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1949年1月10日，清华大学被解放军正式接管。下午2时，这里被宣布为“一所人民的大学”。在全中国的解放进程中，人民政府宣布一个正规大学为人民的大学，清华是第一个。

如今，拨开宏大的国家记忆，透过原始文档、日记、回忆录，追寻那些带着体温的历史，看那胜利所带来的万千气象，体察师生们在大变革前的憧憬与彷徨，刹那间，耳边仿佛弦歌又起。

奇特的课堂

1948年8月中旬，一个煤铺伙计打扮的人匆匆赶到河北泊镇，敲开了永茂建筑公司的大门，他只说了句“找陈池同志谈生意”，便立马被请进里间。接待的人什么也不问，先端出碗红烧肉来。小伙计也不客气，如同到了家里一般。

泊镇,河北沧县的一个小村庄,当时已是解放区。那时，平津地下党党员都把去解放区称为“回家”。到了永茂建筑公司，就是到了中共晋察冀中央城市工作部（后更名为华北局城工部），那里的“老板”刘仁，领导着华北地下党的工作。

此时白色恐怖笼罩京城，蒋介石正筹划着对北平地下党的大规模镇压。那个煤铺小伙计——清华大学地下党骨干王浒——本以为在这个节骨眼上“回家”，必定是有什么凶险“生意”。他哪里想得到，胜利已触手可及。

回忆起60年前这一段，全国政协委员、原北京工业大学校长王浒不由感慨，“真没想到，这个地图上都没有的泊镇，竟然成了清华迎接解放的起点。”这次小镇培训，第一次把胜利拉到了他眼前。

在这次奇特的培训中，王浒听了很多堂课，愣是不知道老师长什么样。

教室，其实是一个大院。院子里纵横拉着绳子，绳子上挂着白床单，把院子隔成像棋盘一样的“包厢”，每个单间里放一个方凳，凳上放盏小油灯，还有一个小马扎。王浒和几十名学生改头换面，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嘴上戴着大口罩，被引进了“包厢”。一堂老师看不见学生，学员们之间也互相看不见的党课就这样开始了。

刘仁先传达了当前的形势，一直在蒋管区内被封锁消息的学生们这才知道，辽沈战役打响，解放军由防御转入了进攻，革命已经进入了“转折点”。按照当时传达的精神，不出5年，也就是1952年即可解放全中国。

5年很长，但比王浒预想的要短，对地下党来说，任何与胜利有关的信息，都能让人在冰冷的深海中为之一振。虽然还有5年，但任务已经布置下来，作为第二条战线上的地下党，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解放后建设新中国输送干部、准备人才。

让刘仁担心的是，国民党困兽犹斗，必然会在最后阶段，对地下党和进步学生下狠手。为此，平津地区地下党决定，放弃可能造成牺牲的大规模游行，按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潜伏下去，“把一枚枚定时炸弹，埋伏在敌人的心脏。”

乐观的气氛在锣鼓点中弥散开来，培训班之余，“土八路”们还为学生演出了独唱、小合唱、快板、口琴等节目，“老清华”荣高棠的西河大鼓《西厢记》最受欢迎，博得了满堂彩。

“包厢”里王浒几次想跟着唱，但他不能开口，连笑都不行，只能鼓掌。此时，即使明知道身边都是平津地区地下党骨干，甚至可能是自己的同班同学，也不能有任何暴露身份的举动。地下党都是单线联系，即使是在党内、在冀中解放区也是如此。

据说，这是华北局城工部最大规模的一次培训，除王浒外，平津地区大中学校地下党骨干140余人都陆续参加了迎接解放的集训。

喜悦是短暂的，黎明前的黑暗转眼就到。刚看完华北大学文工团的演出，组织上就派人把王浒带到了沧县交通站，在这里，他听说了“八一九”大逮捕的消息。

8月19日，国民党军警包围各大学，按“黑名单”抓人。组织上决定，上了“黑名单”的人就留在解放区，没上“黑名单”的火速赶回平津工作。因为隐蔽得好，王浒不在逮捕之列，天刚麻麻亮他便独自上路，赶往北平。

