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46年7月15日，闻一多在云南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他殉难后，作为学生、晚辈的王康，写下了《闻一多的道路》《闻一多》《闻一多颂》《闻一多传》，历经半个多甲子为先生立传、为时代留言。

今年是闻一多诞辰120周年，本文记叙了王康与闻一多交往过程和为其立传的始末，以资纪念。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像闻一多先生这样的历史人物，他们的传记，正是历史中的血肉，历史中的精华，历史中最生动最昂扬的部分。”王康的西南联大校友、诗人何达在他《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王康〈闻一多传〉港版代序》一文中如是说。

传记写作既要真材实料，又要真情实感，这两点，王康都具备了。正如何达所言：

看传记，先要看传记的作者。

看他有没有条件，写这样的传记。他跟他所写的人物，有什么样的联系？

他所根据的是第一手的材料，还是间接而又间接的传闻？

他所写的，是那个人物的真正的生命与灵魂，还只是一些事件的堆积，一些史料的串连与拼凑？

他与他所写的人物，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经历着同样的风浪，追求着同样的理想呢？还是早已分道扬镳，貌和心违或者相隔万里相去千年呢？

他在写作这个传记的过程中，曾经投入了多少的精力与时间？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努力？

从《闻一多的道路》到《闻一多传》，作者用30多年的时间做了诠释：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年届花甲的老者，青丝变华发，时过境未迁，王康用心、用爱、用情、用思，留住了“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的真情实景，留住了他们那代人对闻一多的真情实感。

王康与闻一多

1919年，不满20岁的闻一多在清华园中激情澎湃地投身五四运动之时，与闻家同乡且有姻亲关系的黄冈回龙山宁家汊王家，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这个名子寿、字康的男孩儿，就是曾署名“史靖”“王念昆”“石武阳”等的著名社会学家王康先生。

1920年，闻一多在清华园中与几位同学组成“丄社”，开始写作新诗之时，子寿还在襁褓之中。

1922年闻一多赴美留学，至1925年一多留学归来，到北平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任职之时，子寿从婴孩长成幼童，在南京新街口的幼稚园中开蒙。

1926年至1937年抗战爆发前夕，闻一多相继在上海国立政治大学、南京第四中山大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执教。这十来年间，王康由一位少年长成青年，在南京、武昌两地上小学、中学，课余喜读各种闲书。

1938年初，闻一多加入长沙临时大学赴滇旅行团，步行前往昆明西南联大。此时，王康正和他的私立南京安徽中学的同学一道奔赴贵州铜仁，就读国立贵州临时中学（国立三中）高中二年级。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潜心中国古代文化、古典文学研究，讲授中国文学史之时，王康于1940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社会学系。

在联大，王康直接接触到陈达、潘光旦、吴泽霖、李景汉、陈序经、陶云逵、李树青等著名的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教授，以及张奚若、闻一多、朱自清、曾昭抡、吴晗、费青等国文、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化学、生物学方面的著名教授。这些教授，有的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有的参加过五四运动，绝大多数曾经留学欧美。他们对国家爱之深责之切，高举科学与民主的旗帜，是西南联大这座“民主堡垒”的中坚，对王康等青年学生的影响十分巨大。

抗战时期在西南联大

1944年9月，闻一多秘密加入民主同盟时，王康已于西南联大社会学系毕业，进入费孝通教授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研究室做助教，成为“魁阁中心”一员。

这6年间，王康与闻一多往来亲密，闻一多在给其胞兄闻家騄（王康的姑父）信中写道：“康生弟兄与弟过从甚密，思想亦极相投。康生文笔与口才尤能出众，二人均已成青年领袖，觉民兄得此双壁，真羡杀人也。”

正是在西南联大这座“民主堡垒”中，王康与闻一多以及先生的家人、同事、朋友、学生的熟识和了解，为日后闻一多传记的写作奠定了基础。吴晗在《闻一多的道路》一书的“序”中说：“一多先生住在昆明西仓坡联大宿舍的几年，经常来往的客人中，作者是其中之一。昆明每次有一多先生出席的演讲会、座谈会、讨论会，作者无不在场。”

1941年“皖南事变”后，西南联大有些沉寂，全校性的民主活动开展不了。王康时任社会学系学生会主席，他们仍坚持每两周出一期《社会》壁报，同时还以“学术讲座”为名开展各种活动。在李公朴先生被迫留寓昆明时，社会学会特地请他来校以战时教育为名，介绍陕甘宁边区及敌后的情况。这些活动一直坚持到1944年民主运动高潮到来之后。

1944年5月，联大的学生们和教授们密切合作，公开举办时事演讲会、座谈会、诗歌朗诵会、文艺晚会等活动，大规模地纪念五四运动，成为昆明学生运动、民主运动的新起点。这些活动，闻一多都参加了，并对王康这些青年学生给予热情的支持和帮助。

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抵昆明访问前夕，王康联合西南联大七个进步的壁报临时组成一个“壁报协会”，决定联合起来出一期英文壁报。华莱士到联大参观的消息王康他们头一天才得到，时间紧迫，他们只得向闻一多求助，闻一多硬是挤出时间帮他们组织并审阅英文稿件。王康他们几位同学经过连续20多个小时的紧张突击，终于编制出一张高二丈宽四丈的英文壁报。王子光等同学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将英文壁报钉在联大新校舍的“民主墙”上。壁报刚张贴好，一个多小时后，华莱士一行就抵达联大了。尽管陪同的政府官员设法带着华莱士绕过“民主墙”，然而壁报实在太显眼了，华莱士的随行人员还是将壁报拍摄下来，在美国报纸上刊登出来。

1944年7月7日，由西南联大“壁报协会”出面，联合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三校的学生自治会，共同邀请十多位教授，在云南大学致公堂举行“纪念抗战七周年时事报告晚会”。这是自皖南事变以来，昆明四所大学学生联合举办的第一次政治性的大规模集会，潘光旦先生说到大会的情形：“出席的多至三千余人，会场内外，挤得水泄不通，景况的热闹，真是得未曾有。就昆明一地说，竟不妨说是空前的。”

这样大规模的时事报告会，自然会受到官方施加的压力。报告会上，闻一多的响亮发言，博得听众的热烈鼓掌。报告会结束，同学们送先生回家。路上，闻一多对大家说：“我原本不准备讲话的，主席王康几次递条子叫我发言，我都回绝了。但听到那位校长替官方讲话，我就坐不住了，不能让那些谬论长了歪风邪气，影响大家的情绪，更危及大会的主旨。”“我是‘扶正驱邪’，弘扬正气，驱散邪说，做你们的后盾。支持大家关心国家民族命运，支持大家争取民主。我不这样做，让谁来做！”

此时王康已是费孝通先生主持的云南大学社会学系的助教，费先生是社会学家，且是民盟成员，他一面主持魁阁中心的学术研究，一面参与民盟工作和民主运动，并将两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

魁阁中心成员的研究各有侧重，费先生安排王康做青年学生思想状况调查以及学生运动方面的研究。王康用了五六个月的时间调查访问，完成了社会调查报告《昆明大学生的思想与精神生活》。其间王康不仅在《自由论坛》《云南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还负责编辑《自由论坛》周刊，月刊仍由杜迈之负责编辑。

（作者系江汉大学人文学院原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