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研版《新编许国璋英语》
1993年,李朋义社长与他的恩师许国璋教授
在西三环北路19号院,外研社大厦南侧,有两座塑像庄严伫立,无惧寒暑,笑迎风雨。其中之一便是许国璋先生的塑像。许国璋是著名的语言学家、英语教育家,他积极倡导外语教学改革,发表或出版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论文或专著,有着非凡的学术地位及成就。但对于普通人来说,更为重要的是,他编写了一套好懂、可学、能用的优秀教材,使广大的英语学习者受益。
新中国第一套成熟的英语教材
自上世纪60年代许国璋主编的《英语》问世,到90年代在外研社以新面貌出版的《许国璋英语》《新编许国璋英语》《许国璋电视英语》,他编写的英语教材最风靡时几乎人手一册,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这一切要从《英语》诞生的特殊历史时期说起。1961年,党中央为了纠正大跃进“左”的错误,文化工作开始转向实际。4月,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会后不久,外国语言文学专业组成立。各门外语教材的编写工作步入正轨,英语教材的编写也提上日程。
1962年,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套成熟的英语教材——《英语》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随后通行全国数十年,成为我国英语教学方面同类教材的典范。这套教材共有八册,许国璋担任主编,并负责一至四册,俞大絪编写五、六册,徐燕谋编写七、八册。
许国璋主编的《英语》依据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为当时较为封闭的中国提供了一套最为合适的教学法。针对没有接触过英语的学习者,《英语》的学习计划行之有效,课文、例句、词语、语法的出现及搭配都非常系统科学。《英语》课文所占比重并不大,各种讲解、练习占了较大篇幅。那时我国高校的外籍教员有限,因此,通过翻译与练习的途径让学生消化吸收课文中学到的词汇和表达方式,是必要且有效的。这种编写方式很有创造性,在日后也被多种教材遵循模仿,从这个角度来看,《英语》是开风气之先的。
“文革”结束后的1978年,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召开,提出要加强高校外语教育。当时,英语专业面临“三无”的局面——一无大纲、二无计划、三无教材,用教师们的说法就是“无米下锅”或是“等米下锅”。幸好,在过渡期,我们还有许国璋《英语》。在80年代乃至90年代初,尽管许国璋《英语》有一些60年代的政治印迹,但由于其强大的实用性和科学性依然在全国各地院校中被广泛使用。
而且,社会上普通工作者在新的时代环境中也需要提升自身英语水平。虽然新的英语教材也不断出版,但经典仍然是经典,对于起点较低的英语学习者而言,没有一本教材能比许国璋《英语》编排更成熟,更适合自学了。如语言学家、编辑出版家陈原的分析,许国璋《英语》是按照中国人的语言习惯或是学习外语的思维方式编写,对90年代的读者比较有效。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出发,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不同,语言习惯不同,西方某些直接或间接的外语教学法,在中国学生尤其是以自修为主的学生身上并不百分百的有效。渐渐地,这套教材流行到“人手一本”的程度,英语学习者进入书店就问“有许国璋吗”,更有人戏称“谁人不识许国璋”。
许国璋与李朋义的渊缘
外研社脱胎于《外语教学与研究》编辑部,出版社成立后,许国璋作为北外资深教授,一直非常支持外研社的发展。他曾说:“我所在学校的出版社如果落后于人,我是不甘心的。”朗朗上口的“外研社”这一简称,许老也倍加认可,说道:“外语教学与教学研究出版社的全称叫起来太长了,叫外研社更响亮一些。”
《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原由林学洪主编,但他担任外研社总编辑后工作日益繁忙,所以杂志的主编由许老接任。许老对《外语教学与研究》倾注了宝贵的热情与心血。在他主持下,杂志除了讨论外语教学的问题之外,还涉及到文化、教育、思想等领域;又因许老在学界素有名望,与海内外学者都有联系,所以稿源特别丰富。许老主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延续了之前的高水准,不仅是全国最有影响力的外语类学术期刊,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