清华怎么样了？虽然心里焦虑万分，但王浒明白，到北平后不能直接进清华，先在外围摸清情况再说。

最后的大逮捕

在清华档案馆，记者看到一份1948年8月20日由清华校长梅贻琦手书的讲话大纲，这份拟在教育会议上做报告的大纲显示，大逮捕已经酝酿了两个月。

原来，南京方面7月份已经提出，要入校逮捕地下党和进步学生，校方和警方为此会商达十余次未果。暑假前夕，数百名化装成老百姓的国民党特务在清华门口逡巡，西门口还贴出了“消灭知识潜匪”的标语。各种迹象显示，山雨欲来。

8月12日南京政府的青年部部长陈雪屏飞到北平，坚持要派军警直接进校抓捕。

梅贻琦与北大校长胡适只得密电国民党教育部部长朱家骅，替学生求情，称“此事万不得已可由正规法院执行，若军警入校，行之必致学校陷入长期纷乱，无法收拾。”

“谏阻此事”的电文转蒋介石后，梅贻琦赴北平清剿大队（简称“剿总”）会谈，得到一个不得已的结果：军警暂不入校拘捕，由法庭传讯。

虽然梅校长提出，“名单性质特请注意，并请慎重行事”，当局并没当回事。8月19日，北平各报刊登了国民党当局发出的第一批拘传名单，包括11所大学的250名学生，罪名是“危害国家”、“共匪嫌疑”，限定他们第二天到特刑庭投案，否则入校逮捕。接着，国民党当局先后公布三批名单，要逮捕审讯的学生达463人。

“剿总”如此不留余地，皆因北大、清华已经名声在外。大家都说这里是蒋管区里的“小解放区”，在这里，发生着白色恐怖下不可想象的“奇迹”。湖畔、草地上人们大声唱着，“山那边风景独好”；饭厅里，大喇叭广播着延安的新华社讯；大礼堂，上演着《列宁在十月》等苏联影片。

当局不会坐等学生投案。19日，荷枪实弹的军警、特务便包围了清华，进出校门者都要受到搜查，他们冲入学校，已是早晚的事了。

对于这次逮捕行动，华北局城工部早有安排，7月发出的《平津工作意见》，就对暴露人员的转移做出了安排。暑假一到，校学生自治会理事和一些进步同学便纷纷离校，南下北上。“黑名单”上的人，大多不在清华。在校的人，则一早从饭堂门口一份未署名的大字报上知道了消息，拿着假学生证，于夜色苍茫时，从清华东北角的奶牛场翻墙而走，消失在一望无尽的高粱地中。

这其中最惊险的，也许要算清华地下党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成员傅yí的经历了。

她先是和“黑名单”上的两名同学李詠、张家炽一起藏在大礼堂舞台下的地下室，正躲着，忽听外面人声嘈杂，从舞台前的小洞往外一看，军警正把学生驱赶到大礼堂中，拿着“黑名单”核对学生证。

后来，她又经名教授张奚若的女儿张文英介绍，躲到美国教授罗伯特·温德家，他家的大衣柜刚好能藏下一个人。不想，特务连外籍教师也不放过，径直破门而入。他们拽了拽大衣柜，一看门锁了，就要求开锁。罗伯特·温德教授急中生智，用外语叽里呱啦地说了几句，才躲过了军警的搜查。

与此同时，“黑名单”上排名第一的邓乃荣则摘下眼镜，涂上口红，擦上脂粉，穿上高级旗袍，装扮成阔小姐，踏上了去天津的火车。在天津和她接头的人，竟然是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

经过这番机智紧张的大转移，“黑名单”上的学生已大多离校。地下党又暗中运作，由校方出面和军警谈好条件，主动“请”他们入校搜捕。军警们来势汹汹却搜不出人，只好解了清华之围。

倒是外校的有些“黑名单”上的学生因清华有熟人，前来逃避，组织上并不知晓，结果让特务逮捕了，实为憾事！事后梅贻琦校长曾愤慨地说：“军警上高等学府里面来抓人，这是清华建校以来首次。”

“黑夜尽头的时候，天就要亮了。”杨勤明，一个刚入校的学生，在日记里这样写道，“在当今方生未死之际，只企求方生的快生，未死的快死。一个新的时代诞生，必须经受分娩的阵痛。”

方生未死间

王浒回到学校后，被增补为“北系”总支委员。他发现，经过这么大规模的逮捕，地下党组织竟然毫发未损。不能不说，我党的潜伏策略相当成功。

首先，清华有“南系”、“北系”两个地下党系统，南系属南方局青委领导，北系属华北局城工部领导。这两个系统完全不交叉，没有横向联系。这样，即使一个系统垮了，还有另一个系统顶着。

