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尚真*(1950航空)
我于1927年出生于天津市。10岁那年日寇侵占平津华北,我的中小学是在八年沦陷的天津度过的。1946年高中毕业,适逢清华复校第一年招生,饱受过亡国之苦的我,抱着航空救国的愿望,从天津考入清华航空系,学号是350178。苦读四年,1950年6月毕业,随即投身海防前线,参与祖国海上空军的创建工作,从而留下了一段人生难忘的经历。
近日王尚真深长在参观廊坊新奥集团时留影
王尚真学长1951年于海军航空学校第一届庆功大会上
二零零七年五月十九日,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入学清华大学航空系的老校友六十余人返校聚会。王尚真学长(右一)和同窗学友潘建民(五一,左一)、顾高墀(五零,中)合影。他们说:“清华成立了航天航空学院,我们返校有‘娘家’了。”
解放之初的海防形势
1950年,祖国大陆已基本解放,但一些沿海岛屿还在国民党军队手中。龟缩在台湾的蒋介石不甘心失败,还在幻想和叫嚣“反攻大陆”,不断派遣特务偷渡和出兵骚扰渔民生产。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美机时常侵入我海岸线侦察骚扰,而我万里海防基本上还是空白。我军当时面临的任务,不仅是继续解放和保卫全部领土,还要保卫辽阔的领海和领空,而这就必须有一支强大的空军。那时人们有个“不规范”的说法,即把空军分成“陆空军”和“海空军”。由于在国内战争中,有一些国民党空军人员起义,胜利后又先后接收了日、蒋空军的部分人员和设施,“陆空军”已先有了一定基础,但“海空军”却全属空白。当年2月,中央军委做出决定:立即建设我国的海上空军。按照我军传统方式“建军先建校”,第一步先建立海军航空学校,并请苏联派出军事专家指导和支援。
奔向海航建设第一线
1950年6月毕业离校前,航空系领导找我谈话,说新中国成立后,航空事业面临大好形势,中央已决定尽快发展航空工业。西方发达国家的航空工业是在汽车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我国不能沿袭这条老路,要与汽车工业同时发展。为此,清华航空系将扩建,要大量培养人才,首先要扩大教师队伍,希望我能留校任教,因我未表同意,团支部、党支部负责人又相继找我谈话,我都婉言谢绝,放弃了人人羡慕的、在最高学府优美环境中从事科研和教学的大好机会,抱着以知识报效祖国的决心,毅然奔赴航空建设第一线。
1950年7月初,我的行政关系从学校转到中央军委,组织关系从清华团委会转到团中央,我和几位转到军队的同学到军委总政招待所集中居住,接受一个月的政审,等候分配。8月1日,海军党委决定在山东青岛市沧口机场组建海军航空学校,我和俞幸祜随即被分配到了这片刚解放不久的土地上,张允谦、沈冠时等同学则去了“陆空军”。
白手起家 创建航校
“海空军”正规的名称是“海军航空兵”,作战对象主要是敌军舰艇,任务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当初,我海军要不要组建航空兵还曾有过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已经有了空军,就可担负起海空全部作战任务,没必要再增加一个兵种,如国民党海军就没有航空兵。但海军司令员萧劲光等同志认为海空作战有许多特点,与陆空作战有很大区别,我国应学习世界海军强国,必须增加这个兵种。中央军委支持这种意见,作出建军决定,并随后从各地调集人员到青岛来。其后,到1954年年底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同志明确提出:“海军建设应以鱼雷快艇、潜艇和水鱼雷轰炸机为重点。”在传达这一精神时,概括成为“轻型舰艇,海上空军”八个字。这足以说明航空兵在海军建设中居于何等重要的地位。
沧口机场地处青岛市北郊,距市中心20公里,历经日军占领和国民党使用,蒋军逃跑时遭严重破坏,长期无人居住。房屋失修,庭院荒芜,瓦砾遍地,野草丛生。我到达时刚建立了政治部和后勤处,训练处还未成立。我被安排在后勤处(处长叫徐春山,是红军长征时毛主席的军马饲养员兼警卫员),每天负责检查各种修建施工的质量。在检查到飞机跑道施工时,发觉私商(当时还没有国营建工单位)偷工减料,水泥砂石配比竟还不到1∶4∶8;还有极个别人搞有意破坏等现象,均立即向领导汇报并得到了及时处理。
