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董元昌（1952机械）

1947年夏，国民党军队在东北战场上已节节失利，反动政府更加紧了对国统区的残酷镇压，广大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从杭高毕业后回到上海，与原在上海一起读中学的老同学一起商议报考大学的事，所有同学不约而同地都要报考清华大学。我们这几位同学的学业成绩都不错的，最后我们共有八位同学一起都被清华大学录取了，虽然我们中的同学也都分别考取了上海和浙江的其他大学，但大家对清华大学慕名和向往已久，决定一起奔赴北方。

2000年离休后董元昌学长留影

一九五一年董元昌于大礼堂前

1947年11月6日，北平各校同学在民主广场沉痛举行“于子三烈士追悼会”。

张祖道摄于

1959年9月在成都国营南光机器厂工作期间，朱德总司令到厂视察，董元昌向朱总司令介绍产品。

由上海去北平的交通线，由于铁路在山东地段已被切断，必须走海路。清华大学驻上海的招生办事处负责安排从上海去北平入学新生的交通，学校租用一艘货轮，从上海黄浦江码头驶向天津，我们穷学生都睡在底舱。时值夏天，舱底十分闷热，幸而天气尚好，风平浪静，大家都睡到甲板上去了，我第一次坐轮船出海，在海上看日出，海面上看大海蛰，兴致十分高。到天津塘沽港后，转乘火车去北平。出北平火车站后，由清华大学派出的数辆大卡车，将数百名新生一起送到校园。

一进入清华园西校门，美丽的校园环境确实使新同学感到耳目一新。从西校门到二校门的通道两旁高高的垂柳，清清的溪水，校园是多么幽美宁静。到二校门向里看，一片碧绿清新的草地映入眼帘，大礼堂、科学馆、同方部、图书馆等各个欧美式建筑，形式多样别致地散落在草地周围，令人心旷神怡。

迎新的高年级同学都在清华大学二校门口聚集欢迎，分别带领新同学到各系设在二校门内的报到处报到，然后带领大家去宿舍安排住宿。当时清华大学新同学可以自由组合住宿，我们一起从上海来的八个老同学正好集中在善斋的两个房间住。

第二天以后，清华大学学生会组织了一系列的迎新活动，让大家看了学生话剧团演出的讽刺国民党的活报剧《升官图》，听了“大家唱”合唱团演唱的《团结就是力量》、《跌倒算什么》、《茶馆小调》等嘹亮的歌声，给了新进校的学生以新奇、兴奋、充满希望和活力的深刻印象，清华园真是另一番天地。歌声遍地，笑语喧哗、指点江山，特务敛迹，人称小解放区，实是名不虚传。

到正式开学的那一天，各系分别召开了迎新会。我是机械系的，当时的系主任是著名的刘仙洲老教授，在迎新会上他的讲话着重指出学校的学习环境很好，是全国的著名学府，要珍惜这个良好的学习机会，努力学好功课，毕业后为国效劳。大家不要为以后的出路担忧，机械系毕业后的就业门路广，毕业前系里会与有关工厂企业或学校以及生产管理单位事先联系，请他们接收和安排工作，清华大学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大家不用担心。刘仙洲教授的讲话给新同学吃了一颗定心丸。

清华大学的学习条件确实十分优越，有那么多名老师给我们授课，如当时教我们物理课是周培源教授，教我们机械原理的是刘仙洲教授，教我们理论力学的是钱伟长教授，教我们材料力学是张维教授，还有不少老教授为我们的成长而操劳。清华大学还有那么好的图书馆和实验室，体育馆也是第一流的，给我们上体育课的马约翰教授深得同学们的爱戴。能够在幽雅美丽的校园内读书，况且家境贫寒的我，在向学校申请助学金之后，已得到批准，本应无忧无虑地好好学习，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学习课程的同时，大多数学生又都怀着深深的忧虑，他们为在国民党统治下灾难深重的祖国前途忧虑，也为个人的前途忧虑。就在学生们为寻找祖国和个人前途的迷茫时刻，清华大学地下党通过组织学生参加党的外围组织，启发引导学生积极参加对国民党的斗争，使不少同学从历史发展唯物史观的学习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我进清华时，有一个党的外围组织，名为“松明团契”，在迎新活动中邀请我和其他一些同学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团契”本是基督教徒的一种聚会形式的名称，基督教青年会在清华大学内设有一个分会，校内一些基督教徒以“团契”形式进行联谊活动，这个名称正好被清华地下党用来组织党的外围组织，成为学生讨论政治思想、讨论读书心得的掩护。“松明团契”的组织领导人有王浒（后任北京工业大学校长）、王珉（后任化工部副部长）、黄庆华（后任解放军装甲学院院长）等。开始时通过郊游、联欢等形式使新老同学互相熟识，如组织新同学去玉泉山郊游联欢，又在八月中秋夜晚团契全体人员参加学生会统一组织的去颐和园赏月，我们在十七孔桥上赏月、歌唱、联欢。继而就让新同学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母亲》等小说，然后座谈读书心得和人生意义，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人生观等。接着启发大家读一些政治小册子，如社会发展史、大众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大纲等。通过座谈使我们认识到社会主义取得胜利的历史必然性。在座谈中，许多老同学对我这样原来对政治一无所知的新生作了热心的启蒙教育工作，使我们逐步走上革命的道路。

