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山西夏县尉郭乡，如今的大西客运专线以东，一座名叫西阴村的小村庄在中国考古史上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1926年10月，西阴遗址的首次考古发掘，被称作“中国近代考古学史上的标志碑”。

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时，梁启超担任中国考古学会会长，他希望清华能开设现代考古学的课程。时任清华大学筹备处顾问、地质学家丁文江听到消息以后，推荐在南开大学任教的好友李济前往清华。

年轻时的李济

李济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考古科班出身。在留美预备学堂时代的清华毕业后，他前往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一年以后又转念人口学与社会学研究生，随后转学到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

考古学常被认为是人类学的分支，然而，李济在哈佛大学主要从事体质人类学研究。他对考古研究的兴趣，主要还是在1923年回国以后，特别是在清华国学院时期确立的。

当时没有多少学生真正理解，“掘一个坟，寻一块骨头，里面就会有了学问”。在传统学界，与考古学较为接近的是金石学；然而，金石学偏重于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无论以研究方法看，还是从研究目标看，与现代意义上的考古学都存在很大差别。

如何将考古发掘与传统的中国史实联结起来，是中国第一代考古学人的追求。李济在《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中这样写：“旧一点的史学家笃信三皇五帝的传说，新一点的史学家只是怀疑这种传说而已；这两种态度都只取得一个对象，都是对那几本古史的载籍发生的。直到考古学家的锄头把地底下的宝物掘出来，史学界的风气才发生转变。”

李济曾在课堂上如此论述考古学之于中国学术发展的意义：“中国的地方，如果在考古学上讲，遍地是黄金，不过没有去捡罢了。如果有人去捡，则中国的历史，现在虽说五千年，将来或许比十二万五千年还要长呢！”

1926年2月5日，农历小年当天，李济与北京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一同前往山西进行考古调查。在介休进行人体测量、在姑射山探寻旧石器遗迹、发现交头河仰韶遗址、参观安邑县博物馆……李济甚至前往绛州的古董铺子，向古董商人询问文物是从哪里发掘出来的。不出意料，所有的古董商人异口同声地给出了“不知道”的回答。

“当我们穿过西阴村后，突然间一大块到处都是史前陶片的场所出现在眼前。第一个看到它的是袁先生。”在夏县寻访“大禹庙”和“夏后氏陵”的过程中，李济和袁复礼被西阴村的史前陶片所震撼。为了不引起当地村民过多注意，李济和袁复礼随意捡了一些地表的碎陶片，然后匆匆离开。

回京以后，清华学校的校长曹云祥和教务长梅贻琦都极力主张他组织一个考古队。当时，以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为代表的西方学界，认为中国的史前彩陶与欧洲的史前彩陶相似，得出中华文明“西来”的结论。由中国人主持开展考古发掘，自然有反驳中华文明“西来”论的考虑。

李济选择考古学为毕生事业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说起来中国的学者应该感觉万分的惭愧，这些与中国古史有如此重要关系的材料，大半是外国人努力搜寻出来的。”

为了支持李济开展考古发掘工作，清华还聘任袁复礼担任大学部地质系讲师，由后者负责遗址测量工作，并从事遗址周围的地质学研究和石器研究。1926年9月，李济刚从一场大病中康复，就与袁复礼再次前往山西，并在西阴村正式组织考古发掘。

李济对发掘结果是满意的。他在报告中记录，这次发掘仅破碎的陶片就有好几万，还有石器、兽骨、琉璃等。其中，包括在学术界引发长期争论的“半个蚕茧”。

此前，中国没有现代意义的田野考古作业。李济将“科学的考古”而不是“古董收集者”的研究方法带入中国，在西阴村考古中运用的“三点记载法”、层叠法、披葱法、探方法、探沟探坑法，因其科学性与合理性，直到今天还被考古界沿用。

在西阴村发掘出来的文物运到清华以后，在国学院引发了一股“考古热”。王国维拿起陶片反复观察，还建议说：“我主张找一个有历史根据的地方进行发掘，一层层掘下去，看它的文化堆积好吗？”

在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中，梁启超对考古学最为热忱，这显然跟其子梁思永在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与考古学有关。李济在山西从事挖掘时，梁启超专门写信给大洋彼岸的梁思永，想介绍他回国实习。1927年夏，因为“现在所掘得76箱东西整理研究便须莫大的工作”，在梁启超的敦促下，梁思永回国担任国学院助教。后来，梁思永以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获得哈佛大学考古专业硕士学位。

西阴村考古的巨大意义，不仅在于它是第一次由中国人主持的科学考古发掘，也为中国考古事业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发掘——殷墟发掘奠定了基础，而以“西阴纹”彩陶为标志的西阴遗存，依然受到学界的密切注视。

晚年李济

清华国学研究院停办后，李济辞去清华教职，受傅斯年邀请，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履职。中研院史语所成了他余生漫长学术生涯的归宿。不久以后，随着殷墟考古发掘的展开，属于这代考古学人的黄金时代徐徐拉启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