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殷叙彝(1952)

我在1949年秋进清华历史系，1952年秋院系调整后并入新北京大学学习，因此正好经历了老清华文科的最后三年。这三年的学生生活给我留下许多美好的回忆，尤其是历史系老师的两件“创举”印象最深。在迎接母校90周年大庆的时候，我想把这写下来，也许对今后编写校史和历史系系史会有点用处。

我之进清华可以说是圆一个旧梦。抗战后期我在重庆和贵阳上医学院时，就非常向往昆明的学术气氛和民主空气，只恨西南联大没有医科，无法转学。我读完三年后生了肺结核，连治疗带休养又花掉三年，到基本恢复健康时，学籍已丢了。如要继续学下去，还得经过一次艰难的转学考试。医科功课很重，最后两年的临床课以及一年的实习更重，我很怕自己挺不下来。经过反复考虑终于下决心改行学历史或外文，这时很自然地瞄准清华来完成我的宿愿了。

那几年，学校的政治生活尽管不像后来那样翻天覆地，但可以说是热火朝天的。除了全校师生一同听大课受思想教育和日常的政治活动之外，还有一连串的大的政治运动：文科部分师生两次参加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参军参干，直到三反五反和老师的思想改造，以及最后的院系调整。这么一算，我们真正能读书的时间就不是很多了。文科又和理工科不一样，教学内容已在不断改革。尽管如此，多年的清华传统和学风还有不少保存下来。例如，入学不久，雷海宗教授就带我们参观图书馆最大的第一阅览室，把四壁书柜中摆得满满的工具书、特别是各种外文百科全书和大部头的文献资料的内容向我们逐一介绍，教我们结合它们的特色来使用。邵循正教授的中国近代史仍把英国马斯的《中华帝国的对外关系》（当时还没有中文译本）三大卷列为必读参考书。教西洋上古史的俄籍教授噶邦福每周六照常邀请（跟曹靖华先生）学俄语的学生到他家参加俄语晚会。王永兴先生一再劝我们读一些陈寅恪先生的著作，我在他的启发下读了《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发现这位国学大师在分析问题时表现出不少辩证观点，大为叹服。我选修外语系杨业治教授开设的第三年德文，一共只有三个学生听课。杨先生选的教材包括《共产党宣言》，康德和托玛斯·曼的论文，后来干脆把席勒的剧本《威廉·退尔》从头到尾讲了一遍。我当时社会工作很忙，有时难免缺课，算不得用功的学生，但在那时的“流风遗韵”熏陶下，也学了一点东西，为后来做学问打下了基础。

但是我在这篇回忆文章里想谈的不是这些，而是清华历史系的两项极有特色的教学活动，其一是1950年春假北京城内古迹参观，其二是不定期的中国现代史讲座。几十年来，我对清华历史系这一时期的老师和教学工作的评价，曾经有过思想反复，但是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两项活动的意义，而总是带着浓厚的感情来怀念和谈起的。

那时的大学和中小学一样，按惯例每年4月初要放三四天春假，供学生郊游踏青。1950年春季开学后，历史系代主任邵循正先生发起，由部分老师带领全系学生，利用春假进城参观北京的主要历史名胜。具体办法是：系里出钱租校车（当时的校车实际上是私商经营的），供师生乘坐进城。学生住在北京大学红楼的教室里，打地铺，教师自找住处。吃饭在北大学生食堂，路远时中午带一顿干粮。这个计划大受学生欢迎，我们这些不久前刚从外地到北京的学生尤其高兴。那时的历史系学生不多，连研究生在内还不到30人，本科生大部分都报名参加了。邵先生领队，同去的老师有雷海宗、周一良、王永兴、陈庆华、张寄谦等先生，此外还特邀哲学系的王逊先生和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侯仁之参加指导，燕大历史系也有几个同学参加。王先生是教美术史的，对中国古建筑很有研究；侯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地理学专家，当时也在清华历史系兼课。一支从历史教学着眼的北京城内古迹参观队，就这样组成和出发了。

头两天是参观故宫（当时故宫中路每天开放，东西二路交替隔日开放，要看全貌必须两天）。首先由侯先生给我们讲解了北京的建都历史，城市街道的规划，京城内外的水系，故宫三大殿的格局和建筑设计体现的帝皇思想。王逊先生细致地说明故宫建筑特别是三大殿的特色，包括屋顶、山墙、藻井、斗拱、廊柱等等。在参观故宫陈列的文物时，又请北大史学系的宿白先生和故宫博物院的沈从文先生讲解。以上所有的讲解，或者在参观前集中讲，或者边参观边讲，再加上教授们的随时插话，学生的提问，途中师生的自由交谈，有时还旁及太监的生活、故宫频繁的火灾、乃至皇帝怎样大小便这些大大小小的问题，可说是生动活泼，多种多样。一天参观下来，知识长了一大截，眼界宽了一大段。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是侯先生的讲话，十分风趣，音调铿锵，还不时夹一些颇有诗意的句子。沈从文先生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如博山炉的“炉”字）给我们讲解古代铜器，我对他的博学十分钦佩，同时也对这位著名的小说家怎么会“玩”起古董来很是纳闷，这个问题是最近几年看了一些有关的文章才得到解答的^①。