王浒和后来担任中科院副院长的滕藤住在同一寝室，是特别要好的朋友，但因分属两个系统，竟然互不知道对方是党员。滕藤曾经想吸纳王浒为党员，但对方笑而不答，滕藤也就猜出了端倪。

有两个东北来的同学，神龙见首不见尾，对学生运动也漠不关心，这成了滕藤的“心病”。他把人家当三青团特务，暗中监视了好一段时间。到解放后才知道，这两位是专门为“四野”采购药品的。

另外，地下党规定：抛头露面的，如在学生会和进步团体当负责的人，要单独编组，单独联系。地下党的领导，则要以中间或者落后学生的形象出现，暗中掌控全局。

彭珮云的“潜伏”工作堪称完美，以至于身份公开后，周围的同学仍难以置信，她竟然是地下党总支书记。连滕藤这样的骨干，都当她是个死读书的“书呆子”呢！据说，她常说的话是“不要搞政治荒废了学业”。如今，当年那个不显山露水的小丫头，已经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任上退了下来，她的丈夫就是以《平明日报》编辑身份为掩护，领导清华地下党的王汉斌。

正因如此谨慎，国民党虽然把三青团特务安插到了清华，但“八一九”逮捕的“黑名单”里，却漏掉了地下党的核心成员。即使把“黑名单”上的人都送走了，党和党的外围组织也没受什么影响。

表面看，清华校内仍弦歌不断。清晨，从延安传过来的大秧歌取代了操场上的早操；课堂上，名流教授们口若悬河；晚间，各种剧社团抢占着大礼堂的舞台。隐藏在平静之下的，是一股正在集结的力量。

大逮捕后，十余个“湖南伢子”搬进了明斋117室。进清华时，他们还抱着“科学救国、清高处世”的想法，可是一次次惨案，使他们决定住到一起，过一种“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生活。在这里，私产一律上交，用于革命。当时在电机系学习、后来成为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就在这间宿舍成了党的外围组织“新青联”的一员。

青年们激愤昂扬，人到中年的清华教职员却不得不为填饱肚子发愁。币制改革后，面粉涨了140多倍，那时教职员的平均月薪，也就够4口之家维持8天的开销，许多教授不得已靠卖书为生。

“我们三番五次呼吁政府合理改善待遇，政府却总是不闻不问，不让我们温饱。”教师们为求最低生活给蒋介石写信，没有任何结果，只得忍痛停课5天争取生存权！

“这样的政府再也不能拖下去了”，许多中间派教师，因为对国民党彻底失望，改变了立场。素有“硬汉”之称的政治系主任张奚若，不畏特务在侧，在礼堂中直截了当地告诉学生们说：“国民党这一页，早该翻过去了。”

清华园西院12号寓所内，吴晗家的麻将局更没有“三缺一”的时候。左翼教授们以“稀里哗啦”的搓麻声为掩护，起草出一份份支援学生运动的声明。

10月底，滕藤正筹划着去解放区接受训练，连身份证什么的都弄好了，突然得到通知，北京不久就要解放了，那些没有暴露的地下党员留下，在北京迎接解放。喜讯如此生动，以至于他现在还记忆犹新，组织上说：“傅作义如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夜间在卧室里啃火柴棍。”

考虑到解放后需要人才，地下党的当务之急，是把教授们留下。每个地下党员都接到了游说任务，每个教授身边都有几个学生或教师在暗中斡旋，教授们的思想动态被迅速传到泊镇，刘仁听说，教授太太也跳起了大秧歌，当即开怀大笑。