当时生活条件还比较差,食堂连桌凳都没有。开饭时,几个人发一个菜盆,打出菜来放在伙房外面土地上,大家围成一小圈,蹲在地上吃。但人人都吃得高高兴兴,因为我们这是为了建设祖国的海空军而工作,而且也比战争年代条件强多了。
1950年8月底训练处成立。由陆军来的简明副教育长(即航校副参谋长)兼任处长,从西北军来的杨士勤副团长任副处长。我任飞行原理组长,俞幸祜任发动机组组长。我主要负责海航飞机驾驶员的培训。但那时我的组内只有当年10月份以后才陆续从陆军调来、并且从未学过航空知识的几位年轻同志。从技术上说,我这个组长基本上算个“光杆司令”。
建校伊始,领导上就十分重视抓政治思想教育。简处长每月至少给大家讲一次国内外形势等。杨副处长在一次全处大会上讲的两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①我这个副团长已当了12年,怎么当上的?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一次惨烈战役中,营团级干部伤亡9人,我才从一营长提上来的。一想到为国牺牲的战友就极其难过,我作为幸存者得到提升,从来不考虑自己的地位待遇,希望你们更不要考虑这些。②你们每人好比是一个电灯泡,你能发多大的亮光,大家都看得清,不要总考虑被安在哪里、合适不合适等等,领导上自然会让每位同志都能发挥最大作用的。
承担艰巨的培训任务
1950年9月初,几十位苏联专家来到航校,他们集中住在一栋较好的楼房(称为专家招待所)。专家来后视察了学校情况,随即进行培训。培训的方式是一人带一人,有的培训军政领导,有的培训理科和外场技术人员。方法是组成许多三人小组,每小组有专家、翻译和中国同志各一人。由于这些专家都不会说中国话,只能通过中国教员给学员讲授课程。负责指导飞行原理教学的专家三十多岁,名叫弗拉季米尔·吉聂维奇,乌克兰人,苏军大尉军衔,讲师,说俄语时带有乌克兰口音。他与我和一位担任翻译的女孩见面后,立即开始编写驾驶学员使用的教材。教材是参照苏军航校的培训内容,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按课时划分段落编写的。每写完一段,由翻译译成中文,再交我审校整理付印。
苏军航校飞行员的学习进度,是理科一年,初级教练一年,高级教练一年,三年后毕业分到部队。可是我们当时情况特殊,一是朝鲜半岛战争形势严峻,二是闽浙沿海蒋军骚扰日益猖獗,辽阔的海防前线急需兵力。上级下达了“速成”的要求,即培训时间要压缩一半,半年左右就结束理科学习,一年左右完成外场教练,到部队后再边值勤边提高。
苏军航校培训的学员,要求具有中学毕业以上的文化水平,其教材也是按此编写。可是我们当时没有从中学选拔飞行学员的做法。我们的学员都是从陆军一、二、三、四野战军选调的基层干部、战斗英雄、模范工作者,并且通过严格政审和体检选拔出来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平均只有小学水平,达到初中程度的只是极少数,还有许多连自己的姓名都写不好。特别是驾驶学员班,政审更严格。记得当时陈毅曾说过,飞行员必须政治可靠,因为飞机上天不像放风筝,一拉线绳就能回来。这样文化也就相应更低一些。让文化低的同志一下子就要接受高深的空气动力学原理,还要压缩时间赶进度,其困难可想而知。偏偏那时又只有我能担任授课,这个极端繁重的担子就压在了我一个人的肩上。由于当时我是苏军讲师的助手,所以我的职务就叫做助教组长(以后升为教员组长、主任教员)。
因人施教 效果良好
我们航校负责培训的,是水鱼雷轰炸机飞行员。按编制,一架双发动机轻型轰炸机上共有驾驶、领航、报务兼轰炸和射击员四人。驾驶员的学习和训练任务最为繁重,必须尽快开课。在其他军事科目专业教员、教材和设施还不齐备的情况下,驾驶班的飞行原理在10月5日就抢先上课了。而航校的开学典礼是在1950年11月1日举行的。
第一期驾驶学员共3个班,每班30人。课程表是:每天上午上6节课,每个班各上2节飞行原理,2节飞机构造,2节发动机。下午3节课自习,按上午课程先后进行。教员必须到班上辅导和解答问题。
驾驶班飞行原理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力学和空气动力学的基本原理,解释飞机为什么能飞;飞机上各活动舵面的作用和原理;飞行各种动作的操纵方法和原理(包括一些公式);飞机在空中如何保持正确飞行状态;飞行和战斗中各种意外情况(如失速进入螺旋下降,早期多因此造成机毁人亡)的处理办法和原理等等。许多知识我在大学中都没学过,需要从头学起。
