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瑞骥(1952电机)
1948年8月,我在入学清华前由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南系)吸收入党。我的入党介绍人是两位长期从事地下斗争的老同志:仓孝和、李炳泉。
1949年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进入北平正式入城式。我校电机系一年级(电一中队)在前门大街热烈欢迎解放军(前排戴圆形毛线帽的是凌瑞骥)。
入党宣誓后,仓孝和同志就根据我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向我和一道入党的荣国俊同志交待了严格的地下工作纪律。主要是:
一、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向任何人(包括最亲密的亲人)暴露自己的组织身份;
二、对上、对下实行单线联系,未经组织允许,不得打通横向关系;
三、党的一切活动不得留下书面痕迹,全靠头脑记忆。
入学清华后,由于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北平、上海同时对进步学生运动的骨干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迫害,地下党的接头口号有了变动,经过一番周折,我才和清华党组织接上关系。单线联系我的是杨朝俶同志。当时新生中的地下党组织,不是按班级活动,而是跨班级的单线联系。我在电机系一年级,对班上哪些人是党员并不清楚。而我联系的是由我先后介绍入党的化学系的龚育之、李敉功和机械系的郭士炎。
11月,辽沈战役胜利结束,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开始,革命形势迅速发展。为了迎接北平解放(当时传达彭真同志的话,预计再有半年时间,也就是大约在1949年5、6月份,北平就会解放了),北平地下组织的南、北系合并,校一级仍分别成立南系、北系党总支,加强联系,密切配合。
12月初,大一新生中的党员归入各系和班级。龚育之、李敉功的组织关系转到理学院党支部,郭士炎转到机械系党支部。而转给我的是:几年前就已在上海入党的褚斌(南系)、周骞(南系)和开学后不久在清华入党的孙亦榴(北系)、金昭明(北系)。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班有五名党员。组织上让我担任党小组组长,负责领导电机系一年级地下党和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民联、新联)。我同组内的党员保持单线联系。全班十余名外围成员分别由党员单线联系,党员的组织身份并未向外围成员公开。联系我的仍然是杨朝俶。
淮海战场节节胜利,组织上传达说:“傅作义如热锅蚂蚁,焦躁不安,夜间在卧室里啃火柴棍”。当时听到这一传达很惊奇,“傅作义卧室中的活动我们怎会了如指掌?”解放后才知道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后名:傅冬)是中共地下党员。
12月12日(星期日)晚,周末回城的北平同学从城里回来,对大家说:外面都是傅作义的兵,从清华园车站下火车,穿过清华园(由南门到西门)向西山方向转移,队伍川流不息。同学们议论:“看来,我们快要解放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第二天12月13日(星期一)清早,我们班在科学馆二楼大教室上物理课。刚上完一小节,远处的枪炮声、手榴弹声震惊校园。解放军犹如天兵天将,一下飞入关内,同学们兴奋不已。
全校停课。我回到宿舍,立即同杨朝俶联系,得知解放军已经离我们不远,敌人在溃退前可能要破坏校园。我们的任务是要保卫清华园,迎接解放。要把同学组织起来,离开学生宿舍,转入系馆,保卫系馆,不让敌人破坏。一切进步书刊都要销毁,准备应对敌人溃退前可能的大搜捕。我们当即把全班组织起来,转到电机馆,我们班负责保卫电机馆一楼。
当晚,一支国民党炮兵闯进清华园,以气象台为制高点,化学馆为屏蔽,在化学馆北侧建立阵地。
由于化学馆东面的学生宿舍(善斋、平斋、明斋、新斋)都已经人走楼空。为防止敌人破坏,晚间我们除保卫系馆外,还派同学轮流到宿舍楼中巡逻。
解放军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为了保护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没有使用火炮等重武器,清华园附近未发生炮战。
解放军在占领沙河、清河后就转向石景山方向,清华附近已无战事。14日清晨国民党炮兵撤走。清华、燕京处于“真空状态”。
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在清华园贴出政治部主任刘道生签署的一份布告,宣布对清华大学“严加保护,不准滋扰”,从此清华大学回到人民的怀抱。清华园解放了!同学们欢欣鼓舞,从日夜守护的系馆回到了学生宿舍。
这时,清华、燕京虽已解放,城内仍盘踞二十余万傅作义和蒋介石嫡系部队。为防备敌人反扑,地下党仍保持秘密状态,我同组内同志仍是单线联系。而上面同我单线联系的已不是杨朝俶,先后改由庞文弟、陶炳伦、李杭荪联系。