教授争夺战

进入12月，局势日渐明朗，即便是对政治一窍不通的人都已明了，蒋介石守不住长江以北了。不过，两党“隔江而治”的传言，依然蛊惑众人。

危城之内，每一个人都被推到十字路口，必须抉择走与留。无疑，这个决定，将成为他们人生的重大转折，这同时意味着，选择一种社会制度、乃至一种生活方式。

陈寅恪的助理浦江清在日记里写道：“那时候，左右分明，中间人最难立足。”对那些只知学问不问政治的“局外人”、“中间派”而言，何去何从，最是难题。

当时，清华老师们见面，互相打听“走不走”，就像老北京的见面礼问“您吃了吗？”一样自然。

除个人抉择外，在国共的大对弈中，教授争夺战也成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试金石。

蒋家正在为败逃做准备，他们不光要带走故宫的古董字画、国库的金条珠宝，还需要一些知识分子来支撑门面，他们列出一份 “抢救”名单，准备把大知识分子一网打尽。

12月上旬，南京政府派青年部部长陈雪屏到北平。梅贻琦请他吃饭，约了些清华教授作陪。饭局的目的，大家都已心照不宣。在吃饭中间，陈雪屏果然宣布，南京派了一架专机，来接诸位先生去，如果愿意去，就可以同他一起出发。“在座的人都相顾无言，不置可否。”

天将破晓，有些人非走不可，有些人欢欣鼓舞，每个人都必须抓住历史大势。

那时候，清华的民主墙上出现了挽留梅校长的大字报，语气恳切地称“南京政府将倒，不应使名流殉葬”。同学们排着长队到梅贻琦的住宅前，齐声呼唤挽留梅校长的口号。

私底下，地下党还派崔月犁登门拜访，诚意挽留。历史学家吴晗到解放区后，又特地从延安给梅贻琦发来电报，祝贺他60寿辰，并劝他留下来。

不过，梅贻琦早已做了出走的准备。11月28日，梅贻琦夫人携长女搭乘亲戚的飞机离开北平，飞抵广州，不久又去了香港。

一天晚上，校务会议在梅家开例会。散会后，别人都走了，梅贻琦把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留下，对他说：“我是属牛的，有一点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们就各奔前程了。”冯友兰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了。

冯友兰觉得，梅贻琦非走不可，是有政治上的“难处”。他没有走，于危难之时接掌教授会，毅然地肩负起“护校”的重任，把一个完整的清华交给了新政权。他说，“我之所以在解放时没有走，主要是由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并劝其他人道：“不管哪一个党执政，只要能把中国搞好都拥护”。

浦江清也没有走，他想的是，“学校是一个团体，假如多数人不离开，可保安全，并且可避免损失和遭受破坏。”

哲学家金岳霖的理由，则像他的性格一般率性，他自言“共产党毕竟是同胞，不是洋人侵略，还是可以接受的”。

陈寅恪随胡适被“抢救”到南京后，终究也没有走，他觉得自己与政治是绝缘的，只要避开战火即可。他再三地说：“我不愿逃到台湾去，依附美国。‘父母之邦，不可弃也！’”

1948年12月21日，第二批被“抢救”的学人由梅贻琦率领，到达南京。梅贻琦一下飞机就抱怨“市内新机场跑道太软，只能载重三千磅”，似为不能多载几人而惋惜，其实，清华大学除外文系主任外，没人愿意随行。

被列入“抢救”名单的人，大多不愿跟国民党走。有一天，蒋介石派了5架飞机到机场，却应者寥寥，反而是家在南方的讲师助教赶上了这次难得的机会，回家探亲。无奈，飞机还剩了不少空位，连北大教授袁同礼的老妈子也跟着来了。后来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到机场接人，本以为会有许多“忠于党国”的教授下来，等了半天，却发现飞机上都是不相干的人。蒋介石懊恼不已，不得不停止了“抢救”这出悲喜剧。

最终，除了梅贻琦等几人离校外，清华269位教师留校等待解放。

我们清华、燕京两所大学的教育工作者，终于在长夜渴望中获得了解放，我们对人民解放军进行革命的英勇和坚决，感觉无限振奋。我们为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而鼓舞，我们为中国人民的新曙光而欢腾。

留下的教授们，草拟了一份《对时局的宣言》，在此宣言上签名的清华教授有张奚若、曹靖华、李广田、费孝通、钱伟长、张岱年等37人。

后来，在一次有许多教授参加的招待会上，周恩来幽默地对刘仁说：“你把教授都留下来了，一个也不肯留给蒋介石，难怪有人说你的名字是‘留人’（谐音）呀！”

清华无战事

谁也想不到局势会转变得这么快，1948年12月12日，北平已经是一座孤城。学生们眼见傅作义的兵，蔫头耷脑，从南门穿过清华园走到西门，向西山附近转移。连卖菜的老农都说，解放军就在附近了。

这一天，浦江清在家杀鸡请客，客人有朱自清的夫人等。他在日记里写道，“大家说这一席也许可以永为纪念，并且希望今夜睡个好觉，到明天起来，时局已经完全改变，没有战争，而我们已经解放了。”

