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林徽因先生有一首诗，《哭三弟恒》，纪念自己在抗战中殉国的弟弟。林恒去世时，年仅25岁。图为林徽因与弟弟林恒

最初的客厅（梁再冰《我的妈妈林徽因》）

1920年9月20日，外公带她到圣玛丽（女子）学院入学。

妈妈到英国前主要受英国文化熏染，在英国居留的一年多中，开始接触欧洲文化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某种生活方式上（如英国人普遍爱好的afternoontea或“下午茶聚”），也涉及更深层次的领域，首先是文学艺术的鉴赏方面。这一时期妈妈的英语口语和阅读水平都大大提高了，通过阅读英国文学作品等，她开始在原有的中国文化根底上吸收西方的影响和理念，成为她此后具有“东西方双重文化”修养的一个基础。

当时外公所来往的各界人士中有不少是像他自己一样的“老”留学生，也有不少青年留学生，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接受过东西方两种不同文化的影响。妈妈当时还小，在学识上同来到外公寓所的那些牛津、剑桥的中国学子们自不能相比，只能是一个“洗耳恭听”的小女孩，但她的思维敏捷活泼，英语听说能力强，这使她能从外公同中、外文化界人士的交往中获得超出学校教育的“营养”。同时，在各种“午后茶聚”中间接感受牛津、剑桥师生自由辩论、聊天的学风。

在英国的一年中，妈妈在两个方面有所收获，即：

（一）通过接触英国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文学作品活跃和解放了思想，初探文学殿堂。当时曾到外公家来的留学生徐志摩在这方面可能对她起到了一定的介绍和引导作用。妈妈始终尊重和感谢这位兄长式的“老师”。徐志摩当时还不是诗人，但受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和济慈等人影响，已开始向写诗的方向发展。青年林徽因可能给了他某种灵感。但是，她始终没有对这位当时已娶妻生子却不满自己婚姻的青年的追求作出回应。这可能同她自己童年时生活感受有关，因为她自己的母亲恰好是在一次不幸的封建包办婚姻中在感情上被丈夫遗弃的一方。

（二）妈妈在伦敦时期有不少同她年龄接近的英国女朋友们。这些女友之一是一位学建筑的学生。妈妈从这位女友那里首次知道建筑在西方不仅仅是“盖房子”，而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和艺术。建筑作为一门集美术（包括绘画、雕刻、工艺美术等），工程技术和人文理念于一体的综合学科对她产生了巨大吸引力。观察这位女友作建筑绘图使她尤感兴趣，并且产生了将来要成为一名女建筑师的强烈愿望。

战时的客厅（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母亲在昆明时还有一批特别的朋友，就是在晃县与我们邂逅的那些空军航校学员，这是一批抗战前夕沿海大城市中投笔从戎的爱国青年，后来大多数人的家乡沦陷。在昆明时，每当休息日，他们总爱到我们家来，把母亲当做长姐，对她诉说自己的乡愁和种种苦闷。他们学成时，父亲和母亲曾被邀请做他们全期（第七期）的“名誉家长”出席毕业典礼。但是，政府却只用一些破破烂烂的老式飞机来装备自己的空军，抗战没有结束，他们十来人便全都在一次次与日寇力量悬殊的空战中牺牲了，没有一人幸存！有些死得十分壮烈。因为多数人家都在敌占区，他们阵亡后，私人遗物便被寄到我们家里。每一次母亲都要哭一场。

1941年，她非常疼爱的三弟，当时刚从航校毕业不久的空军上尉飞行员林恒，在一次对日机的仓促应战中，牺牲在成都上空。噩耗传到她病榻上的时候，母亲几乎痛不欲生。此后不到两年，昆明那批空军朋友中的最后一名幸存者，也是母亲最喜欢的一个，又在衡阳战役中被击落后失踪了。他们的死在母亲精神上的反响，已不限于对亡故亲人和挚友的怀念感伤。她的悼亡诗《哭三弟恒》可以说不是只给三舅一个人，而是献给抗战前期她所认识的所有那些以身殉国的飞行员朋友的。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她对民族命运和忧思和对统治当局的责难。

学生的客厅（吴良镛《林徽因的最后十年追忆》）

每天中午以后，大概三四点钟左右，梁家都要准备饼干、花生米之类的茶点，客人是变动的，高兴就来，有事就走，金岳霖、张奚若、陈岱孙先生常是座上客，主持人无疑是林徽因，从政治、社会、美学、文学，无所不谈，实际上这是无组织的俱乐部、无主题的学术交流会。即使批评一件事物，似乎都带有学术性，谈吐也有个人风格，如金岳霖先生有哲学意味的归纳，张奚若的政治议论。他们都爱绘画，邓以蛰教授（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之孙，美学家）有时拿来几幅画，供大家欣赏，记得有一次拿来的是倪瓒的树和金冬心的梅等。茶聚免不了要谈一些政治，总是说来很超然，有魏晋清流的味道。也包括对时局的批评，有时谈到一个人，如传闻胡适睡在床上，头顶上的天花板粉刷泥块掉下来，被打破了额，于是谈到建筑装修，又谈到胡适近来说什么，又免不了议论一番。那时我很年轻，和这些名教授当然还隔了一层，撞上了就坐下来，总是有些收获。“午后茶聚”是当时教授们共同的需要，对林先生更是绝对重要的，她爱发表己见，躺在病榻上的她可以从这个茶聚中得知“窗子以外”的社会、文化、政治，找到她感兴趣的命题，当然包括与她生命相连的建筑与文学艺术。总之，她从未停止学术的思维。

