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赵维志^①

半个世纪以前，我父亲因所谓“核机密”问题，在从美国回国途中，被美方无理扣押、搜查，监禁在日本达47天之久，最后，美国当局企图用“误会”二字来掩盖其罪恶行径。

父亲回国后全家团聚（1950年12月）

父亲赵忠尧是我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核物理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为新中国原子能事业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他早年曾赴美留学，1927年，25岁的他就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1930年获得博士学位，并首次发现伴随着硬 射线在重元素物质中的反常吸收，还存在着一种特殊辐射，这是一项具有诺贝尔水平的重大成果。

30年代初，父亲转到欧洲，在德国、英国进行访问研究。在剑桥大学曾向原子核物理大师卢瑟福求教，不久回到中国，先后在清华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任教，主持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原子能专业人才。抗日战争期间，我正10岁左右，清楚地记得他与母亲带着我和弟妹，在昆明和重庆等地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辛勤地从事着教学和研究工作。

1946年春，美国将在太平洋比基尼群岛进行原子弹试验，中央研究院推荐父亲作为中国科学家代表前往参观。在他出国以前，中央研究院总干事萨本栋教授对他说：“为了发展我们自己的核物理事业，还要麻烦赵兄在美采购一批必要的研究器材。你此行要办的事情，一定会遇到不少困难和风险，只能请你见机行事，一切都拜托你了！”萨交给父亲区区几万美元的经费，并答应到时再汇一些钱去，父亲义不容辞地接受了这一重任。

1946年5月父亲启程，6月底在比基尼岛参观了原子弹试验，接着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访问回旋加速器发明者劳伦斯教授，劳伦斯本来答应安排父亲在他的辐射实验室工作。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却清除它所管辖的核物理实验室的外籍科学家。父亲转而找到麻省理工学院，那里也有他的熟人与朋友，他一面利用机会在实验室进行研究工作，与同事完成了几项当时具有核反应前沿研究水平的工作，如《混合宇宙线簇射》等论文，发表在《物理评论》上；一方面着手购买质子静电加速器，可是手中的经费有限，只有12万美元，而购置一台整机至少要40万美元以上。父亲便下决心自己研制一台规模小些的加速器，设计完后便联系部件加工，以及采购一些必要的关键部件，以便化整为零，分箱装运，回国后再重新组装起来。这样既大大节省了开支，又避免了美国海关对整机出口的刁难与阻挠。与此同时，他还要购买和搜集有关的书刊资料。身上的钱花光了，只好以“换工”方式帮助别人进行研究工作，以维持个人生活开支。父亲身体一直瘦弱，一人在外要办这么多事，其工作量与劳动强度都很大，生活的紧张和劳累更是可想而知。但为了祖国的科研事业，他从来没有犹豫，更无怨言。

当时母亲带着我和弟妹，住在南京中央大学宿舍，靠中央大学发给父亲的70%工资维持生活，勤劳节俭的母亲还接了一些绣花活计，以补贴家用。父亲在美停留期间，正是中国大陆发生巨变的年代。

全国解放不久，我到原为中央大学的南京大学就读，并且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时组织上对我说：“你父亲赵忠尧先生是新中国建设的有用人才，我们希望他早日回来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我给父亲的信中也说：“妈妈和我们殷切地等待着您的归来，祖国和人民需要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将热切地欢迎您。”已经知道国内情况的父亲，其实早就做好了回国准备。他抓紧完成了在美国的工作，于1950年3月正式办理回国的手续。美国移民局不断进行阻挠和刁难，直到5个月后的8月份，父亲才拿到经过香港回国的“过境许可证”。与此同时，他把几年来陆续购买到的各种器材设备，一一打包装箱分批向国内托运。在托运中又受到美检查机关的连续盘查刁难。父亲到处奔走，设法转移到别的国际运输公司另行托运。不料更大的问题还在后面。

1950年8月底，我们终于得到消息，父亲已从美国洛杉矶登了“威尔逊总统号”远洋客轮，启程回国了。父亲随身携带的行李物品，在上船前受到美国方面的严格检查，一批科学书刊被没收。父亲据理力争，说这都是公开出版物，但检查者仍然咬定其中会有“机密”。好在父亲对此已有准备，有些资料数据已摘入笔记本，有的更已牢记头脑中。

按照规定的行程，这艘海轮于当年9月抵达上海。在下船的100多名回国学子中却少了三个人，这就是我的父亲和同行的罗、沈两位青年学者。据同行者说，这艘船原定在日本横滨港停泊几个小时，哪知正当驶近港口时，有一条快艇从岸边飞速驶来。父亲预感到会有什么意外的事，并且很有可能是冲着自己来的。他连忙暗自将带在身边的一包科研记录本，交给了同行的同胞收藏好。资料刚脱手，从快艇上就跳下几个美军便衣人员，很快查找到父亲和罗、沈二人，不容分辩地押上了快艇。三人的随身行李也被查出一起带走了。他们离船不久，这艘海轮就奉命继续驶往中国，我父亲等就被留在了日本。我们最初得知的情况就是这些。

后来我们又得到了一张父亲用铅笔写的便条，这显然是在紧急情况下仓促写成的，上面只有几个字“在日本有事，暂不能回国。”

获知这些意外信息的母亲郑毓英，急得直哭，７岁的妹妹维勤和４岁的弟弟维仁也跟着哭成一团，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中美两国关系，更加重了我们的忧虑。