12月13日清晨，隆隆的炮声由远而近，浦江清照常给中国文学史班上课，继续讲《天问》和《九章》，没有学生缺席。不过，有个女生偷偷地哭了。有人问，听说学校要迁入城内，和北大合并上课，是否属实？也有人问，假如我们这里被解放了，中央空军会不会来轰炸我们？

“来啦！来啦！”课后，人们都挤在男生宿舍顶上观战。他们看见，在清华园墙外的大路上，长蛇似的士兵队伍正往前开拔，两架飞机在上空盘旋扫射。有消息说：解放军已自昌平南下，越过青龙桥，进袭机场，一度占领大石桥，离清华园仅二公里。

午饭过后，枪声愈密，炮声愈响，火线已经逼近清华园西北，站在气象台顶楼上就能看到厮杀的场面。这是“四野”在红山口一带与敌人的一仗。杨勤明的日记里，如此描述了这场战争：

大石桥的一个甲长告诉我们当时战况：解放军来时，国军开头毫不知道，一待发现，双方开起火来，国军退守圆明园的有一团人，共军有一营人，战事是13日上午10点开始的，解放军几度向圆明园进攻，因山势阻挡未成，后拟使用大炮。这时有清华两个学生来，希望解放军不用炮击，将会毁坏清华、燕京两个学校（注：以后得知，解放军立即停止炮击并请示上级，前线司令部果断命令部队火速避开圆明园、清华等古迹、学校区，从万寿山以西打开通路）。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肉搏战，以刺刀相拼，死伤达三百余人。战后，战壕中血迹斑斑，遗留下许多军帽、皮带、枪弹、手榴弹和炮弹筒，拿来一看，全是美国造，死的却都是中国人。

学生自治会对战事早有准备，当日便组成了巡防委员会，由滕藤和林宗棠、王鸿正分别负责保卫、外联及校方联动。所有同学分成小组，每组八人，随时听从调遣。各系级开会，保护自己的系产。一院子的重要文件和卷宗，迅速往科学馆搬运。

下午五点，电源断绝。冯友兰本要在家里宴请一位新来的美国社会学教授，由社会学系的教授作陪。

厨房的人来问：“晚上的酒席是不是还开？”

冯友兰说：“照常开。”

到了晚上，那位主客没来，打退堂鼓转回美国去了。可是陪客全到了，校园墙外边枪炮声连续不断，教授们点着蜡烛高谈阔论，一如平日。

入夜，学生们发现，傅作义的军队退到校园以内，并在化学馆前面操场里布置了几门大炮。显然，他们想以清华为要挟，与解放军一战。消息传到各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这意味着清华可能成为战场。

这一夜，成了清华最紧张的一夜。自治会决定，同学都集中到自己的系馆去，不带铺盖，只穿足够的衣服。那一夜寒气逼人，大家在各系的教室内依偎而坐，低声哼着“松花江上”、“流浪”，一夜无眠。

长夜里，一场场如何迎接解放的讨论，伴着枪炮声展开。在物理系学生集中的科学馆，学生们纷纷表示要投笔从戎。钱三强教授当即阻止，他说：“新政权若对人民负责，一定要搞原子弹以保卫国家，你们应该安心学好专业知识，这才是国家的需要。”钱教授这一席话，可谓有先见之明，几个月后，解放军征招清华“300勇士”随军队南下，明确提出，理工科的学生留在学校，一概不收。

清华的这些情况，很快传到了中央。第二天晚10时，一份截获的情报上报军委，情报称：“北平外围情况急转直下，傅军主力集结，调集城郊。清河、南口镇即有激战，清华大学落有炮弹，人心恐慌，空气极度紧张。”毛泽东见此情报后，于15日凌晨2时亲笔批示，急电平津前线部队“注意保护清华燕京等学校及名胜古迹”。

为此，解放军在解放这些地区时一律不用炮击，而用步枪、刺刀和手榴弹同敌人展开了近战和肉搏战，许多战士为此献出鲜血和生命。

“扔炸弹了！”

