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清华“大家唱”在学运中
史 会(1948中文)
1946年暑假期间,西南联大“高声唱”歌咏队的部分同学,遵照中共中央南方局华岗传达周恩来关于“要运用各种文艺形式在蒋管区展开反内战斗争”、“要把解放区的歌子介绍到蒋管区去”的指示,带着“一二·一”运动的悲愤歌声,跋山涉水,辗转月余,分期分批地复员到北平。第一批来的严宝瑜、李忠立和张大鹤等6位同学,被邀请和北平临大的“星海合唱团”部分成员,在西四北兵马司美国新闻处开了一个以歌唱为内容的联欢会。接着,一次、再次滚雪球般地在国会街北大四院、在西山八大处……组织起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的各种联欢活动。尽管南北隔绝8年,音讯不通,但彼此同样喜爱的一曲苏俄民歌《光明赞》,便一下汇成共同的心声。10月21日,先住进清华园的西南联大“高声唱”歌咏队和联大复员同学会代表胡积善(方堃)等同学,早就等候在清朝军机大臣那桐题字“清华园”的校门口,他们用热情的校呼“嘶—嗵—叭,清华、清华,Ra,Ra,Ra!”和亲切的歌声迎进北平临大同学,大家抢搬着行李、手牵手唱着“当我们同在一起,在一起,在一起……”的歌,望着墙上、树干上浆糊未干的标语:“不分临大与联大,清华同学是一家”时,我们的心早就贴到了一起。
“大家唱”宣传队在成府街
“大家唱”在国会街礼堂义演 (王浒提供)
1947年6月1日北平学校将北大沙滩大操场命名为“民主广场”。会上清华“大家唱”等歌咏队齐歌《民主大合唱》。
张祖道摄于1947.6
一天晚上,方堃和联大同学黄有梅(黄希)找到我,经过酝酿和串连,11月5日的晚上在三院平房教室,便先以“高声唱”和“星海”的两批同学为基础组建成战后清华园第一个进步社团——“大家唱”歌咏队。议定唱歌宗旨,干事会分工,吸收队员条件要求,每周二、五晚上练唱等。当时虽只有二三十人,但随后便吸引了来自上海等地的新同学,于东饭厅再召开迎新扩大队会。不久,组织去颐和园后山联欢时又扩大了一批,总数近60人。
在研究队名时,因为对联大同学带来的《大家唱》、《茶馆小调》等歌倾心已久,遂以“大家唱”作为队名。练唱的第一支歌便是湘棠作词、舒模谱曲的《大家唱》,并以它为队歌。
说话被束缚了,但声音幸而还是自由的
生活不能没有歌声,斗争更需要歌声;而斗争与生活,又是产生歌曲的源泉。
“一二·一”惨案周年来临了,学生自治会动员组织诗词挽联、朗诵歌咏和活报剧等活动的大型纪念晚会。清华大学的功课是很重的,但下课后争分夺秒,“大家唱”歌咏队积极投入紧张的排练。“一二·一”运动中很多歌曲是联大同学写的。如《农家苦》、《告兵士》等等,都有力地反映了人民反对内战的呼声。《告兵士》词曲作者为林方其(林方,已故)。《送葬歌》作者为严宝瑜,他亲历了反动派枪弹横飞的场面,这支歌是他在为四烈士守灵时,眼看着烈士潘琰鲜血汩汩流淌到脚跟前的那一刻写成的。练唱时他解释说:“为四烈士送葬,是很难过痛苦的,所以歌词开头‘天在哭,地在号’,但是不能软绵绵的哀伤,叫人可怜、流泪。”他介绍说:“去年的3月17日是个阴天。小小的昆明市三万多人怀着无比悲愤和沉痛的心情,跟着灵车从新校舍出发,过西站走了大西门,经过云南大学……长队缓缓走在街头,商店关门,百姓站在路边,全城静悄悄的,没有车辆人流,没有叫卖闹声……”“为四烈士出殡,当局禁止开追悼会,不准演讲说明真相,不准呼口号。但是,反动派禁止不了唱歌。我们当时唱这支歌,是满怀被压抑的无限悲痛和仇恨唱的,是在控诉!所以要唱得深沉有力,唱出信心、决心,唱出希望。但歌唱不是喊口号,是声乐艺术,要声情并茂、以情感人。”他沉痛地示范唱出最后两句:“今天,送你们到那永久的安息地;明天,让我们踏着你们的血迹,誓把那反动的势力消灭!”
