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企孙(1898—1977),上海人。著名物理学家。1913年考入清华学校,1918年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1923届哲学博士学位。1925年应聘清华,历任物理系教授、系主任,理学院院长,代理校长等职。
叶铭汉(1949)
我的叔父叶企孙先生在清华大学的住处是北院七号。1925年他到清华工作,开始住在那里。抗日战争胜利后仍住在北院七号,一直到1953年院系调整后,清华理学院合并入北京大学,叔父搬家到北大。
我从小生长在上海,与叔父接触很少,1943年1月从上海到重庆,投奔叔父,那时他在重庆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我在重庆进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继续我的高中学业。1943年夏叔父辞去中央研究院职务,回西南联大。我在1944年夏考入西南联大。叔父当时住在昆明北门街联大的一个教职员宿舍内,一间约十平方米的小房间。陈岱孙、金岳霖、李济侗、沈同等十多位教授也住在那里。我到联大后住联大学生宿舍。
1946年联大复员,恢复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我住学生宿舍。叔父一向主张,作为学生,应该住学生宿舍,这样有利于同学之间的相互接触。当时清华学生是三人一间,在抗战前是两人一间。自由组合,不论院系。三人组合好后就去管理学生宿舍的“斋务股”抽签,抽中哪一间就住那一间。每年抽一次,搬一次宿舍。当时男生学生宿舍有新斋、明斋、善斋、平斋四处,其中新斋和平斋较新一些。抽签决定房间,大家觉得比较公平。值得一提的是,管理宿舍的斋务股就设在明斋,方便同学。虽然那时候不强调服务,但实际上管理机构没有官气,办公地点贴近同学。
叔父曾向我建议,最好挑两位不同系的同学住在一起,如不同学院则更好。他说,不同院系的同学住在一起可以更好地交流学习、扩大知识面。
1946年10月我第一次到清华,看到北院七号。北院位于图书馆北面,一共有十多套房子,系平房。这十多套相同的房子分布如“7”形,一部分朝南,一部分朝西。我只记得除了叔父外,还有朱自清、温德、刘崇?等教授住北院。北院是在民国初年建成的,跟新林院相比,显得旧一些。七号面向南,朝南三间,朝北两间,共四室一厅。朝南的中间一间是客厅,大约二十平方米。东边是书房和卧室,两间相连。书房朝南,约十平方米。卧室朝北,约二十平方米。书房和卧室相连,通过书房进入卧室。西边两间,一间朝南,一间朝北。两间相连,各约十五平方米。房子的北面,即背后有厨房和工友的住房。
据老清华说,在抗战前,叔父的北院七号有较好的家具。抗战开始,家具寄存在原来叔父雇佣的一位工友家中。后来这位工友也去了昆明,他的家属留在北平。因为邮汇时通时断,他的家属生活很困难。叔父说,就把家具变卖了吧,作为他们的生活费。抗战胜利后回北平,叔父什么家具都没有。幸好陈岱孙先生作为清华大学复员的先遣队,在1946年初回北平。他帮助叔父购置了一些家具。因此在1946年10月回北平时,北院七号有一些必需的家具:一张床,一张吃饭用的方桌,一张书桌,几把椅子,几只方凳,一套布面沙发,几个书架。叔父只用七号的客厅和东边两间,这些家具放在这三间内,显得空空荡荡。西边的两间一点家具也没有。
西边空着的两间,后来实际上成为清华的临时客房。钱学森先生在1947年回国探亲时曾在这两间住了十多天。钱三强先生在1948年回国,到清华任教,但家仍在城里。上课时期住清华北院七号,周末返城里。他在叔父家住了约两个学期。
叔父还约请青年教师同住北院七号,先后有何成钧先生、孙良方先生。
叔父一直主张我住宿舍,除了主要是为了同学之间多接触之外,他还说过不希望我住他家的另一个原因。他说,他在学校内负有一定责任,经常有人到家里跟他讨论工作。叔父不希望我听到那些不该知道的事,更不希望我把听到的话随便讲出去而造成不良影响。
叔父工作忙,晚上常有人去找他,他自己也要看书。跟我约定,每两周去他家一次,谈谈家务。有时约我星期日一起进城吃饭,经常同时请一两位学生一起去。
我在叔父家中经常遇见一些教授。有一件事一直没有忘记。1948年春,在北院七号遇见朱自清先生来讨论教学中的问题。临走时谈到时局艰难。朱自清先生忽然叹一口气说:“不知道我能否活到看到时局转好的一天。”我听了十分惊奇。叔父说:“当然可以,不用担心。”朱先生又叹气说:“我恐怕不行。”说完就走了。当时从朱先生的外表看来,朱先生是健康的,当时也没有听说他有什么病,为什么这么悲观。我没有问叔父为什么,叔父也没有解释。没有想到,那年夏天,朱自清先生病逝了。回想起来,十分奇怪,朱先生竟自己感到了先兆?
1949年我在清华毕业,留校念了一年研究生。1950年7月离清华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有时星期六回清华,在叔父家住一晚上。后来逐渐星期六晚上有会,回去的次数愈来愈少。1953年叔父搬到北大镜春园,离开了北院七号。
①原编者按:照本书体例,应收子女缅怀其先人的文章。叶企孙先生终生未婚无子女,有侄叶铭汉常随侍,如子女然。乃收此文。
1999年8月末
(作者为叶企孙先生之侄,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