到了14日早晨，傅作义的军队，包括那些炮兵和重炮都无影无踪了。至于他们是怎么撤走的，至今仍说法不一。

一种说法是，梅校长交涉了在“剿总”当官的连襟，通过托人情，撤走了炮兵部队。

另一说法是，学生打听出进清华的炮兵营营长是化学系校友，高崇熙教授认识他，就请高教授疏通。高教授也不客气，当即把营长叫来训了一顿，起了作用。

还有一个说法，由于解放军已从石景山包抄过去，占领了制高点，炮兵阵地后背受敌，不得不撤离。

傅作义军队撤走了，而解放军还没有到，清华这一带成了“真空”地带。

在全校大会上，冯友兰宣布说：“现在傅作义军队已经全部撤走了，清华已经先北京城而解放了。我们校务会议的人都决定不走，继续负责。诸位先生去留，各听其便，愿留的当场签名登记。”当时到会的人都签名登记，表示留下。按照党的政策，清华教师算是同时参加革命工作了。

过了几天，解放军才开到海甸镇，第13兵团政治部在西校门贴出布告，表示将“严加保护，不准滋扰，尚望学校当局及全体学生，照常进行教育，安心求学，维持学校秩序……”

军队没进清华，只在校门口设置了一个岗哨。为了一睹解放军风采，清华师生把站岗的小战士围了个水泄不通。小战士是个东北兵，他那高高的个头，健壮的身体，头顶的皮帽子，腰上的美式卡宾枪，均让人觉得“业已解放，可以安心”。

有个女教师看见战士是光着脚穿鞋，就打算送他一双袜子。不过，她去了不久，又回来说：“解放军果然不要。”

冯友兰在回忆录中说：常看见书上说，某某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以为这是溢美之词，未必真有那样的军队，解放军可真是“秋毫无犯”。不记得什么书上说的一句话：王者之师，有征无战。这次解放清华，不就是“有征无战”吗？

18日师生心神稍定，19日国民党的炸弹就来了。下午4时20分左右，突然一声巨响，震得窗户格格作响，接着又是两声巨响，吓得师生们个个惊慌失色。冯友兰的住处离投弹处很近，爆炸把他震得从沙发上摔了出来。

“扔炸弹了！”真是万万没有想到，国民政府会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冯友兰望着弹坑后背发凉，这枚炸弹距离工字厅后面的滑冰场很近，有许多大人小孩正在那里滑冰。如果炸弹落在滑冰场上，那就不堪设想了。

事后据巡防委员会调查，飞机共投了十枚炸弹，清华园中落了七枚。有一颗落在科学馆、工字厅和静斋之间的柏树林中，炸出一个直径三丈的大坑；一株丈余高的大树连根拔了起来，四周全是泥块和碎枝；一枚落在西院旁边，炸成一个大水潭，泥浆溅出好几丈，附近房屋的窗户全被震破；还有一枚落在清华园门外，二枚落在西校门外，幸未伤人。据拾得弹片的人称，这是一种杀伤性炸弹，专门用以杀人的。

教授、同学们一片哗然。解放军为了保护清华，连炮都未放，采用近距离肉搏战，多牺牲了很多战士；而国民党竟用飞机来轰炸杀害手无寸铁的学生，居心何其狠毒！二者相比，高下立判。

第二天北平广播电台竟谎称：“19日下午国军飞机出动轰炸北平西郊共军炮兵阵地，战果颇丰”。为了这件事情，党中央、毛主席还给清华发来了慰问的电报。清华教授则决定为校园被炸发表宣言，向全国和世界控告！

经过这次有惊无险的轰炸，清华再无战事。浦江清日记说，“园内充满了愉快的情绪。某太太说清华真是天堂，这样大一个转变，一点事情也没有。”

呼吸新“空气”

气象一新的时代似乎有一种魔力，让人振奋，让人倾力参与。

当年的《北平日报》如此描述：

学生已经行动起来准备迎接解放军入城。他们连夜开会，成立了几个大队分头行动。艺工大队的人，没有洗净油彩便去睡觉，不漱口就去扭秧歌，编剧本，排戏，制曲，填词，演奏……把工作安排的层层叠叠。问他们疲惫吗？答曰：“革命工作里没有疲惫。”

除了为入城式做准备外，人们几乎无时不在开会与学习讨论中。无论个人、系级、学生、教授、工警，清华园掀起了一场空前的学习热潮。同学们贪婪地读着各种新书，热烈地发表个人意见。各种师生座谈会，一个接着一个，讨论着对新社会的认识。

