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毕树棠(1900—1983)，山东省文登县人。毕业于济南第一师范。1921年起到清华图书馆任职。爱好文学，精通英文，撰写了大量中西书刊介绍及文讯。也有翻译作品与散文行世。

毕可松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父亲出生在山东文登县河南村。那时清政府腐败至极，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祖父务农，衣食难保。父亲快十岁了，祖父母东求西借还是让他读了家塾，到民国初上完了小学，考入济南第一师范。国难家贫激励着他勤学苦读。逢到寒暑假期，家里借债寄给他回家路费，可他不回家，把钱交了英文补习班的学费。五四运动爆发了，他毅然投入了爱国运动，作为学生代表进京请愿游行，反对卖国的“二十一条”。

师范毕业后，他回乡任小学教员，想致力教育救国。但是可怜的一点薪酬难以??口，更谈不上还债。无奈于1921春，应聘去海参崴西伯利亚铁道监管会中国代表办事处作英文翻译。三个月后办事处改组，便离开海参威，经哈尔滨、长春、沈阳到了北平，经人介绍到清华大学图书馆作图书管理员。每日八小时工作，月薪可有三十元大洋，业余时间读书习作、翻译投稿，结交学界名人、教授，如：王国维、吴宓、陈寅恪、朱自清、俞平伯、浦江清……清华图书馆给予他自学成材的条件。他博览中外图书、撰写书刊介绍、报道文坛动态、翻译散文。当时由吴文藻先生负责，吴景超等编辑，清华大学出版的《书报介绍副刊》，第一期开始就有父亲写的中文书报介绍，以后几乎每期都有这类文章。30年代初应吴雨僧（吴宓）先生之约，为他主持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写书评和外国文坛消息。当时比较注意以中国生活为背景所产生的外国新文艺作品。由于赛珍珠女士 (Pearl Buck) 的作品 《大地》(The God Earth)风行，父亲在文学副

刊上发表过两篇短短的介绍文字。

相继赛珍珠女士游历北平，毕莲女士(Miss Anna Bille，清华语言学教授）举行茶会招待，嘱托吴宓先生转约父亲参加，席间吴先生把父亲写的两篇短短的文字介绍送给赛珍珠女士，她当即称谢，并与父亲攀谈她的著作以及文坛轶事。据悉她得了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父亲很有感慨：以中国的生活写成书，得世界文学奖金的这真是第一次，不能不使我们欢喜，然而我们自己的作家呢？是文章不够呢，还是文字为碍呢？后来父亲和我们谈及过，他没有当作家拿奖的奢望，还是一心扑在图书馆工作上，余下时间都用来读书撰文和翻译。三四十年代曾出版了他的散文集——《昼梦集》，译文集有《不测》、《一夜之爱》、《贼及其他》、《君子之风》，50年代初翻译了美国马克·吐温的名著《密西西比河上》，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这些书在家里尚存几本，而以前发表在《宇宙风》、《晨报副刊》等刊物上的散文、书评介绍，都难以找到了。50年代中期还翻译过一部英国司各特(Walter Scott)的小说《圣·罗南之泉》(St Ronan＇s Well)，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未能出版，我们把它保存下来作为纪念品了。