“大家唱”去国会街北大四院纪念“一二·一”周年时,参加演唱了《茶馆小调》,老板为骆宝时(王真),指挥为方堃。还唱了《大灾荒》、《别让它遭灾害》和《读书郎》等。午夜,北大同学为我们烧了滚热的大米粥,在后边红二楼食堂一起吃“夜宵”。
1946年12月30日,因美国士兵皮尔逊在24日晚东单广场上强奸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爆发了震动国内外的反对美军暴行的游行,愤怒的清华、北大等北平各高校同学们,堵塞在王府井帅府园军调部(协和医院原址)门前抗议,刷标语、呼口号和演说。僵持中游行队伍里响起用圣歌《哈里露亚》曲调配词的《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声,“大家唱”指挥立即挥臂就地鼓动,队员们马上带头应声而歌,一时地动山摇、此起彼伏;加之“抗议美军暴行!”“美国佬滚回去!”的愤怒口号声一起直冲云霄。楼上一个刚刚推窗张望的美国佬立即掩窗龟缩,同学们看到哈哈大笑。《团结就是力量》的歌在学运中前后有三首,两首是不同的谱曲。1947年暑假,北大、南开、师院、燕京、中法……等八所大学学生会干事来清华串连开会时,最有战斗力和生命力的牧虹词、卢肃曲的第三首《团结就是力量》,一下子唱开了。
“大家唱”在学生自治会举办纪念“五四”的诗与歌大会上,演出节目有五重唱《工人之歌》、《我们是熔铁匠》、《新世纪的前奏》(《和平光明》)、《拉骆驼》、《垦春泥》、《黄水谣》和女声齐唱《巧女子纺线》,女声三重唱《夜莺曲》和四重唱《唱吧,夜莺》,压轴演唱全部《民主大合唱》的《东方的暴君》、《民主的浪潮》、《农村的感伤》、《都市的控诉》、《两个人类》、《我们是人民》和《真正的胜利》。指挥为方堃,严宝瑜、骆宝时、周汝汉(周全)、郭长志和李振华(李榕,已故)等亦分别出场指挥。
这时万元大钞出笼,政府抢购军粮。粮价狂涨,抢米风潮席卷上海、南京、芜湖、杭州、成都、无锡、合肥、宣城、嘉兴、常熟、安庆、湖州、江山和兰谿……白天抢,夜里也抢。南京、上海的同学提出“向炮口要饭吃”,北大同学提出“反饥饿、反内战”,增加公费的要求。北平玉米百斤已达14.2万元,大盐百斤6万元。平、津、唐11院校罢课,清华教授发起签名运动,5月17日开始罢课。“大家唱”宣传队在海淀、成府两镇演唱《民主是哪样》、《五百块的钞票没人要》、《茶馆小调》、《你这个坏东西》,并进行演讲。5月18日,蒋记政府《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出台:严禁10人以上的请愿和罢工、罢课、示威游行,授权各地可采取血腥镇压的“必要措施”与“紧急处置”。北大同学在西城口袋胡同口唱歌时,遭208师青年军殴打,下午青年军又冲进燕大,撕壁报,毁标语。当晚清华、北大、燕京、师院、北洋、铁院、朝阳、艺专、辅仁、唐山交大和南开、天津北洋等校,紧急成立“华北学联”,抗议反动当局暴行,重申人权要求,反饥饿、反内战。“五·二○”平、津两地同时爆发“反饥饿、反内战”示威大游行。
每当游行,均先在沙滩北大集合。排队是清华打头、燕京断后,北大等校和中学同学排在中间(清华则由抗战复员军人同学前导,紧跟为“大家唱”,而后各系同学)。队伍行进到王府井南口路西的印度洋行门前,“大家唱”同学出列,严宝瑜指挥演唱了《活不起》、《这个年头怎么办》和《只有一条路》。围观市民无不动容。
6月1日为北大“民主广场”命名日。北平各院校2000多人参加。下午2时开会,首由清华“大家唱”同学演唱马思聪作曲的《民主大合唱》中《东方的暴君》,指挥为方堃,上台队员60多人,前排女声部30名。
歌声召唤同学壮大队伍,引导人们走上革命道路
