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应崇福（1918—2011），超声学家。生于浙江宁波，长在湖北武汉。1940年在华中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西南联大清华研究院的研究生。1948年赴美国布朗大学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后因朝鲜战争爆发被迫滞留美国，遂在布朗大学应用数学系丘尔教授（Rohn Truell）的金属研究实验室工作，从此与超声研究结缘。此后4年间，他先后完成3篇超声方面的论文，其中《关于固体中的超声散射》堪称经典之作，数十年后还不断为该领域研究者所援引。

1955年底返回中国。次年3月进入中国科学院工作，此后致力于超声的应用普及和理论研究工作，几经波折仍初衷不改，开山创业，成果丰硕，为国内外学界、业界所推重。先后被授予4项国家级科技奖项，并于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55年11月底，应崇福谢绝美国师友挽留，由旧金山搭乘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回国。

12月12日，在船行近菲律宾的时候，他写下了这封给美国实验室共事的丘尔教授的信，讲述旅途见闻并申述自己回国的原因。

如今，重读这封书信，其中朴素真挚的爱国情怀和一心向学的书生意气，值得后人认真揣摩、努力学习。

亲爱的罗恩：

你在我离开旧金山之前寄来的两封信均已收悉，非常感谢！读信之时恍如昨日，但此时我已与旧金山远隔七千英里重洋，且有生之年可能再也无法重游旧地。这七千英里犹如无法逾越的天堑。但愿有一天我还能回来吧！

与我同船回中国大陆的成年人中，有十人左右受过高等教育，其中有一位叫陈能宽（N. K. Chen）的你可能认识。他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及西屋电气服务，在滑移带（sliplines）方面有着非常出色的工作。我在离开之前，听说他开始和齐纳（Clarence M. Zener）一起从事极低频内摩擦（internal friction at very low frequencies）方面的研究。（顺便说一下，对于科学领域之外的话题，他的观点总是和我颇有分歧。）他带着妻子和三个小孩。除他外还有另一对夫妻带了两个小孩，因此我们作为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在一起消磨了很多时光，聊天、打牌、会饮、玩乒乓球，接着是更多的聊天。我属于话少的人，但即便如此，在船上的这17天里，我说过的话可能比在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三个月还要多。我了解到一些之前难以想象的事情，也听到一些此前未曾接触过的观点。我之前的生活圈子还是太狭小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很高兴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且一度获得认同。毫无疑问，前方的道路充满曲折。

有那么两三天，正值我伤风感冒的时候，海况不大好。除此之外，船上时光相当宜人。一路风平浪静、饮食丰洁，船员细致周到。沿途停泊各港，我们往往尽兴观光，尤其令人流连忘返的是檀香山。在那里，我品尝了一种里边盛着酒的椰子，结果醺醺欲醉。然后我还得去拜访当地一户人家。这家有个女儿在彭布罗克（Pembroke）作研究，可是那天她不在檀香山，我也不知道她的家人对我观感如何。稍后，在瓦基基（Wakiki）海滩游玩时遇到风浪，所乘小船覆没，我们不得不拼命逃生。我们在东京玩得也很开心——唯一的遗憾是时间太短（船在横滨只逗留6个小时），我们不得不一路狂奔。我们一行当中有好几个人买了日本相机，它们的确是物美价廉。有两人买了光圈值1.5的佳能相机，每部大约180美元；另有一人买了一部光圈值2.8的同品牌相机，只用了大约110美元。后者在功能上与前者无甚差别。它们在仿制徕卡相机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两项特别好的功能。我只买了一个5美元的三脚架。（相机是免税的，而且很多店铺的售价低于定价。）

