但教书很好，处人也很好，既是华裔，对祖国的感情自有不同，她亟望能借此机会多了解她父母的国家，望能如她所愿。

望珍摄，望能听到关于您们的消息。

祝安！

弟志让上

十月十九日

陈志让致程应鏐李宗蕖夫妇的函件

显然，陈志让对山区访问相当满意，他说弟子“既是华裔，对祖国的感情自有不同”，某种意义上不啻是夫子自道。80年代中前期，他几乎每年回国，或专业考察，或学术会议，忙得不亦乐乎，这有1985年来鸿为证：

应鏐兄：

今天收到您寄来的《历史大辞典》宋史部分，非常感激您的老友深情。

去年在上海两天半，简直抽不出时间来拜访您们两位，希望您们不要见怪。今夏到北京，不到上海，又没有见面之缘。望您们好好珍摄，也许明年见。

还有两年我就退休了，学校也许留我再教两年半时间，到1989【年】完全退休。时年六十八岁。退休后住此或住英国伦敦，还没有定，到那时再说。今夏我先到巴黎，然后到北京，然后回到维也纳，最后到伦敦看我女儿，回家已是八月中旬了。

问候您们两位，家里的人，和上师的朋友们。

祝教安

弟志让上

四月卅日

陈志让致程应鏐李宗蕖夫妇的函件

1984年岁末《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梓行，流金师作为主编之一，随即越洋寄去，令陈志让感动于“老友深情”。其信也证实，1984年以后三年，他每年都来大陆，但日程排满以至无暇访友。“上师的朋友们”或指其西南联大的校友徐孝通、朱延辉诸先生与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同行。

1987年8月21日，陈志让再次来函，告知退休近况与即将来华参会：

应鏐兄、宗蕖嫂：

久未通信，您们好否？

今年十月七日南京第二档案馆召开民国史档案讨论会，对我这非常重要，所以交了一篇论文，报名参加。十月二日，从多伦多动身，三日夜在东京过夜，四日中午到上海。因为我还没有得到南京的确实消息，不知那【哪】一天乘那【哪】一班火车，何时到南京，所以也还不知道在上海住几天，到那【哪】个旅馆去住。反正我如果能抽出几个小时，一定到上海师院来看望您们。

相见不远，使我非常高兴。在国外遇见了您的一些高足，都学得很好，这也是使人兴奋的事。

我在今年六月卅日退休了，教一个课，带两个研究生，其余的时间在家读多年想读而未读的书，写些文章。

祝安好！

弟志让上

八月廿一日

陈志让致程应鏐李宗蕖夫妇的函件

一年之后，陈志让选在七十岁生日当天致函流金师，袒露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其时他已退休，为搜集史料而小居德国。

尊敬的老朋友：

一个原因是今天是我的生日，另一个原因是这里一切跟信息交通的事都非常贵。所以我选定今天写信给您贺年，用平邮寄到，祝您和府上的人，新年快乐。

好些年来，有些同事说我“有点骗人的样子”，因为一个中国人在国外从事中国问题研究，不必费老大的功夫学习汉语。我的同事们并没有加拿大人不该研究加拿大问题的意思；我也没有中国以外中国问题的研究应该由中国人包办的意思。但他们所说的有点道理。我既然搞完了我的“事业”，不必讲中国问题来找饭吃，又同时得找点事情做，于是我决定再学一种语言，走进另一个园地。如果我走进的是英国问题，我的那些同事还可以认为我在欺骗人，所以我才选了德语，研究现在我住的地方。看看这个小城的近代史，从战争、外国占领，到独立繁荣，这是两万三千人的奋斗成功史。

我说这个城，其实是两个城。其间从前有一个小村，名为“Und”（即为英文的and，“及”或“和”的意思）。克芮木斯（Krems）比斯太因（Stein）大，工商业更为繁盛，这一段多瑙河（Lie Donau,ilu Danube）,从此地开始上溯到麦尔克（Melk），是寂美的一段，而与小城老而且美，中古时候从北方小山区向南发展，到了平地就停止下来。形成一条大街，距河也还有一段路，那到18世纪以后才开发。

我住在斯太因的一个山谷中，每天到克芮木斯的博物馆去读旧报纸，将来读文教档案，以1945后十年为期，希望两年内搞完，然后回加拿大去思索和编写。

我在这里有时看见日本游客，只有一家中国饭店。常常想到您。这里到维也纳和布拉格都有好几班直达车，到这里来玩，我一定为您们导游。

祝健康、顺利、快乐！

陈志让上

陈志让致程应鏐李宗蕖夫妇的函件

从这封信里，不难窥见陈志让争强好胜的学术雄心。他在“不必讲中国问题来找饭吃”之后，却告别轻车熟路的中国史研究，决心“走进另一个园地”。为向西方同行显示自己的实力，他有意将英国问题摒除在外。在他看来，自己在伦敦大学拿的历史学博士，又相继在英国与加拿大执掌教席，英语不期然已是第一语言，即便在英国问题上取得成果，也不值得骄人一头。便以古稀之年“再学一种语言”，闯入德国城镇史研究的新领域；而新学的德语也能很快熟练地用于史学研究。这种不知老之将至的学术拼搏劲头，不由得让人肃然起敬。

