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１９４１年４月，国立清华大学在昆明拓东路联大工学院举行三十周年校庆。人在重庆的张伯苓特地叮嘱南开大学秘书长黄珏生，清华和南开是通家之好，应该隆重庆祝。校庆大会上，黄珏生大作“通家”的解释，指出清华的梅贻琦是南开第一班的学生。接着，冯友兰登台说，要叙起“通家之好”，北大和清华的通家关系也不落后，北大文学院院长（指胡适）是清华人，我是清华文学院院长，出身北大，此外还有其他好多人。会议开得非常热烈，大家纷纷举出三校人物互相支持的情形，在场的人无不深深地感受到西南联大人的真诚团结。

其实，三校合校之初，彼此也是有些矛盾的。历史学家、西南联大校友何炳棣说：“最初较严重的是北大和清华之间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资格最老，而在联大实力不敌清华。”刘宜庆《绝代风流》一书更是直接描写了北大与清华之间的一次冲突：当时，梅贻琦任命联大各学院院长、系主任时偏向清华，引起北大师生强烈不满。一日，身为西南联大三常委之一的蒋梦麟有事到暂留蒙自的文法学院去，北大诸教授竞言联大种种不公平，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取独立。正在群情激愤的时候，钱穆发了一个言，认为国难方殷，大家应以和合为贵，他日胜利还归，各校自当独立，不该在蒙自争独立。蒋梦麟立即插话：“今夕钱先生一番话已成定论，可弗在此问题上起争议，当另商他事。”蒋梦麟采纳了钱穆的意见，教授们便不说话了。

为了胶合两校关系，蒋梦麟主要放弃了一些权力，他让梅贻琦负责联大的内部事务，自己主管相对次要的联大对外事务，后来，他更是另兼他职，将西南联大的许多事务托给梅贻琦掌管。蒋梦麟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西南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一个领导者处理某个问题是从个人、小圈子的利益着想，还是站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的立场，结果迥然相异。就说蒋梦麟吧，如果他只希望谋求个人和原北大师生的利益，肯定会支持北大独立。北大独立不受制于人，作为校长，他想办点什么事方便得多，北大教员担任各种职务的机会也可以多些。而从国家、民族的利益考虑，他只能支持三校合作。三校合作虽然可能让少数人受点委屈，但能避免国家人力、物力、财力的分散，大大提高办学效益，为战时的中国输送更多的人才。

蒋梦麟能够说服北大师生与清华人合作共事，也与他崇高的威望有关。北大当年的体制是学校决策通过教授会和评议会进行，校长的行政权力相对有限，靠以权压人根本起不了作用。蒋梦麟发话之后，教授们之所以不再坚持原来的要求，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校长是真心为国家、民族考虑的，自己难为他，有悖内心的良知。

西南联大培养的人才质量极高，光是两院院士就达一百多人，还出现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它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与其秉承的“教授治校”的传统、学术至上的大学体制、教授的高素质等等很有关系，这是西南联大的一笔宝贵财富。但西南联大还有另一笔财富，那就是联大主要领导人蒋梦麟等人真心为公、不争权、不拆台的良好操守。有了这种操守，西南联大才避免了分裂，一步步抵达后来的辉煌。 (游宇明)

转自 中国经济时报 2009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