接下来的两天是参观天坛、先农坛、社稷坛（中山公园内）、皇史宬、孔庙和国子监、内阁（档案）大库、雍和宫、北海的团城等处。此外还顺便参观了北京唯一的东正教教堂。每参观一处，就等于上一堂历史课和美学课。

我们不仅看古迹，还接触了北京的“市井社会”，这就是最后半天的天桥参观。这次参观主要是由陈庆华先生安排的。他和清华中文系教员王松声是联大时的老朋友，王松声在做党的地下工作时负责联系北京的中下层艺人，对天桥非常熟悉，解放后他调到北京市文化局工作，天桥也属于他主管范围。他亲自带我们去看天桥，详细讲解了天桥的历史以及一些艺人的特长，特别是有名的八大怪，还带我们看了其中还健在的几位的表演：飞飞飞的杠子，大金牙的拉洋片，大狗熊的双簧。这次参观的高潮是到万盛轩剧院看新凤霞演评剧。那天的戏目是王宝钏，我们到场时已近尾声，闭幕后大家一齐上了后台。戏班子的同事们听说清华大学的教授和学生来了，非常兴奋，站成两排鼓掌欢迎。新凤霞还未卸妆就出来接待，和我们亲切交谈，还和同学中最年轻的钱逊（和我同班，后来留校工作，曾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合影留念，一时传为佳话。这张照片是陈庆华先生拍的，我曾见过。听说新凤霞在回忆录中也提到这件事，可惜照片未必还能找到了。

目标和重点都很明确的日程，高水平的“导游”，与专业的密切结合，这些特点使这次春假活动成了一次现场教学，使我们在最短的时间内，对故都的历史风貌得到一个概括的、相当准确的了解，效率也很高。即使用目前的水平来衡量，组织工作和活动内容都是没有什么可挑剔的。四天后我们回到清华园时，不但学识大有长进，而且对专业的爱好也普遍加强，师生关系也进一步融洽。这次活动可以说是旧清华历史系的空前绝后的创举，甚至可以说是一次盛举。

另一项活动是吴晗先生发起的中国现代史不定期讲座。吴先生在解放初期担任历史系主任，1949年11月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进城工作去了，但有一段时间仍挂着系主任的名，后来不挂名了，对历史系的工作照样很关心。他利用自己职务的方便，陆续请一些革命前辈来给历史系师生做报告，内容都是根据他们自己的亲身经历，介绍和评论一些人物、事件、组织和活动。我记得曾听过十几次报告，其中有瞿秋白夫人杨之华讲瞿秋白，省港大罢工领导人之一陈郁讲这次震撼中外的大罢工，团中央宣传部长杨述讲清华的一二九运动，全总书记处书记顾大椿讲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工会工作，著名作家赵树理讲晋察冀解放区的文艺工作等等。这些报告的政治性很强，但讲得很生动，而且听众少、会场小（工字厅或乙所），不拘形式，使大家感到很亲切。例如，杨之华大姐带来秋白同志写在一册笔记本上的手稿（好像是《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那篇文章）给我们传阅。她讲到她在秋白同志被捕时的情况：她未到苏区去，留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同时在和记蛋厂做打蛋工，用这一公开身份作掩护。她从地下党组织得到秋白同志被捕的消息后，仍旧必须每天去上班，干的活是用很快的速度（她讲过每分钟的定额，但我记不清了）打开鲜鸡蛋，并且把蛋黄和蛋白分倒在两个桶里，这是很紧张的。当时她心情十分焦急和沉重，手上的活却一点也不能马虎出错。她讲这些时语气平静，我们听了却很激动。她的报告的内容我已忘记，但这一段话始终留在记忆里。我还清楚地记得她讲“我是秋白的学生啊！”这句话时的自豪口吻和带有浙江口音的普通话。所有这些报告，如果认真地记录下来，每一篇都会是很好的口述历史。用后来回忆录和文史资料盛行的年代的眼光来看，这种活动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的大学里还是一种创新，即使仅仅从教学的角度来讲，效果也是很好的。

吴晗先生还曾请徐老（特立）来给我们讲史学方法。徐老当时在研究中国近代史，他说了自己的一些独特见解，其中有两点引起大家很大的兴趣。他认为慈禧太后建海军也是爱国主义，但与他一同工作的同志都不赞成。据我所知，这次听他讲的老师和学生，对他的这一见解也都不敢苟同。他还说，大学教授即使在解放前也应当算工人阶级，因为他们是拿工资的。这一见解我们都感到新鲜。有的教授听了很高兴，有的将信将疑。不过大家知道这反正只是他个人的看法，未必能起作用，以后也就不再去谈了。在回顾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遭遇时，再来想想徐老的这句话，真觉得他当时能发表这样的见解，确实是很了不起的。

2000年5月初于北京

①殷叙彝，中共中央编译局世界社会主义研究所研究员，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①比我高一班的胡如雷在《回顾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学习生活片断》一文中说，我们这次参观故宫正好碰上敦煌艺术展览，并听了常书鸿先生的介绍，还提到我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的介绍这次展览的文章。他说的内容是对的，但时间记错了，参观敦煌展览是另一次活动，不是同一个时间。胡如雷的文章发表在《学林漫录》第7期，后收入《清华旧影》，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23—2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