1994年夏，流金师逝世，陈志让仍与师母邮筒通问。1995年岁末，他按例致函贺年，还托人致送了个人新著。在这封长信里，他谈到退休八年间的学术研究：

我今年九月到巴黎去看了四天，看了三个博物院，其中一个就是这本小书的主题。巴黎太贵，住了四天就跑到意大利去了。我也在美国住了两个星期。

我又开始写书了——写的是奥国一个小城的历史。研究工作已完，以两年为期，脱稿。这是我在国外五十年第一次写非中国的题目。写得要是不够水准，就只好“藏之名山”，转过头去写一本关于80年代人的社会文化史。

倘若对照上一封信，此信所说“写的是奥国一个小城的历史”，是“在国外五十年第一次写非中国的题目”，即其八年前信中提及的那座小城。因专业隔阂，笔者不知他这部史著究竟已付梨枣，还是藏之名山。但令人感兴趣的是，陈志让在信里对中国社会最新变化袒露了肺腑之言。他对师母说：“应鏐兄仙逝了，我们也老了，回顾八一年上海的气氛，使人十分感慨。”言谈之间，对1980年代前期的气氛深表怀恋。他紧接着说：

我常把我这一代的留学生叫做“50年代的人”，而把年轻的叫做“80年代的人”。我们的差别很大，但在接受西方（主要是英语国家）的文化上，却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

然后，陈志让将其所见的80年代负笈北美的中国学人（包括留学生与学者）分为两种类型。一类学人“生活在加、华两种人的朋友之间，了解加拿大社会”，他们虽然搞中学，也了解西方，看似中西兼得，但两方面对他“无用者一概不问”；这类学人即便“跟加拿大女人结婚也是这样，治学也是这样——洋为中用”。另一类学人“则在唐人街，自己烧饭，上中文图书馆，只读中文书，只上中国人开的店买东西”。陈志让分析说，初看上去，这两类中国学人“一如昼夜的不同样”，但对西方与西学的态度却并无二致，那就是“以用为主旨”，“对西学的态度却是‘洋为中用’”。陈志让料想，这两类学人“恐怕一本关于加拿大的书都没念过”，对他们来说，“加拿大的意义完全因为有中国，所以加拿大才有意义”。他由此引发一通评论，措辞尖锐却令人反思：

加拿大不能为了加拿大而有意义，艺术不能为了艺术，科技不能为了科技，一头小猫不能为了他【它】自己……所以“洋”只能为了“中”才有意义。结婚只能为了生孩子（或革命）才有意义……谈到这里，也许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中国人在知识上追求与成就，受了那么大的限制！

很少几个留学生了解西方。唐人街的中国人更不了解西方。

说及唐人街，陈志让更是不无幽愤地指出：

有一个美国友人说：“中国的长城没有能阻止外国人侵入，他阻止了中国人出去。”这是很对的。唐人街的中国移民都是这样的。

他的感慨因国门开启后两类留学生而触发的，在他看来，无论这两类中国学人之间，还是两类中国学人与唐人街的中国移民之间，在了解西方上都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据其烛见，恰是执著实用性的“洋为中用”，在中国人意识深处垒起一道自我封闭的无形长城，即便人到西方，依然无法真正了解西方，无论是出入大学区的学人，还是打工唐人街的移民。这种自我闭锁的文化心态，与他下文提及的“单文化”互为因果，却是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心防。陈志让反省自己那一代与年轻这一代“在接受西方（主要是英语国家）的文化上，却又有许多相似的地方”，而无论为国，还是为己，急功近利的“洋为中用”恰是症结所在。他虽没说自己是超越侪辈的异类，但至少在晚年对“单文化”倾向已有清醒的警觉，对任何实用主义的“洋为中用”更是持反对的态度。他结合自己的学术经历，对90年代初期再次高涨的出国留学潮来了个醍醐灌顶：

（我）这五六年来读的全是关于欧洲近代现代的书，英文与德文的书，不懂法文，这是一个障碍。中国有志于人文学科的人，一定要擅三四种语言，单语言单文化的人在信息交通这样频密的世界，搞自然科学还可以，搞人文学科真是毫无前途，“出国、留学”更不过是“镀金”而已！

从80年代最后那年起，陈志让没再回过中国。但正如他所说过，“对祖国的感情自有不同”，在致函老友时不仅乡愁未淡，反而忧心更切。他在信里明确反对“洋”只能为了“中”才有意义，让人想起他在《军绅政权》里对近代以来“中体西用”论所持的异议。上引他那些深刻的议论与犀利的批评，所指涉的当然不仅限于中国留学群体；似乎也在表达更深的关切：开放的中国在融入世界的转型中如何避免一再蹈袭“中体西用”镀金式的迷径？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