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何炳棣

1966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的何炳棣，虽然不常在“中研院”工作，但他作为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人社中心）通讯研究员，每每在两年一度的院士会议前夕，会先到人社中心待上一阵子。梁其姿教授作为人社中心行政工作的领导，和他有比较密切的往还。彼此相交，何炳棣的行止，让梁其姿教授等同仁在背地里给他取了一个“老虎”的外号。这固然是对他“具备老虎的战斗精神与顽强意志”的赞誉（梁其姿，《何炳棣先生晚年在“中研院”的日子》，页30）；其实另一方面，何炳棣臧否人物，较诸老虎之凶猛，也不遑多让。如他对另一位考古学名家、长期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的张光直院士，全无好评，说张“旧学根基不足，成见甚深，瑕瑜莫辨，对哈佛大学的汉学及传统中史教研之中衰，是要负相当责任的”（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297-298）。“老虎院士”之名，不胫而走。

然而，何炳棣绝对不是“书呆子”；他在学界里的应对进退，自有“本领”。还只是加拿大温哥华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副教授的他，1953年中旬首度拜见已经是美国哈佛大学名牌教授的费正清之际，“极度诚恳地恭维他是蒋廷黻之后，举世第二位学者研究引用《筹办夷务始末》的”。不料，费正清却回答他说，因为张德昌比早他半年引用了这部书，所以他只能排到第三位（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445）。

只是，回到历史的现场，回顾《筹办夷务始末》的引用史，无论是何炳棣的“恭维”，或是费正清的响应，费正清和何炳棣的定位，都不是历史事实。

由大清帝国咸丰皇帝之“帝命”而开始纂修的《筹办夷务始末》，基本总汇了帝国对外关系的档案文献。1929年夏天，北京故宫博物院于景阳宫后殿学诗堂发现道光、咸丰二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复由昭仁殿寻得同治朝的《筹办夷务始末》，经外交史名家，尔后从政的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建议，于1930年1月影印出版（张志云、侯彦伯、范毅军，《了解中西交往的关键史料〈筹办夷务始末〉的编纂与流布》），从此就如蒋廷黻所言，掀起了“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书影

回顾费正清本人的学术生涯，他就读于哈佛大学大学部最后一学期的时候（1929年春），遇到了以研究外交史而著称的韦布斯特（Charles K.Webster），后者在印章社（the Signet Society）的午餐会上向费正清等听众宣告了《筹办夷务始末》的出版及其意义。在韦布斯特的建议下，不懂汉语的费正清，以初生之犊的勇气做出了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决定，开展了让他觉得兴奋刺激的冒险历程（exciting enterprise）。不过，费正清首先捧读的是马士（Hosea B.Morse）三卷本的《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1910-1918间出版）。要到了1932年，费正清抵达中国留学以后，他（透过韦布斯特的介绍）与蒋廷黻接上线，方始看到了这套书；在蒋的指导下，读之览之，竟尔在1933年发表了第一篇结合使用中英文档案的学术研究论文：“The Legalizationof the Opium Trade before the Treaties of 1858”，从此展开了他在（近代）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事业。

费正清的学术生命，固然与《筹办夷务始末》关系密切；在具体的历史场景里，他引用这部书的自我定位，却是大谬不然。

就史料整理与发表的面向言之，《筹办夷务始末》始终是选择去取的标准模板。当故宫博物院的工作人员从故宫里发掘出各式各样的资料，即以《筹办夷务始末》作为是否应公之于世的权衡标准。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整理军机处档案，“时复发现外交史料，有未载入《夷务始末》者”，故假《故宫周刊》之篇幅“陆续发表”；故宫于1930年3月开始出版的《文献丛编》，也声明曰，凡所刊布之文献，亦都注明凡可见诸《筹办夷务始末》者皆不著录。一般史学工作者遇见新的数据时，也会取之相核，如燕京大学图书馆藏有《道光年间夷务和约条款奏稿》，关瑞梧即与《筹办夷务始末》相比较，即发现有未见诸其书者。

就《筹办夷务始末》作为史学研究基本材料的面向言之，目前还不知道张德昌的哪一篇文章引用了《筹办夷务始末》；但是，在费正清的论文发表之先，在蒋廷黻以外，已有学者利用这部书撰写学术论文了。像是陈文进述说总理衙门的成立源由和经费来源，即引用了咸丰与同治朝的《筹办夷务始末》。就历史教育的面向来说，如1930年度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外交史”课程的教师（可能是陈恭禄），就将《筹办夷务始末》列为参考书。它还可以成为史学后进开展史学训练历程的对象，如燕京大学历史系1932年的毕业生张汉臣，就以《清代筹办夷务始末指南（咸丰）》作为学士论文的题目，应该也对这部书花了一番功夫。

美国史学界也很快就揭示了《筹办夷务始末》出版的消息。中国留学生郭斌佳（Pin Chia Kuo）即在1931年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撰文简介，说这份文献提供了别处不能发现的丰富而宝贵的资料；翌年，任教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皮克（Cyrus H.Peake），同样在《美国历史评论》撰文述说20世纪20与30年代新发现的各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资料，也指出如果细心研究《筹办夷务始末》，必然可以澄清中国国际关系里许多幽黯难明的阶段，也可以促成更为充分与详尽的著述的问世，他并举蒋廷黻撰述的各篇英文著作为例证。

显然，在费正清之先，《筹办夷务始末》已然是（中国）学界广泛利用的数据；在这波新起的“史学实践”浪潮里，留学中国的费正清，其实只是盛逢其会的弄潮儿之一而已（参考潘光哲，《中国近代史知识的生产方式：历史脉络的若干探索》）。

何炳棣于1954年得到任教于哈佛大学的杨联陞捎来的好消息，知道自己“拼命”完成的英文巨著《明初以降人口及其相关问题（1368—1953）》已被列入“哈佛燕京专刊”，为自己打进美国“第一流学府”增添无限机会。且杨联陞在这封信里，谆谆劝告何炳棣对于“某位误释明代人口数字准确可靠的学人，评语不可太厉害”，因为“老虎亦有打盹时，若自己小辫子被人抓住，亦甚难受也”（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页286-287）。无论何炳棣是否接受了杨联陞的劝告，一旦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号称“老虎院士”的他对费正清的“极度诚恳的恭维”，都被后来者抓住了“小辫子”。

至于费正清，身为一代学界“霸主”，也不是无疵可议。任教哈佛的同事杨联陞，曾经以“霸”字形容过他，又说过费正清擅于“纵横捭阖”。费正清的同事回忆说，当年在以费正清为领导人的哈佛东亚研究中心里，在收发柜台上的两个文件盒上，分别写着“上谕”和“奏章”，凡是由费正清发出去的文件叫“上谕”，收进来的文件则是“奏章”。费正清作为研究中心的“大家长”的风范，可见一斑。然而，“一言九鼎”的大家长，不会没有失察的时候。

何炳棣和费正清都是第一流的史学家。然而，严格地检证两人之间的答问，揭示历史的本来样貌，正可证明，不论是“老虎院士”抑或是“霸主”，他们的“夫子自道”，实非准确。“老虎亦有打盹时”。有志研史问学的后来者，岂可不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