由于空气摸不着、看不见,空气动力学理论较深,还有不少外文符号和公式。我在备课中,就想出许多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实例,或自然界中常见的现象,解释原因,上升到原理,再归纳成公式,这样就使得理论不再抽象和难懂。同时,我还经常穿插一些苏联卫国战争中的空军战斗例子来讲各种动作的操纵方法,使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十分入神,对这门课产生浓厚的兴趣。此外,又设计制作了许多挂图、模型,让学员能观察和体验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理论问题(即形象化、具体化),这样,既感觉不到理论艰深,又能增加实践知识。
例如讲飞机起飞、落地的操作时,讲了一个故事:苏联卫国战争期间,一架战斗机重伤,飞行员跳伞,落在敌占区的一条公路旁,飞行员隔着公路与德军士兵对峙。德军并未急于进攻,而是待其弹尽时抓捕(飞行员只有一支自卫手枪)。此时另一架苏军战斗机测好下滑角度和滑行距离,迅速降落在落地战友的身旁,并打开舱盖。这位战友见状迅速跃上公路和飞机,跨进驾驶舱,随即加大油门,重新起飞冲上蓝天。公路对面的德军士兵被此情景惊呆了,待醒悟过来开枪射击时,飞机早已远去。该飞行员机智勇敢救回战友,荣获英雄称号。我举此例,讲明掌握目测的重要性,学员们听得如醉如痴。
由于学员们的政治觉悟高,克服困难决心大,我采用了因人施教的方式方法,师生关系又特别融洽,在3个月的飞行原理课程结束后,3个班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为顺利转入外场飞行训练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中央军委十分重视和关心海军航空兵的建设。航校本来是师一级的建制单位,但却任命正、副军级的干部担任校领导。开学不到一年,总司令就亲临视察。1951年8月30日,朱德总司令在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和公安部长罗瑞卿等陪同下来到青岛航校。在视察训练处时,首先来到飞行原理组。当时我们已把全部教学用模型图表陈列在一间大教室内,处领导安排由我为首长作讲解员。朱总司令和萧司令员逐件仔细观看了这些能把抽象理论形象化演示的设施后,不断地点头称赞。这次视察,对航校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此后,海军参谋长罗舜初和政治部主任刘道生也都分别来视察过,并且都由我来担任解说员。记得刘道生主任还仔细端祥我,然后说:“我曾在什么地方见过你!”我当即答道:“您曾到清华大学做过报告,我在大礼堂门口见过您,还跟您说过话。”这件事,使我对我军高级领导同志的超强记忆能力十分钦佩。
还在第一期驾驶班飞行原理课刚结束时,苏联专家安排我上雅克18飞机体验各种操纵动作(其他教员均未能享受到此待遇)。这种飞机是前后双座式,由苏军教官带飞,从起飞到降落,让我亲自体会驾驶杆、脚蹬和油门的动作幅度和力度以及飞机反映的灵敏度。他在空中两手高举,示意把飞机全交到我手中。
我参军后,在党的亲切关怀和教育下,不断增强建设祖国强大海军的神圣使命感和革命军人、青年团员的责任心。曾经满腔热情、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终于看到我国第一代海空军飞行员在我们亲手培育下飞上了祖国的蓝天。我教的第一期第一班(即101班)班长姚雪森,入学时是一位营长,毕业后立即被任命为海航一师一团团长,驻守宁波。在解放浙江沿海岛屿的战役中任空中指挥员,以毫无损失的战绩取得胜利(其后任海军航空兵副司令员)。航校每一期学员毕业后,都立即组建成军,开赴海防前线。
党和上级领导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四年中我曾九次立功受奖。
结束语
我现已年届八十。半个多世纪前,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我离开母校,投身国防建设,在白手起家、创建海军航空兵的艰苦工作中,做出了清华人应有的贡献,没有辜负母校的培养教育和期望。目前,我人民解放军海军航空兵已在保卫祖国万里海疆中形成强大的一支力量。当年的两个海军航校已发展成两个现代化的学院,每个学院的院史展览馆中,均有我的大幅个人照片悬挂在墙上,并已载入海航院史。总之,在祖国海军航空兵从无到有的创建工作中,我们清华人曾荣幸地参与其中并起到了骨干作用。
2007年4月校庆日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