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追忆尚嘉齐同志与感恩清华精神

马履康^*（1951社会）

问：清华母校从昆明西南联大结束返回北京已经整60年，你也从当年22岁的青年成为今天82岁的老头了。值此60年之际，触发何种感想？

清华“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大队通过东四牌楼。张祖道摄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日

答：有想法和感悟。这60年来心上总有清华二字的影子，走到哪里都时隐时现。其含义是珍惜荣誉？是生活动力？是严谨作风与责任心？或是工作质量与奉献？还是综合表现等等，都有萦怀。回首当年在校，激情满怀；想想今后，犹发青春余辉，只不过结合老年，想一想老有所养，老有所为的了，但自强不息的惯性思维习惯仍不减当年。

问：最值得你追忆的是什么？

答：当然是当年在校三年（联大先修班一年和清华两年）的激情岁月。那三年对我一生不是一般意义的重要，而是关乎我一生走向的一种命运抉择。几十年来，从没有像这三年如此集中、迅速、深刻地使我由一种人生观转向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观；摆脱个人圈子走上为解放全国而奋斗的革命之路，以后（解放以后）学习与觉悟提高了，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思想从没有丢失（对眼下一些党员腐败及社会某种道德、理想缺失感到治理乏术，不满又无奈）。

问：当年的大学生活与眼下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答：最大的不同当年是战争年代，不像当今这么和平稳定。日本1945年8月15日投降后，我从抗日战线（国民党驻印军译员）退伍复员，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一心想上学、留美、光宗耀祖，构建自己的名利人生。那时政治上拥蒋亲美，思想上个人为上，不问政治。哪晓得严酷的现实处处冲击着我的想法，终于在“一二·一”惨案中让我震惊和猛醒。学生仅仅为了争取一个专心读书的环境而反对内战再起就遭到国民党军队的围攻枪击。当场4个同学牺牲，50个同学受伤，罢课延续了四个月。我在同宿舍进步同学柯在铄和王子光劝说下，参加了学生组织的纠察队。穿上军装（美式），白天在校门站岗或上街保护宣传的同学免受特务殴打，晚上巡逻于学校周围以防特务夜袭。做一名纠察使我与大多数同学的抗议行动合拍，一种从未有过的崇高正义感在心中油然而生。

“一二·一”运动是我觉醒的启蒙，也给我参加以后的学生运动打下了思想基础。以后到了清华，我便一面读书，一面不停地参加学运；一面想到个人的事，一面懂得了更重要更迫切的国家的事和人民解放的事。学运作为我国解放战争中的“第二条战线”，在清华搞得轰轰烈烈，一大批进步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经历每次运动（抗议沈崇事件，“五·二○”运动，“反美扶日”等），得到了锻炼成长。我也先后被批准加入了“民青”和共产党。由于我成为当局抓捕的黑名单同学之一，被迫辍学，在地下党安排下转移到武汉工作。我由一名只为个人打算的普通学生，成为一名地下党员，走上革命职业化之路，实现了人生命运的一次重要转折。

回想起来，我的转变如此迅速而坚决，根本上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百多年屡遭失败，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即将赢得胜利的革命高潮时代所造成的。我所处的联大、清华的革命传统、民主自由的校风，科学严谨的教风、学风的熏陶，大大培养和影响了我的成长。

问：当年在清华的尚嘉齐是否应成为你在“纪念60年”深切追念的人？

答：的确如此。我在清华的转变是与他的具体帮助分不开的，我很愧疚多年来我对他关心与联系太少。十年前就听说他“文革”中遭遇不幸，直到最近收到北大离休教授尹宏寄来李凌同志写的《尚嘉齐的悲剧人生》复印件（刊于《西南联大校友通讯》39期）后，才得知他被迫害致死的细节。我诅咒“文革”，对他同情、怀念、遗憾、感恩。在这里我追忆一些往事以弘扬他做为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气度与正直。

尚嘉齐是清华社会学系学生，革命家庭出身，早年参加抗日儿童剧团，1944年考入西南联大先修班，1946年春入党。他进入我的生活是1947年我参加民青以后。可以说，当年清华地下党是通过他具体帮我锻炼成长与促进转变的。比如，是他帮我加强我们组织进步社团拓社的发展；是他引领我一同到河北沧县解放区接受近一个月的总结培训，又一同返回学校；是他动员我竞选自治会理事，我获选后又具体领导我们组织历次学运取得胜利；是他在“八·一九”国民党大搜捕前带领一批清华同学南下武汉作迎接解放的地下工作；是他组织我们三个党员（尹宏、朱定和与我）在黄冈龙山中学（经清华社会系硕士研究生王康的大力帮助下促成）分任三个主任（总务、教务、训育）办好学校，又实行“隐蔽力量，以待时机”的任务（也做了统战和团结教育进步教师工作）；半年后又帮助我们调回武汉分配到不同的岗位，很好地完成了任务，直至解放。

至于他对我在思想、工作、作风方面的帮助和个人安危的关怀至今令我难忘。比如，开始参加学运时我有一种崇尚群众自发的过左倾向，跟领导闹别扭，拒绝执行上级决定的事偶有发生。他联系我以后，严肃批评了我，说我这是反组织反领导倾向，并指出它的根子是个人英雄主义，既刺痛了我，又心悦诚服，终生铭记。在学运中，我一度满足于工作上的轰轰烈烈，工作的动力混杂，怕听来自敌人“职业学生”的诬词。尚组织和帮助我秘密学习《论党》（少奇）、《论联合政府》（毛主席）、《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陈云）等书，使我懂得我们从事的工作是一种理想信念，一种社会改革的大事业，我们在敌人白色恐怖下的工作方式是一种特殊斗争形式。我逐渐向党的观念上提升，于1948年7月12日被批准入党。入党仪式仅我们两人，由他传达上级批准决定并进行监誓，地点就是在明斋前篮球架下，时间是晚上十一时左右。入党实现了我认识上、信念上的一次质变；是他第一次使我对敌人牢狱斗争作了思想准备（由沧县返京前）；是他第一次对我提出革命职业化概念；是他以自身榜样示范给我遇事总先做形势分析，站在党的利益立场上，把握有理有利有节原则，提策略，想对策；是他第一次告诫我（在尚下湖北黄冈龙山中学时）万一遇有不测，联系不了组织而又遭敌人进攻时，可直接奔向邻近的中原解放区，准备打游击。他对同志工作放手，对人严肃而又不摆架子。我工作有成绩时，他表扬我“作风踏实”，有“创造性”。“八·一九”北京大搜捕前，在7月已有特务军警监控清华进步学生行动。为了我的安全离校，他通过组织请戴宜生（地下党员）同学利用其父社会高职名片，派专车掩护我逃离校园，混过检查，安全转移。我离校时他急我所急，给我银元数枚作为路上盘缠。到武汉后，又在他领导下做迎接解放的工作。解放后，我们工作分开了，很少见面，只把美好的记忆留在我心中几十年。

问：离校后这60年中还有何回顾与想法？

答：主要是清华科学、严谨、实事之学风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品格留在心中，经久铭记，毕生受用。60年间，工作生活几经波澜，在当年“左”的思想影响下也有坎坷经历，但清华精神与对母校的关心从未淡化。从心态说，前三十年主要是压抑心态（被审查27年后平反），其间每逢工作也总想到母校荣誉。后20多年的改革开放时代主要是补偿心态，力所能及地做些老有所为的事，充实老年生活质量。这不也是符合“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精神吗！

* 作者曾任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编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