自从1945年晚春在重庆聚兴村中央研究院认识梁思成先生以后，特别是第一次在新林院与林先生长谈，以及这种“午后茶聚”和许多工作的接触，我仿佛被引进到学术殿堂的门厅中来。这个殿堂光彩照人，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有时简直莫知所从，但感到有可以从任何一个方向去登堂入室，道路宽阔得很。

后辈的客厅（陈愉庆《多少往事烟雨中》）

那天的下午茶，梁思成先生只约了我们一家人，大约是想和父亲（陈占祥）单独谈谈，多了解一些父亲以前的经历。他代表清华建筑系向父亲发出邀请，请父亲每周到建筑系讲授一次规划学。他说，清华有一个专门研究北京城建问题的小组，还要介绍父亲认识建筑系的“四大金刚”：程应铨、汪国瑜、朱畅中和胡允敬。梁先生亲自带他们一起出席北京城市建设的各种会议，让他们尽快进入规划的实践领域。城市规划专业在全世界都是非常年轻的科学，在中国更是从零开始，几乎要先进行启蒙教育。

林徽因插话说，最近有些机关部委，自己圈块地就盖起了房子，好像切一块豆腐那么简单。根本不知道要征询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的意见，更不知道要事先征得有关部门批准。这样下去不堪设想，如果连批地皮的人也不懂得城市规划为何物，问题就更大了。

梁先生说，那就不是问题大，而是太可怕了。北京城建需要整体保护，决不可伤筋动骨的。

父亲说，西方工业革命的前车之鉴，中国不能重蹈覆辙了。当年曼彻斯特由于无秩序无计划地使用土地，住宅区和工业区混杂交叉，结果是水源污染、空气恶浊、瘟疫流行，曼彻斯特人口的平均年龄不到29岁！

林徽因立即情绪激动地说，伦敦、纽约何尝不是如此？半个世纪前的拆烂污，几十年都揩不干净。规划做不好，贻害百年。过去洋人在中国横行无忌，零敲碎打地乱造些不伦不类的洋房，有些建筑简直是恶俗不堪，在他们国内都是不入流的，却到我们这儿来耀武扬威，破坏了堂堂古都的优雅格调。今后这种荒唐事休想在北京重演。

父亲和梁思成夫妇年龄相差十几岁，但谈起城市建设和城市规划，似乎有说不尽的共同语言。父亲的一口宁波官话谁听起来都费劲，不得不改用英文交谈。林徽因突然兴奋起来，她感慨地说：“这么多年，还没有碰到过一个英文这么漂亮的中国人，真过瘾呢！”她歪着头，好像要重新认识眼前这个肤色黑得像马来人一样的“陈先生”，并亲昵地改称他为“占祥老弟”，“喂，占祥老弟，你是地道的中国血统吗？”

“徽因大姐，你以为我是菲律宾土著吗？”父亲也歪着头，睁大眼睛盯着林徽因，把原来称呼的“林先生”改成了“徽因大姐”。

最亲密朋友的客厅（金岳霖《金岳霖回忆录》）

我虽然是“光棍”，但我的朋友都是成家的。沈从文先生从前喜欢用“打发日子”四个字来形容生活；现在不用了，可见现在的生活早已不是“打发日子”了。但是，这里所回忆的生活是很多“打发日子”的生活。我当时的生活，到了下半天也是“打发日子”的生活。梁思成、林徽因的生活就从来不是“打发日子”的生活，对于他们，日子总是不够用的。

梁思成、林徽因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除早饭在我自己家吃外，我的中饭、晚饭大都搬到前院和梁家一起吃。这样的生活维持到“七七事变”为止。抗战以后，一有机会，我就住在他们家。他们在四川时，我去他们家不止一次。有一次我的新年是在他们李庄的家过的。抗战胜利后，他们住在新林院时，我们仍然同住，后来他们搬到胜园院，我们才分开。我现在的家庭仍然是梁、金同居。只不过是我虽仍无后，而梁从诫已失先，这一情况不同而已。

在1930年代，一天早晨，我正在书房研究，忽然听见天空中男低音声音叫“老金”，赶快跑出院子去看，梁思成夫妇都在他们正房的屋顶上。我早知道思成是“梁上君子”。可是，看见他们在不太结实的屋顶上，总觉得不妥当。我说你们给我赶快下来，他们大笑了一阵，不久也就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