随着复员,战前清华大学的音乐室与合唱团也恢复招生。音乐室是校办,有经费,有正规教室练唱和有全套的管弦乐伴奏,并有著名音乐家张肖虎教授指挥。但“大家唱”贴近现实的歌声和队员间团结友爱的人际关系吸引了清华园同学。1947年队员名册为111名,四声部(各又分第一、第二两声部)共计女56名、男55名。按学院分:文38人,法19人,理26人,工25人,医1人,职3人。指挥有方堃、骆宝时、严宝瑜和周汝汉,以后又有郭长志、李榕和刘琳(陈湘)。
为提高声乐技术水平,“大家唱”一开始便建有乐理组,制订学习计划进度,系统地学习五线谱、音程、音阶与和弦转调等。不论合唱、齐唱或独唱,要求各声部每一音节、每个音符必须唱准、唱齐,练唱从严,以提高全队音乐素养。为此,“大家唱”也练唱丰富多采的中外名曲,如亨德尔的《哈里露亚》,门德尔松的四部卡农《天鸰之歌》,改编为合唱的德国民歌《萝蕾莱》,以及荷兰民歌《红莓草》,我国新疆、西藏、云南、青海、湖南、江西等地民歌。
1948年4月底5月初的一个夜晚,为迎接城里中学同学来清华园参加“五四”春游联欢,彭珮云找了“大家唱”、“民舞社”和“女同学会”的三四个女同学,在静斋会客室东南一角悄悄研究如何准备,有些什么好歌、集体舞和游戏。她从上海带来《Promenade The Hall》(《我们来跳舞》)的歌已作为集体舞传开。这时,她又想起一支2/4节拍的短曲:
但原词不合适。我说可以改词,大家赞成。便你一言我一语,边哼边想,很快凑成前三句:亲爱的同学快快来,忘了你的烦恼和不快。我们大家一齐唱,——稍一愣神,我又冒出一句:“唱出一个春天来”。大家拍手叫好。便在春游中流传出去。
这年6月签名拒领美国救济面粉并临终前一再叮嘱家属此事的朱自清教授,因贫病交加于8月12日逝世。他是我们中文系主任。记得1948新年到来时,中文系“大家唱”和“民舞社”同学在余冠英先生家中组织师生联欢扭秧歌。朱先生、李广田老师和几位青年教师欣然应邀参加。那一晚吃过余先生招待的汤圆,朱先生十分高兴地在同学帮助下,穿件玫瑰红缎的大襟短袄,我帮他在头上扎块白底花毛巾。他个子小,这样一打扮俨然是位好看的小姑娘。他手里挥舞一块大手帕,排在柏生、丽梅等女同学中间,忘却病痛地随着“呛呛嘁呛嘁”的锣鼓点,亦步亦趋地一道扭着,十分兴奋。
“八·一九”敌人发表黑名单前后,“大家唱”部分同学已先后转移。指挥由李振华、郭长志和刘琳等接替,吴琼瑂、郭日静等负责组织管理工作。在斗争和患难中,形成了队员间的亲密关系。“大家唱”同学不但有共同的革命理想和音乐艺术鉴赏情趣,还有深厚的高尚、纯真的兄弟般生死情谊。在集体生活中,崇尚解放区创业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作风和高度自觉的组织性、纪律性,有极自豪的集体荣誉感。在严宝瑜1947年用门德尔松合唱曲填词的《歌唱清华》中:“清华清华,三十六年,寿与国同。……我们齐声来歌唱:万里长征,担负了祖国艰苦的命运。……歌唱民主,歌唱科学……”体现了对母校的深情厚望;而“大家唱”同学最热爱的《我所爱的大中华》一歌,则深沉地唱出每一名队员心底对祖国母亲的呼唤与誓言:“我所爱、我所爱的大中华,我愿永远地为你尽忠。你的久远的历史与文化,使我常觉得骄傲光荣。你的江河湖海美丽如画,我一生一世永远怀想。你的平原山野何其伟大,我一生一世永远不忘。我愿与你共享一切荣辱,愿与你同尝一切甘苦,我永远爱你,我永远爱你,祝我中华万万年,万万年!”没有这种执著的感情,是难以称作“大家唱”人的。到清华园解放时,“大家唱”队员累计已达350人,大多数队员在学运中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平津战役结束前,“大家唱”则积极练歌进城宣传迎接解放。这时大家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更为有力,因为,新中国已站在大家面前了。
(此文刊于1998年1月北京出版社解放战争时期《北平第二条战线的文化之争》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