父亲离开美国时，朝鲜战争已进行了几个月。中美两国关系正处于极其紧张的敌对阶段。对于父亲这样一位核物理专家，美国政府当然不愿放回中国，一直企图留难可又无计可施，只好在他已回国途中有意挑起事端。后来得知，由于同样的原因，当时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钱学森教授也被美国无理拘留了。

父亲等是1950年9月12日被驻日美军扣留的，当天就被送到东京的中野美军监狱。罪名就是所谓与核机密有关的“间谍嫌疑”，不久转往主要关押日本战犯的巢鸭监狱。父亲等随身携带的全部个人衣物，特别是书籍、笔记本和信件等等，一件不漏地受到查验，声称其中有许多是“违反美国出口法，应予以扣留”。美国人把他们查抄的物件都一一编上了号码，直到父亲后来回到国内，我见到他大到旅行箱和大衣，小到肥皂盒和钢笔等，都有着从几号到几千几百号的标记。

被驻日美军扣押的父亲和罗、沈二位，都被迫换下所有衣服，穿上了印有“Ｐ”字样的囚服。与我父亲关在一间牢房的是一个小偷，他是个受过东方礼仪教育的穷人，父亲对他表示了友善态度，并且把牢饭中日本口味的生鱼片，全部送给他。由于他们同居一室，朝夕相处，父亲就趁此机会向他学习日文。关押期间向小偷学日文，成了父亲的一个额外收获，可见父亲是怎样利用一切机会，不断刻苦学习和充实自己。

就在父亲被扣押后，驻日美军仔细检查了他的每一件被抄物品，有的竟由驻日美军兼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亲自审看。有一天父亲受审时，一个美军执法人员对他说：“我们的麦帅（即麦克阿瑟）看了你女儿写给你的信，十分生气！”父亲回国后向我说起此事后，妈妈怪我闯了祸，父亲却在一旁笑而不语。我没吭声但在想：可能是因为我在信中写了打败美帝野心狼等话的原因。真棒！我就是要气气这个侵略头子麦克阿瑟。

美国对于顽强不屈的中国学者，施加了种种软硬兼施的可耻手段。与美国串通一气的台湾方面，这时也派来了他们的驻日代表，假惺惺地对父亲等三人来“探监慰问”。国民党代表装出十分关心的样子对我父亲说：“只要你们愿意回美国去，或者改去台湾，事情就好办多了。我们可以马上为你们进行疏通。”父亲的老朋友、时任台湾大学校长的傅斯年，也自台北发来急电：“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对于美国和台湾方面的一切威胁利诱，父亲一律干脆地回答道：“我们决不去台湾，更不会去美国，坚持要求回到中国大陆去！”

三位中国科学家被美军扣留在日本的消息传出后，立刻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人民日报》以大字标题报道了此事。中国政府和各人民团体，特别是我国科技界知名人士，纷纷抗议美国的无理行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为此发表了严正声明，强烈抗议美国无理扣押我归国科学家赵忠尧等三人。吴有训等189名科学家，联合发出致美国政府的抗议书。国际舆论对此也深表关注和同情，世界科学组织对美国丑行“深表遗憾”。迫于新中国和国际上的正义力量，美国当局不得不于1950年10月底，将三位科学家放出，一再表示所以发生此事，仅仅是由于“误会”。父亲等三人被监禁、扣押、拘留47天后，又被送到台湾驻日代表机关。台湾代表反复劝说他们别回大陆，最好到台湾去，并以优厚待遇相诱。可我父亲和罗、沈二位回归大陆之心不可动摇。由于父亲等人已成了众所关注的新闻人物，他们后面更有新中国政府和亿万人民为坚强后盾。美国、台湾方面已无法再公开留难，才不得不予以放行。

历经艰险归来的三位中国科学家，在广州、上海和南京等地，受到了人民政府和各界同胞的热烈欢迎。我和南京大学物理系师生代表去南京下关车站，参加了欢迎仪式。父亲回到南大后，我们又去鸡鸣寺一号原中国科学院礼堂，参加了隆重的欢迎大会。

父亲刚回到家，就让母亲找出了他出国前常穿的中式大褂，脱下了西装，重新穿上了旧棉袍。还兴致勃勃地和我们在鸡鸣寺照了一张“全家福”照片。

到南京20多天后，父亲应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科学院之邀，到北京出席了1950年12月23日召开的在京科技界联合集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李四光、竺可桢、陶孟和、吴有训、裴文中、钱三强等科技界著名人士，再次欢迎并宴请了我父亲。此后父亲就被留在中国科学院，参与创建近代物理研究所的工作。我们全家也住进了位于地安门的新房子。

父亲作为新建的物理所领导人之一，用他从国外设法带回的科研器材和资料，以他的学识和勤奋，开创并促进了新中国的核物理事业。在党和政府的支持及同行们的合作下，于1955年和1958年先后建成了我国的70万及250万电子伏特的质子静电加速器；同时他带头参与创建了多处原子能研究基地。1958年主持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的建立，为培养新一代原子核物理工作者作出了他应有的贡献。1973年父亲担任新建的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92年他还亲赴台湾，会见了在台的老朋友吴大猷教授等，促进了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1995年，已93岁高龄的父亲，获得了“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他将全部奖金捐献出来，作为扶植新一代科学工作者的“赵忠尧奖学金”。

1998年5月28日，父亲安然去世。尽管和许多科学界人士一样，外界大都不知道他的名字，但是他们的业绩和奉献却是永存的。我作为他的女儿，一直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幸福和自豪。

①本文作者是赵忠尧教授长女

（原载《纵横》月刊，本刊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