许国璋与外研社的缘分不止于此,他还是后来的外研社社长李朋义的恩师。在北外学习期间,但凡有许老讲座,李朋义就积极前去旁听,还多次向他请教英语学习方面的问题。李朋义毕业后进入外研社工作,在许老的帮助下进步很快。1988年,北外派李朋义赴英国利兹大学留学,许老对他殷殷鼓励:“求学上进,为第一要事。”在李朋义攻读硕士学位期间,许老还曾写信给他:“多人来英,无功而返。唯有足下将得学位而归,可喜可贺。”许老在牛津大学Blackwell书店存有一笔钱,他请书店工作人员转赠给李朋义三百英镑,以备其买书之需。在那个年代,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在异国他乡收到信和钱的李朋义决心学有所成,不负恩师的关心与期望。
上世纪90年代初,外研社急需能够真正打开局面的重磅图书。李朋义就去三番五次恳求许老,希望他能将《英语》放在外研社出版。许老很是犹豫,他表示愿意为外研社再编一套《新编许国璋英语》。但新编教材的周期太长了,于是李朋义向他建议,可以在《英语》每一章节的前面加上“导读”,后面再附上“自学辅导”,这样就与原版有了区分。最终,许老去找商务印书馆协商,他说:“外研社是我任教大学的出版社,现在需要我的支持。再说,别人是养儿防老,我是要出书防老。”这番话最终打动了商务印书馆的相关领导。
在承担着繁重教学和科研任务的情况下,许老硬着挤出时间重新修订了《英语》。那段时间,加班晚归的李朋义经常会在北外校外的马路上碰到正在散步的许老夫妇。他们看到李朋义就会热情招呼他停下来,到路边小摊上买三个烤红薯,坐在马路牙子上边吃边聊,《许国璋英语》的出版事宜就在烤红薯的香气与热气中敲定了。
旧教材焕发新活力
1992年,《许国璋英语》在外研社出版。许老在新版教材的正课文和副课文之前加了“导学”,由他亲自执笔,指出学习的门径及文章的妙处;一些课文和段落也加以调整。“编辑说明”中则提到,此书是“针对全国范围内持续增长的自学英语热的需要,尤其是针对中级水平的职称考试的需要”而印行。因此,教材最后还附上了许老学生罗长炎编写的自学辅导材料,更利于使用者自学。
此外,许老在六年时间里前后几易其稿,编写出的《新编许国璋英语》,也在1993年由外研社出版。在这套书的自序中,许国璋申明了自己对于英语教育的看法:“以近代为重,以世界为重,以文化信息为重;不取句型与交际”,“自造新句是学英语的真正考验”。《新编许国璋英语》中的语言确实比《许国璋英语》更贴近时代,内容也更为新鲜有趣,并且附上了精美的插图,对语法现象的讲解也更为生动活泼,更适合英语自学者使用,上下册发行量达百万。
1994年10月,由李朋义与中央电视台原科教部主任冯存礼共同策划的《许国璋电视英语》问世。这套教材在许老逝世一个月后出版,但他精心指导了整个成书过程。外研社聘请了几位英语专家对《许国璋英语》进行改编修订,使之更适合电视教学这一现代化的教育手段,以满足英语学习者的需要。徐建中负责教材的编辑和视频的拍摄录制工作。在当时,“许国璋”几乎是“英语”的代名词,因此《许国璋电视英语》在央视一经播出,就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成千上万的英语学习者捧着教材守在电视机前,希望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能够有所作为。
必欲达至天下,岂能独善其身
提到许老对外研社的精神鼓舞与实际支持,李朋义往往眼含热泪。他无数次说过:“没有许老,就没有外研社的今天。”1993年5月下旬,许老从欧洲讲学回京后,因多年超负荷工作而病倒。李朋义心急如焚。许老夫妇膝下无子女,他于是请外研社的一位踏实可靠、勤奋善良的年轻编辑前去照顾。这个小伙子是英语专业的毕业生,能跟许老有精神上的交流;许老平易近人,乐于提携后进,与学术大家朝夕相处,年轻编辑也可有所进益。
1994年是外研社建社15周年。病榻之上的许老为外研社题词:“必欲达至天下,岂能独善其身?”十二字言简意赅,阐释了外研社的发展基调。达至天下者,需放眼于全球,立足于世界,这是许老对外研社的期许;不独善其身,即为置身其内,这是许老的自我说明,也是他对每一个外研人的期待。
纵观20世纪90年代,《许国璋英语》《新编许国璋英语》和《许国璋电视英语》在不同角度满足了不同时期英语学习者的需要,受到读者的广泛欢迎,成为外研社在前期发展阶段打开局面的重量级产品,为外研社下一步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2003年11月,在外研社院内,许国璋先生铜像的揭幕仪式隆重举行。铜像的基座上刻着由许老弟子王克非教授和李朋义社长共同拟定的文字:“许国璋(1915.11.25-1994.9.11),为中国外语教育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语言学家和教育家。”这是一家出版社对于优秀作者的最高尊重、最好纪念,外研社将铭记许老的学术精神,继续在中国外语教育出版的道路上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