20日左右,接到上级通知,到颐和园附近的小学开会,到达后才知道是清华、燕京地下党小组长以上干部接受“北平市委工作团”的培训。一位姓马的工作队长给我们讲解党的城市政策。这一培训共进行了三个单元。在这里,一些平时熟悉的面孔第一次相互公开了党员身份,其中有物理系一年级的何介人。
培训完毕后不久,清华地下党员就在生物馆一楼大教室聚会,那间大教室足足坐满了二百多人。这是清华地下党第一次在党内公开了横向关系。对外(包括对外围组织)党仍然是秘密的。
29日,全校党的外围组织的成员(党员也参加了)在大礼堂聚会,七八百人坐满了大礼堂一楼的中间两排。会议开始,一位身穿灰色棉军装的高个子走上台来,他声音洪亮:“高棠是我,我是高棠”。“高棠”这个名字是撤退到泊镇城工部的接头口号,所以并不生疏。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位领导同志就是“高棠”,更不知他的全名是“荣高棠”。高棠同志亲切地向大家致意,告诉大家清华是他的母校,并讲述了他在清华参加学生运动的经历。
这次大聚会是清华地下外围组织首次内部公开横向关系。
1949年元旦过后,全校同学开始了紧张的学习。学习形势、政策、新民主主义理论,还学唱解放区歌曲,学跳秧歌舞。准备北平一解放,就随军进城搞宣传。
一天,接到通知,参加过颐和园小学培训的同志到颐和园旁边的清华农学院开会。我赶到颐和园牌楼,赵斌和王震寰正在那里清理和集合清华的队伍。进入农学院后,看到大批穿着灰色、黄色棉军衣的解放区干部。清华、燕京的同志被安排蹲坐在主席台前。一会,彭真同志来了,他向大会传达了毛主席在新年献辞中的话:“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他的讲话中,突出地强调严格纪律,说:“已经准备好了火车车皮,谁要进城抢占房子,就把谁装上火车,拉回太行山,永远不许进城!”足足两个多小时的讲话中间,休息片刻,彭真同志亲切地问候我们这些穿着同解放区干部迥然不同的清华、燕京年轻党员,“你们听得惯这样的报告吗?”第一次聆听中央领导同志的报告,第一次同仰慕已久的根据地老同志们一起开会,给我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1月10日,淮海战役以人民解放军历史性的辉煌胜利而结束。
15日,解放军仅仅用29小时的战斗解放了天津。
傅作义在我大军围城和积极争取下,于1月20日宣布接受改编。从22日开始,傅作义部陆续撤离市区,31日,古都北平和平解放。
2月1、2日,清华全体同学和部分讲助职员进城协助解放军向广大市民宣传党的城市政策。我们班编号为:电一中队,住进崇文门内汇文中学的教室。
2月3日,我们的队伍在前门牌楼南侧一直到前门城楼,参加北平市民欢迎解放军正式的入城式。
2月4日、5日,中共北平市委在宣武门内国会街北京大学四院礼堂召开全市地下党员会师大会。两层的礼堂,座无虚席,足足两千多人[1]。我们在二楼。
大会由华北局城工部部长刘仁同志主持。彭真、叶剑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赵振声(李葆华)等出席了大会。老帅们对国民党统治的城市中有如此众多的地下党员十分高兴[2]。为此,聂荣臻表扬了北平地下党的工作。会上,彭真、赵振声作了长篇讲话,几位领导都讲了话。党员同志们的激动心情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会场上的掌声不断。休息时,歌声、口号声、欢呼声、跳跃声、汹涌如潮。平时心照不宣的战友,这时才识真面目,彼此热烈握手、拥抱、热泪盈眶,“心都要跳出来了”。
我们班的周骞同志朝一楼望去,意外看到自己的妈妈和大哥,这时才知道他们已经来到北平,而且都是自己的同志。第一天会议结束时,刘仁同志让各校、各单位的党员集合在操场上,介绍了各校的领导成员,单线联系方式从此结束了。
我们在城里除宣传外,还协助军管会面向市民将国民党政府的“金圆券”兑换成人民币的工作。2月15日,完成进城工作,清华宣传队返回学校、复课。
回校后,3月,开始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体外围成员经申请后转为青年团员。
建团前,党组织决定将地下党员和党组织向外围成员公开。我召集了班上的外围“民青”分支部会。那时我们班已有20多名外围成员,我把党员一一介绍给大家,虚心听取盟员对党员的批评与评论。
党员和党组织从内到外,一步一步地公开,是一个更好地接受群众监督爱护的过程。我们把群众当作“阳光”,党公开就是从地下转到地面,接受阳光的普照。
清华党组织和党员完全公开是在1949年7月1日党的生日前夕。
6月28日,根据中共北平市委的指示,清华地下党正式向全校公开,在二校门张贴了当时全校187名党员及负责人名单[3]。教职员党支部名单同时还在工字厅门口张贴公布。
从此,清华党组织结束了秘密工作状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创建新中国社会主义大学的伟大征程。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有着光荣传统的清华党组织和党员,在这一新的征程中,始终不渝地为捍卫和壮大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和组织阵地而努力奋斗!
[1]那次到会的还不是全部党员。
[2]当时北平人口只有120万。地下党员总共三千多人,超过人口总数的千分之二。
[3]这时公布的名单没有包括极少数担负保卫工作、在隐蔽战线工作的同志。他们中有罗陞和、高润生、季镇淮等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