就连浦江清这样的自由派教授，也找来了《大江流日夜》、《苏联行》等进步书籍，并“开始怀着小学生一般的热忱”学习马列主义的经典和毛泽东著作。

《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光未然到清华演讲，休息五分钟中，同学递上去的问题如雪片一般，上至国际局势，下至妓女、三轮车夫……诸如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否会爆发？今后的中苏邦交政策？人民币兑换金圆券的比率多少？人们迫不及待地要了解共产党的各项政策。

因为有太多问题，有太多想法，校方还组织了一个校制委员会，作为过渡机构商讨未来的一切。这个委员会由教授会、教联会、校务会、职工会、工警会、学生自治会六个团体联合组成，不执行什么任务，也没有什么具体的议案，只是谁觉得应该有什么改革之点，便提出来，以便把清华改造成一所人民的大学。

电灯刚通，清华中文系就邀集师生开座谈会。浦江清写道，“同学们表现出乐观气氛，讨论如何走向光明的道路，检讨自己的生活，讨论大学的教育方针，中文系课程的改善，十点半方散。青年人富于理想，思想激进，中年人注意现实问题，又富于理智，抱怀疑稳健的态度。”

大秧歌，这种源自陕北的舞蹈更是风靡全校。两个同学迎面走来，也要笑着唱着，扭着腰，上前握手才谈起什么。连老师们也加入到这种激情燃烧的舞蹈中，踩着粗犷的鼓点，扭腰转胯。

“这些表现，是一种文化认同。”清华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金富军说，从学术思潮来看，当时的北平知识分子，大多是以胡适为精神领袖的自由知识分子，他们追寻理性、自由浪漫。清华人更是崇尚“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意志”，中间派教授居多。

“一开始，许多教授会因知识分子固有的敏感而惶恐，把自己当成‘局外人’。要赢得他们，必须在精神价值上与他们取得共识。而共产党所带来的文化，是先进的，生机勃勃的。在共产党带领下实现的国家独立，是鸦片战争以来其他政权均没有做到的。这些，成了知识分子打心底里拥护解放的基础。”

炮声隆隆时，金岳霖曾经想摆个烟摊，了此残生，但跟共产党干部的接触打消了他的顾虑。“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在怀仁堂与毛泽东的碰面，更给他吃了定心丸，主席说，你搞得那一套还是有用的。

放眼金岳霖的朋友圈子，人们均在找寻自己的位置。梁思成、林徽因深夜为解放军标出北京需要保护的名胜古迹，对共产党的一切顾虑都化为乌有；张奚若奔走呼号，“这是中国两千年来规模最大的社会革命！”沈从文专门来清华园小住，呼吸一下不同的“空气”。

1949年元旦，浦江清破例写诗，“故都今日作新京”、“西山爽气朝来异”，不知不觉中，本来抱着怀疑态度的他也兴奋起来，为浴火重生的新中国摩拳擦掌。

1949年1月10日，北平军管会文化委员会主任钱俊瑞代表党中央，正式接收清华。这里被宣布为“一所人民的大学”。自此，这座由庚子赔款建起的校园，这个有“国耻纪念碑”之称的学园，洗去了累累伤痕，展现出新纪元的水木清华。入夜，数百学生在军乐团的带领下，围着清华载歌载舞，喜得忘乎所以。

60年后腾藤看着自己在入城式上被抓拍的照片，回忆起清华解放那段峥嵘岁月（方非 摄）

这种特别的时刻，影像比语言更有表现力。滕藤的一张照片，被作为开国的典型记忆，广泛引用。那是他在入城式中被抓拍到的一个瞬间，这个瞬间，展示了一个19岁少年的风华正茂，展示了他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这也是整个清华，乃至整个中国的写照。

1949年2月27日，清华迎接解放，服务委员会游行大队

1949年2月27日，清华艺工队所绘毛主席画像

1949年2月27日，游行队伍在清华大操场预阅

正如冯友兰语，在全中国的解放中，清华是首先被解放的国立大学，在全中国的解放中，人民政府宣布一个正规大学为人民的大学，清华是第一个，这是清华的莫大光荣。（孙文晔）

参考文献：《峥嵘岁月》、《冯友兰自述》、《浦江清日记》、《清华校史资料汇编》、《刘仁传》等；感谢清华校友会、清华校史研究室提供的资料。资料照片均由何明德提供

摘自 北京日报 2009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