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档案馆 朱俊鹏

　　清华学校于1925年成立研究院，只设国学一科，故一般称之为国学研究院，与大学部、留美预备部组成当时学校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部分。国学研究院主张用现代学术观念来治理传统中国学问，主要研究中国经史古学，培养各级学校的国学教师以及终身从事学术研究之人才。国学研究院到1929年结束，在短暂四年中，开创出一股研究国学的新风，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重要一页。

■ 历史篇

　　国学研究院创办

　　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就提倡“用西方科学方法”研究“本国固有文化”，北京大学于1921年创建了研究所国学门。自清华建校之后，屡被指责忽视中国文化和国情知识的研究。梁启超就曾说：“清华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同时，前期出洋留学归来者也认为“虽把留美作为入清华的目的，可是留美已不是最终目的了”。在学校方面，也是以为中国造就领袖人才为清华教育的方针，并且鼓励学生研究国情。于是，1925年2月，清华开始筹建国学研究院，曹云祥校长请吴宓出任研究院筹备主任。

　　吴宓在 《清华开办研究院旨趣及经过》一文中指出：“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详见曹校长所著《西方文化与中国前途之关系》小册中……曹校长之意，约分三层：（一）值兹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哲理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同时，还提出研究院的研究方法及内容：“惟兹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而研究之道，尤注重正确精密之方法（即时人所谓科学方法），并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此又本校研究院之异于国内之研究国学者也。”

国学研究院教师。后排左起依次为：章明煌、陆维钊、梁廷灿，前排左起依次为：李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

　　总之，清华学校创办国学研究院的主导思想，就是要吸取中西方文化之精华，融化阐发以创新，其主要宗旨是 “以研究高深学术，造就专门人才”，发扬光大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重学问不重学位

　　国学研究院主要招收对象，除“国内外大学毕业者或具有相当之程度者”外；还有“各校教员或学术机关服务人员，其有学识及经验者；各地自修之士，经史小学等具有根柢者”。学生经录取后，须按期到院，常川住宿，屏绝外务，潜心研究，笃志学问，尊礼教授，并不得有逾越行检、妨害本院之行为。研究期限以一年为率，但遇有研究题目较难、范围较广，而成绩较优者，经教授许可，可续行研究一年或二年。毕业生不授学位，导师不用学位去引导研究生，而是着力培养他们的学术研究兴趣，使他们能掌握独立研究的能力。国学研究院4年间共收四届，录取74人，实际完成学业68人。

　　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分组不以学科，而以教授个人研究方向为主，在教学上注重学生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学生们与教授关系非常密切。而学生在此短期内，于国学根底及治学方法均能确有收获。为造就研究高深学术专门人才，国学研究院特地聘请宏博精深、学有专长的学者前来任教。到1925年秋，国学研究院教职员共有11人，聘请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为导师，李济为特别讲师，陆维钊、梁廷灿、章明煌等3位为助教；吴宓任主任，以及卫士生为事务员，周光午为助理员。至国学研究院结束，先后任教的还有赵万里、浦江清、杨逢时、蒋善国等4位助教，马衡、林志钧等2位讲师。

　　国学研究院提倡“兼容并包，学术自由”，充分发挥各位教师的特长和主动精神。

　　教师与学生之间主要教学活动，是通过普通演讲（即课堂讲授）和指导学生进行专题研究的方式来进行。教师所讲授内容，无不是各自研究之精华，正所谓“出其平生治学之心得，就所最专精之科目讲授之”。每届学生入学后，各教授都要用自己的亲身体验向学生进行学习和选定研究题目的指导，以助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 “志向兴趣学力之所近”，去自主地选定自己的学习方向和研究课题。这种方法启动了学生学习和研究的积极主动精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法。

　　国学研究院师生们勤于研究，著述甚丰，成果多发表于自己所办的刊物上。国学研究院的出版刊物主要有三种：（一）教授主编之丛书，比如王国维的《蒙古史料四种校注》、陈寅恪的《大宝积经论》、赵元任的《现代吴语的研究》、李济的《西阴村史前的遗存》等；（二）《国学论丛》，到1929年3月出版共2卷6期，内容除本院教师之著作外，凡学生之研究成绩，经教授会同审查，认为有价值者及课外作品之最佳者，均予登载；（三）学生主编的《实学月刊》，他们本着“经以明圣贤之心，攻诸史以寻治乱之迹。汇百家之学，集万国之观……洽于古今，通乎中外”的宗旨，前后共印行6期。这些学生的著述，受到校内外学人的瞩目。这些大为可观的研究成果及其对我国国学研究的影响与贡献，至今仍令人称道。

　　1929年6月，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结束。国学研究院停办的原因甚多，比如失去王国维、梁启超两位教授等；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校内资源分配冲突，即大学部与研究院之间利益的冲突。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委派罗家伦出任校长。罗家伦在1929年清华毕业典礼上致辞时说：“这次毕业共有三班，大学部有八十四人毕业，这是第一次；留美预备部有三十七人毕业，恰巧又是最末一次；而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这也是最后的一班。”这就等于正式宣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结束。

■ 往事篇

　　国学院名师荟萃治学和做人并重

　　清华国学研究院名师汇集，盛景空前。在教学中他们互敬互助、齐心协力，以自己精深的学问、开阔的视野，为清华、也为全国开拓了中西荟萃、古今贯通的学术与教育之先河，并形成传统。