因为“松明团契”吸收了较多的新同学，比较庞大、活动不便，易暴露，因而由“松明团契”中少部分老同学和大部分新同学分出来单独成立了一个新团契，取名“未识团契”，由黄庆华、莫祖佑等同志组织领导，我就成为“未识团契”的一名成员继续受到党组织的启蒙教育。

在迎新活动中，另一个团体“大家唱”歌咏团，邀请我参加，我因爱好唱歌，也同意参加了。

1947年11月，杭州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无故逮捕，后在狱中惨遭杀害。杭州浙江大学全体学生为此愤怒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惩办凶手。北京各大学学生会决定11月9日举行联合声援罢课，并举行游行示威。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数千人，清晨沿着铁路线浩浩荡荡开进德胜门。上午各大学的游行队伍集中到北大红楼广场后，就由北大红楼广场出发，向东四东单东交民巷进发到天安门，在新华门（当时的北平行辕所在地）前举行抗议示威，再经西单，折向西四，回北大红楼。这次游行示威十分成功，游行队伍一路上散发传单，高呼口号，放声歌唱，又组成许多宣传小组沿游行队伍左右进行街头宣传，揭露国民党的罪恶，既教育了人民，也教育了自己。

1947年过去了，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第一学期既是我受大学教育的第一学期，也是我受到地下党的启蒙教育的第一学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学期考试结束，学校放寒假了，迎来了1948年的新春佳节。

春节过后，团契又动员全体团员参加学生会组织的识字班和医疗队，为清华大学周边农村的失学儿童教书识字，送医送药，识字班的教材是自编的，带有生产、劳动、人民、革命字句的新识字课本。课堂就设在村子的场院里，孩子们坐在小板凳上听课,识字班还发给他们书、笔和本子。参加识字班的同学非常广泛，同学们亲眼目睹了贫苦农民是怎样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他们家里一贫如洗，棉衣破得连补钉都补不上，只吃些杂粮加野菜糊糊充饥，与清华大学仅一墙之隔，却是两个天地。残酷现实的教育，使我们认识到只有闹革命，贫苦农民才能翻身。

在清华大学第二学期，学校调整住宿，为便于团契的活动，我们团契的几位同学，如黄庆华、陈宜琨、陈述祖和我住在一个宿舍内。我们的宿舍就变成团契出壁报的秘密地点，稿件都是由黄庆华写的，内容主要是论东北战场的战争形势，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揭露国民党的谎言。陈宜琨写大字报，半夜里由我和其他几位同学张贴到大饭厅门口的显著位置上。白天观看人群很多，起了很好的宣传作用。团契又在黄庆华的组织下，在学校围墙边的一座空屋里办了一个文化服务社，团契的全体团员轮流值班当服务员。文化服务社出售各种教学用书、文艺书藉、纸、笔、墨水、练习本等，为全校学生服务做些有益的事，同时暗地出售许多违禁政治书籍和进步文艺书籍，如《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论联合政府》，《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等。我自己趁此机会，大量阅读了这些著作，以及有关哲学、政治经济学等书籍，极大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

在1948年上半年，北平又发生了三次大的学生运动。

1948年4月9日凌晨，特务闯入北平师范大学的宿舍，以钉棍殴打学生，造成许多学生被钉棍打成重伤。北平各大中学又一次愤怒爆发了罢课抗议，并举行游行示威。我又一次参加了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从铁路线急奔德胜门直至华北行辕门前集合请愿，递交抗议书，取得胜利而归。这次抗议示威游行的口号是“反迫害，要人权”和“保卫华北学联”。一方面由于特务殴打学生致重伤的影响太坏，另一方面由于游行示威的行动迅速，国民党军警特务也来不及拦截,队伍直达行辕门口（新华门前），给北平行辕军政首脑以极大的压力，最后允诺查处肇事者，游行宣告胜利结束。