抗战爆发，清华南迁。我们家人口多，老小拖累，只能留守清华保管会。日寇占了清华园，我们家搬到城里东四前炒面胡同。生活极其艰难，可父亲坚持不任伪职，到学校教书代课，翻译作品挣钱，全家十几口人靠父亲的一支笔维持生活。这期间爷爷、小叔先后病故，可谓雪上加霜。俞平伯为了帮助父亲，请父亲给它的孩子当家庭教师，每月五十元。父亲说：“那时没有这么高的价！”确是雪中送炭。他和俞平伯的友谊当然不仅于此。平时父亲很少谈及往事，谈文学、翻译我们也不懂。1980年可绣妹探亲回家。聊天时，父亲说起50年代俞平伯受批判事。有一次作家协会召开批判大会，父亲到会场一看，众人坐在一边，俞平伯孤零零地坐在另一边，谁也不理他，父亲毫不犹豫地坐在俞平伯旁边。父亲说：“我很清楚，我这样做是很让大家讨厌的，但是我只能这样做。”会上，人们一个个上台发言，慷慨陈词、语言严厉，下台时又和俞平伯握手。父亲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虚心假意。”父亲当然没有发言。“文革”期间俞平伯去了五七干校，1975年听说他回北京了，父亲特地登门拜访，当时的形势还很严峻，但父亲没有任何顾虑。告别时俞平伯以一本《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胡适题）相赠。这大概是两位挚友的最后一面。父亲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但在那时，对俞平伯来说，“此情温暖人间”。谈话过后他把那本字画拿出来交给三妹可绣（她是我们兄妹中惟一一个学文科的）说：“你拿去做个纪念吧。”她珍藏至今，并告诉孩子永久保存。它饱含着一代文人的深情厚意，也代表了父亲对我们的谆谆教诲。

抗战胜利，清华回迁复校，父亲接到通知后，立即开展恢复图书馆的工作，收整存留北平的书刊，接应回迁运来的书籍。押运装卸、清点造册，昼夜兼作。不到一年，图书馆就接纳读者和投入教学服务。虽然唐老（唐贯方）他们都从昆明回来了，可工作量大，人手不够，父亲一人做两个科（庶务、期刊）的工作，下班到家仍是伏案笔耕，直到天亮，洗把脸又去上班了。有几次我们从睡梦中醒来，看到父亲在屋内走来走去，口中念念有词，继而又坐下读写。第二天问妈妈，她说：“你爸爸是生铁做的人，不知道累。”我们长大了才逐渐知道，父亲虽已精通英语、译文写作，同时还自学德、法、意等外语。由于勤学敬业，攻读古今中外，译撰多广，颇为学界认知。清华文学系主任朱自清教授曾聘他兼任讲授“小说选”。解放后几经调整变动，也没离开图书馆工作。当清华各系建图书馆时，被梁思成邀去建筑系图书馆资料室工作，除做一般管理工作，还为师生的研究设计提供帮助。他广博的学识为师生所佩服和敬重，称他“活字典”。系里有位青年教师王乃壮业余时间跟他学外语，父亲还帮他翻译出版了一本法文资料。父亲既不署名，更分文不取，王乃壮就给他画了一幅素描像相送。期间北京市筹建图书馆，市委宣传部张文松邀父亲任馆长，系主任梁思成就不同意，作罢。也确实是系里离不开他，他也离不开清华了。1982年母亲病逝，三妹要他去安徽住一段时间，大哥也要接他去成都住。父亲说：“我在清华六十多年了，我不离开清华。”可见他对清华的感情之深。这时我回想到父亲曾给我们讲过一段小故事，那是抗战前，在一次大会上表彰马约翰教授的成就，奖励他一只金表，马教授答辞说，他要作一个“Watchman”。以后马老一辈子都没离开清华。父亲很有感触，他并没得金表，可着实作了清华的“Watchman”?

父亲和母亲的结合是旧式婚姻的结果。奶奶说当年是“指腹为婚”的。父亲说：“我的婚姻不自由，但我并不后悔。”他不是认为旧式婚姻好，而是在生活实践的磨练中真正爱母亲。记得在抗战时期，我们住东四前炒面胡同，母亲操持着繁重的家务，还挤出时间去朝阳门外收获完的田地里，捡豆拾棉桃，帮家里一点儿衣食。正巧父亲得了一点稿费，就买了日场的京剧票，请她去看戏，另外还买了几毛钱的肉，他要做个菜慰劳妈妈。她看完戏回来，父亲正拿着一把土剃须刀在切肉。妈妈笑着说，你没这本事。最后还是妈妈用菜刀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问题。这顿晚餐的白菜汤里多了这点肉。孩子们当然高兴，可父亲一个劲儿地挟起肉片往妈妈碗里送，并一再强调，这肉是给你妈妈的。妈妈高兴地说着今天的这场戏如何的好看。50年代梅兰芳来清华演出，父亲千方百计地买了票请妈妈看，他知道她太喜欢京剧了。妈妈不识字，父亲顾不上系统地教她，只平时零星指点一二。可经妈妈手的书信字条，从没出过错。解放后她上了清华妇女会的识字班，父亲全力支持，给她起了学名“王曼基”（妈妈的乳名叫“蔓儿”）。由于学习成绩优秀屡屡得奖，妈妈还参加家委会工作。父亲十分高兴，到城里买了《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成套画片赠给她，另外自己动手用废纸盒做了一副象棋，在棋盘上工整地写上二老的名字：王曼基、毕树棠。1982年冬久病的妈妈停止了呼吸，父亲已没有了眼泪，而是深深地吻别了她，对我们说：“你妈妈是功臣呀！”