吴宓

陈寅恪

　　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吴宓1916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翌年赴美国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后改入哈佛大学，与同在哈佛留学的陈寅恪、汤用彤被誉为“哈佛三杰”。1921年毕业后回国任教，与梅光迪等人筹办 《学衡》，并任主编。他是“学衡派”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清华看重他知识渊博、酷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他对中西文化的会通，乃聘请他回母校主持筹办研究院，时人皆谓“清华得人”。

　　国学研究院对师资选择标准很高。吴宓表示，研究院对于教授讲师，“务敦请国内硕学重望”，具备三种资格：（一）通知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二）具正确精密之科学的治学方法；（三）稔悉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

　　曹云祥校长曾想请胡适来清华担任研究院导师并主持研究院。胡适谦虚地表示：“非一流学者，不配作研究院导师，我实在不敢当。你最好去请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方能把研究院办好。”胡适推荐的三人中，除章太炎推辞不就外，梁启超与王国维同意移教清华。

　　王国维是近代著名国学大师。早年留学日本，通晓日、英与德文，对康德、尼采哲学素有研究，在历史、考古、文学、戏曲、音韵、古文字和西北地理等多种学科中，作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划时代的贡献，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吴宓非常佩服王国维博大精深的学识，前往聘请王国维时，先恭恭敬敬地鞠了三大躬，然后才说明来意。王国维本无意应聘清华，但吴宓表现出来的诚意让他大受感动。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对个人人格的尊重，更是对整个文化传统的尊重。因此，他决定接受聘请。不过在应允来清华任教之前，王国维还请示逊帝溥仪，得溥仪首肯后才最终决定来清华任教。因此，王国维来清华是“面奉谕旨命就清华学校研究院之聘”的。学校请他任研究院院长，但王国维以无意行政事务坚辞，只任专任教授。曹云祥校长鉴于吴宓在筹备过程中的贡献，请他出任院长。吴宓为人谦恭，以自己论学识不如王、梁，论年龄也比他们年轻为辞，不肯接受院长之职，学校乃改聘他为研究院主任。

　　梁启超，号任公，中国近代 “百科全书式”的巨人。当时，学术界公认“太炎为南方学术界的泰山，任公为北方学术界的北斗。”梁启超与清华关系密切，他有3位公子先后求学于清华学校。清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就出自梁启超在清华作的以“君子”为题的讲演。梁启超曾暂住清华园工字厅西客厅，取名“还读轩”，并在此完成《欧洲战役史论》一书。从1923年9月起，梁启超开始在清华长期讲学，所开“最近三百年学术史”与“群书概要”，受到清华同学的热烈欢迎。每一周，他在清华四天阅读、讲课或辅导学生，在城内三天处理其他事务。此时的清华，已经成为梁启超主要活动地点之一。因此，当吴宓前去聘请表明来意后，“梁先生极乐意前来”。

　　在吴宓、张彭春、丁文江与梁启超等人的积极推荐下，清华又相继聘请了陈寅恪、赵元任与李济等学术名师。陈、赵、李先生当时年富力强，正处于事业的蓬勃发展期。陈寅恪是著名史学家，先后就读于欧美多所名校。他认为：求学不在于取得什么文凭和学位，重要的是求得新知识。因此，当得知某校有值得从学的学者，陈寅恪即前往求学，学得后又去别校，所以他不曾拿到一张文凭和学位。然而他却通晓各国语言文字二三十种，其史学造诣更是驰誉海内外。吴宓曾言，“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国最博学的人”。赵元任是第二批庚款留美生，后来成为我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被誉为“中国语言学之父”，又是我国现代音乐先驱者之一。李济1918年从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是我国杰出的考古学家、人类学者。起初学校有意聘请李济为教授，但是由于其在外进行考古发掘，而不能“常川住院，任教授与指导之事”，乃聘为特别讲师。

　　国学研究院的师生之间关系融洽，穆然有鹅湖、鹿洞之遗风。教师之间，互敬互助、团结协作、共育良才。若论年龄及社会影响，梁启超均大于王国维。但研究院导师的排名，一般是王国维在先，梁启超在后，这是由于梁启超的谦让与推崇。吴其昌回忆道：“先生之齿，实长于观堂先师，为全院祭酒。然事无拒细，悉自处于观堂师之下。”老师对学生，也非常爱护。陈寅恪曾给研究院学生撰联 “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既有对梁启超、王国维的敬重，也有对学生的期望。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接受导师们的“人格熏陶”，研究院每月举行一次茶话会，全院师生齐聚一堂，有说有唱，或讨论治学方法，或述个人处事之经验，以收“观摩砥砺之益”。学生平时可以随时到各个研究室或导师家中去请业问难。导师对学生的质疑问难极为重视，缜密解答，耐心指导，启发学生博览深思；如遇有不太了解之难题，即告以“不知”，或告以去找某书查阅。“治学和做人并重”，导师的言传身教给予受业弟子极大的感染力，形成了“师爱生，生尊师”和谐的师生关系。这也是国学研究院虽仅办四年，然而成就辉煌的原因之一。

　　国学研究院存在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其研究成果非常丰富，尤其是培养了一批 “皆酷爱中国历史文化，视同性命”的国学传承者。他们毕业后大部分奋斗在教育战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和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和人才培养，及其所开创出的研究国学的新风，是清华建校以来在人文教育和研究上的重大成就，对我国国学研究产生了极大影响，将永远载入中国近代教育史册。

转自 清华新闻网 2009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