当晚回清华后，黄庆华和我谈话，从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谈到要进行不屈不挠的艰苦斗争，反动派不会自动放下武器，必要时要付出鲜血的代价，要斗争必须有坚强的领导。他认为我积极参加历次学生运动，应该参加到领导运动的组织中，从而能更好团结周围群众参加斗争，我表示同意。因此我被黄庆华同志介绍加入地下党领导的革命组织“中华民主青年联盟”，从这天起我就正式开始参加革命工作。

1948年国内政治形势十分动荡，在6月份，上海又发生了特务军警殴打同济大学游行队伍并抓捕学生事件。北京各大学为声援上海同济大学同学，于6月9日又举行了一次“反美扶日”和抗议上海国民党军警迫害同济大学学生的示威游行。游行前夕学生会组织学生们在食堂里讨论,名为“晚聚会”，用民主讨论的方法表明各系的态度。在讨论中党组织教育大家如何分辨是非，鼓励大家上台发言驳斥不正确的观点，最后一致同意罢课，参加示威游行。用这种民主讨论的方法可以团结争取中间分子，扩大参加游行的队伍。这次示威游行避开了国民党军警阻拦的地方，灵活地穿街而行，胜利而归。

但是二十多天后，国民党特务军警制造了“七·五”血案，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在东北军事溃败,将原在东北的一些大、中学生以欺骗手法撤到北京后，却撒手不管。许多学生没吃、没住、流落街头，愤怒的东北学生爆发了一次激烈的抗议示威游行，却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机枪扫射，伤亡惨重，夜里用卡车拉走大量死难的学生。他们认为东北入关的学生孤立无援，缺乏组织，借此把学生压下去。不料事态闹大，全市同学和东北同学团结一致，马上发动“反剿民、要活命”的抗议示威游行，7月9日清华大学游行队伍分两路行进，一路闯进德胜门，与市内同学胜利会合举行了游行示威活动。一路则被阻于西直门外，遭到了反动组织的伏击，未得入城。我就在这支队伍中，在大量石块的射击下，队伍中多人受重伤，满头流血。我自己用喊话的喇叭挡在头上，腿上却受到多次石块的打击，受到一些轻伤。特务狂吼“打倒学匪”等口号，从反面教育了自己，使我认识到这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已全部撕开了他们的伪装，不惜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了。党组织为保存和积蓄力量，提出今后的斗争应采用更加隐蔽的方针，不再采取公开的大规模的游行抗议行动了。

放暑假了，我和多位从上海来的同学回上海度假，黄庆华让我带一大包禁书（有《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土地法大纲》及一部分解放区的书刊）和学生会的介绍信到上海交给上海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会。我把这些书籍放在藤篮下部，上面盖上衣服作为行李乘火车到天津，上船前虽有警察查看，也就表面看了一下，无事。上船后将藤篮与其他货物放在一起堆在甲板上以防万一，如到上海码头严查，可将其踢入黄浦江中，但到上海也未有检查。到上海家后，将书分别装在几个大饼干筒内，上面盖几片饼干，坐电车的头等厢直到复旦大学，将书交给复旦大学学生会的一位女负责人。复旦大学也有借基督教青年会的社团名义活动的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她邀请我们北京回上海的同学进行联谊活动。我一方面送书，一方面组织在上海的同学与她们进行二次联谊座谈活动（一次借基督教青年会里的活动场所，一次在公园里）。然后我将书籍送去上海交大学生会，第一次他们接收了，第二次就找不到人了。因为上海八月份已开始大搜捕被列入黑名单学生的行动了，学生会负责人都已及早撤退。

10月5日，田蕙玲同学（原未识团契成员）找我谈话暗示我是否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当即表示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她让我写份家庭出身情况和简历，另写一份入党申请报告（不能写多了，就写一篇纸）。她是受黄庆华同学的指示来找我谈话的。过几天后她通知我组织上已批准我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才知道我的入党介绍人应是黄庆华同志），同时通知我去清华西校门里小河边石凳上等候党小组长接头，第一个来联系我的党小组长是吕应中，后来第二个联系我的是夏瑜，直至解放。

入党后，接受了党的指示去城内调查了解北京市区的重要路段的地形，店面，有无重要军队和文物设施，尽可能绘制成图。又参加校纠察队进行巡防护校工作，保护系里贵重的仪器、设备、图书，进行了反迁校的斗争，迎接解放。

1948年12月13日，北墙外炮声隆隆，由远而近。我和同学们都爬上宿舍楼顶观看，一股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沿北墙外向西撤，当时追击的解放军也绕清华大学北围墙去往颐和园附近驻扎。12月15日，全校师生员工在狂欢中迎接解放军进校，欢呼清华大学解放了！清华园早于北平城近五十天先期解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