过去的日子再苦再难，父亲还是竭尽全力供我们读书，希望我们成材。平时更是注意对子女的教育。三妹上中学时学习成绩很好，对文学有兴趣，父亲看了她的作文后没表扬也没批评，意味深长地说：“你们这样的学生不可怕，好教，你只会老师教过的东西，不会自己想、问课堂以外的东西。”我们开始领悟到要开阔视野，多思、多做，要有创造性的劳动。父亲还特别关心我们政治上的进步。妈妈说：“你爸爸非常羡慕唐老（唐贯方），他的孩子都是党员。”后来我大哥入党了，他高兴得几乎逢人便说。我和三妹都先后入党，他看到了孩子们都能自立，能为国家做些事情了，更是兴奋。继而我们想到他书房里挂的两张照片，一是契诃夫，一是周总理。契诃夫是他最喜欢的小说家，周总理是他最敬爱、最佩服的政治家。父亲给我们讲了解放初他受到周总理和董必武的接见，聆听了总理语重心长的讲话，讲完话已是深夜，周总理招待大家吃包子作为“晚宴”。回家后，他激动地述说了报告的内容和他的感受。特别是周总理说他自己犯过错误，二十多年来一直在改正，自认为还没有改好。父亲特别感动，说周总理是位伟大的政治家，从此也更加敬仰共产党，同时开始逐字逐句地学习马列著作。1949年6月应邀为全国第一届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作家协会的第一批会员。

改革开放后，我们家从西院二十七号搬到了西四十三楼（新建的教授楼）。父亲年事已高，还经常为系里搞翻译，辅导青年学外语，给《清华校友通讯》写回忆吴宓、陈寅恪的文章。五十多年前，他曾想过当图书馆长和文学系教授，就在朱自清聘他去兼课时，校长说过：“你没有大学文凭，不能当教授。”所以只上课，没有职称。50年代初市里要调他去任北京市图书馆馆长，一则领导不放，二则他已在清华扎了根，不愿去。就这样默默耕耘在清华，奉献在清华，直至1983年4月遇车祸（自行车撞的）去世。在清华的追悼会上，建筑系主任吴良镛院士致了悼词。他很了解父亲。当我们无意中说起父亲生前的愿望，吴主任说：“毕老是教授，这是毫无疑问的。”改革开放后清华给父亲的待遇的确是教授水平的。这对父亲或许是个安慰吧。

1992年，我们清华附中五二届的校友去拜会老校长孔祥瑛（钱伟长的夫人），钱老从楼上下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当我说：“我叫毕可松”，钱老立即说：“啊，你是毕树棠的儿子。”几天后三妹可绣他们班校友去看孔校长，钱老又一次说：“毕老先生是对清华有贡献的人。”

父亲也有他美好的理想，但不空想，而是默默地埋头在图书馆的岗位上为读者服务，通报着出版界的信息和世界文坛动态，虔诚从事，始终如一。最近，我们从清华图书馆借来他40年代发表的《昼梦集》复印留念，又一次看到在扉页上的一行字：“纪念旧时的水木清华”。这是他发自肺腑的自白。那时他就已经把整个身心献给清华了。父亲对清华是忠诚的，这是一个饱经磨难的知识分子对祖国的忠诚啊！

1999年6月24日

*（作者为毕树棠先生次子，原北京机械工业学院机械系工程师，已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