此刻，船正驶向菲律宾群岛。早晨我们曾远眺台湾岛。明天我们将抵达马尼拉。我知道我们上岸的可能性很小。天气再度转热。

在檀香山的时候，我曾将最后部分的报告草稿寄给安妮塔（编号#2 DA 3650），想必她已收到。从檀香山到东京的路上，我努力想写出一篇可供发表的论文初稿，可惜未能在抵达东京前如期完成。在船上工作总要面临诸多考验。在不必熬夜写作或苦读的时候，你可能感觉很好；一旦你试图做这些工作，炼狱式的体验随之而来。在抵达东京的前一天，我深受感冒之苦。无论如何，我写下了大部分所知所想的内容。随函附上草稿一份，希望它能对你有所帮助。我寄回了所有的数据表格，因此你那里现在已经具备我离开之前和稍后的所有数据。我很遗憾，将这些数据组织起来完成用于出版的论文，这一棘手工作将不得不由你来承担了。如有任何问题，请务必写信给我，不必迟疑。我将尽可能给予回复。我抵达中国后就给你写信。

请转告安妮塔，我很高兴在东京收到了她的信，并感谢她向运输部门咨询电源转换器的事情。还请向实验室所有同事转达我最真挚的祝愿！我会把他们记在心里。在船上，我随身带着一个公文包，里面包括研究铜单晶的所有论文工作。与之相关的所有同事的资料都保存在其中，一点都不打折扣。

并向你的家庭致以诚挚祝愿！

你诚挚的，

应崇福

又及：（我还想谈谈最近以来的一些感受，并表达某些观点。我现在愿意谈这些的原因也将随后给出。请你在工作不忙的时候再来读这一附件。其中传达的信息并不急迫。）

毋庸赘言，我是如何不愿意离开你的实验室。因为在这里，伴随着你的指导和合作，我夜以继日地奋斗，并乐在其中。我在法恩斯沃斯教授（H. E. Farnsworth，1896—1989）那里固然获益匪浅，但在你的实验室里，总是会有新的挑战，更重要的是，这能给一个人提供提升自我能力的机遇。更不必再说，我是多么不愿离开你的团队，特别是在府上品尝龙虾美味的同时深入了解你的人生哲学之后。

按理说，很难找到理由让我离开你的实验室。在这不多的理由当中，有一个你大概知道，就是那个名为中国的国家是我的祖国。当然，还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这个国家急需服务。我并不觉得美国尽善尽美（恐怕在别处也不会），但是我的确赞赏这个国家的许多东西。人类总是要向高处发展，美国进步了，中国也同样要进步。所以，既然我能够在美国为人类进步服务，那么在中国也一样可以。而且，如果我没弄错的话，比起在美国，在中国工作，我能更有效地为更多的人服务。中国专家很少，用于吸引专家的财富也很少，而且有着许多棘手的难题。如果连我这样的人都不回去直面这些困难，那么还有什么人会去为这个所谓“上帝都禁止”的国家服务呢？并且，如果这样一个巨大的国家不能独立自主，整个世界都将无法保持纯洁的良心，无法维持持久的和平。

我希望上面这些话不致于让你烦恼。我把这些话写出来，是想在自己淹没在“竹幕”之前，把自己说清楚。在进入“竹幕”以后，不管我说什么，人们都会疑惑那些话是出于我的意志，还是受制于某些规则。上述所有的语言，都是我真心话。也许，我有些太乐观了。但即便如此，我还是别无选择，只能去冒险试一试、看一看。否则，我将无法做任何事情。

我这样写，好像我是超人。事实上，我远没有那么强大，作这个决定，不是没流过眼泪。多少次我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幼稚了？会不会付出太多的牺牲却徒劳无功？（我已经放弃了许多，比大家所知的要多得多。）虽然我知道，既然决定了，就不应该再后悔，但现在经常难免会软弱下来。我多么需要有你这样的朋友给我鼓励和帮助！（从上船后，我更清晰地认识到即将面临的困难。如果这些在两个不同世界呆过的人都作如是想，那么一直待在中国的人会怎样呢？他们终其一生，都只经历一种生活方式，只会用单一角度看待问题。）我爱我的国家，同时我也爱整个世界！我相信你我能齐心协力，在正常情况下走向至善与和平的未来！

写于威尔逊总统号舟中，菲律宾群岛附近

（注：原信为英文，写于1955年12月12日。中文译文及照片均由北京科技大学讲师王传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