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唐河人。1918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1923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8—1952年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1929年起兼系主任,1931—1949年长期兼任文学院长,并曾代理校务。抗战时期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院士。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
冯锺璞(宗璞,1951)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藏着一段历史和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
清华园内工字厅西南,有一座小树林。幼时觉得树高草密。一条小径弯曲通过,很是深幽,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树林的西南有三座房屋,当时称为甲、乙、丙三所。甲所是校长住宅。最靠近树林的是乙所。乙所东、北两面都是树林,南面与甲所相邻,西边有一条小溪,溪水潺潺,流往工字厅后的荷花池。我们曾把折好的纸船涂上蜡,放进小溪,再跑到荷花池等候,但从没有一只船到达。
先父冯友兰先生作为哲学家、哲学史家已经载入史册。他自撰的茔联“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概括了自己的学术成就。他一生都在学校工作,从未离开教师的岗位,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是和清华分不开的,是和清华的成长分不开的。这是历史。
1928年10月,他到清华工作,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地”。先在南院十七号居住,1930年4月迁到乙所。从此,我便在树林与溪水之间成长。抗战时,全家随学校南去,复员后回来仍住在这里。我从成志小学、西南联大附中到清华大学,已不觉得树林有多么高大,溪水也逐渐干涸,这里已不再是儿时的快乐天地,而有着更丰富的内容。1952年院系调整,父亲离开了清华,以后不知什么时候,乙所被拆掉了,只剩下这一片青草覆盖的地方。
清华取消了文科,不只是清华,也是整个教育界、学术界的重大损失。同学们现在谈起还是非常痛心。那时清华的人文学科,精英荟萃。也许不必提出什么学派之说,也许每一位先生都可以自成一家。但长期在一起难免互有熏陶,就会有一些特色。不要说一个学科,就是文、理、法、工各个方面也是互相滋养的。单一的训练只能培养匠气。这一点越来越得到共识。
父亲初到清华就参加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清华的归属问题,从隶属外交部,改为隶属教育部。他曾作为教授会代表到南京,参加当时的清华董事会,进行力争,经过当时的校长罗家伦和大家的努力,最后清华隶属教育部。我记得以前悬挂在西校门的牌子上就赫然写着“国立清华大学”。了解历史的人走过门前都会有一种自豪感。因为清华大学的成长,是中国近代学术独立自主的发展过程的标志。
在乙所的日子是父亲最有创造性的日子。除教书、著书以外,他一直参与学校领导工作,1929年任哲学系主任,从1931年起任文学院院长。当时各院院长由教授会选举产生,每两年改选一次。父亲任文学院院长达十八年,直到解放才卸去一切职务。十八年的日子里,父亲为清华文科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哪些贡献,现在还少研究。我只是相信学富五车的清华教授们是有眼光的,不会一次又一次地选出一个无作为、不称职的人。
在清华校史中有两次危难时刻,一次是1930年,罗家伦校长离校,校务会议公推冯先生主持校务。直到1931年4月,吴南轩奉派到校。又一次是1948年底,临近解放,梅贻琦校长南去,校务会议又公推冯先生为校务会议代理主席,主持校务,直到1949年5月。世界很大,人们可以以不同的政治眼光看待事物,冯先生后来的日子是无比艰难的,但他在清华所做的一切无愧于历史的发展。
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他爱学生。他认为青年学生是最可宝贵的,应该不受任何政治势力的伤害。他居住的乙所曾使进步学生免遭逮捕。1936年,国民党大肆搜捕进步学生,当时的学生领袖黄诚和姚依林躲在冯友兰家,平安度过了搜捕之夜,最近出版的《姚依林传》也记载了此事。据说当时黄诚还作了一首诗,可惜没有流传。临解放时,又有一次逮捕学生,女学生裴毓荪躲在我家天花板上。记得那一次军警深入内室,还盘问我是什么人。后来为安全计,裴毓荪转移到别处。70年代中,毓荪学长还写过热情的信来。这样念旧的人,现在不多了。
学者们年事日高,总希望传授所学,父亲也不例外。解放后他的定位是批判对象,怎敢扩大影响,但在内心深处,他有一个感叹,一种悲哀,那就是他说过的八个字:“家藏万贯,膝下无儿”,形象地表现了在一个时期内,我们文化的断裂。可以庆幸的是这些年来,三史、六书俱在出版。一位读者写信来,说他明知冯先生已去世,但他读了《贞元六书》,认为作者是不死的,所以信的上款要写作者的名字。
父亲对我们很少训诲,而多在潜移默化。他虽然担负着许多工作,和孩子们的接触不很多,但我们却感到他总在看着我们,关心我们。记得一次和弟弟还有小朋友们一起玩。那时我们常把各种杂志放在地板上铺成一条路,在上面走来走去。不知为什么他们都不理我了,我们可能发出了什么声响。父亲忽然叫我到他的书房去,拿出一本唐诗命我背,那就是我背诵的第一首诗,白居易的《百炼镜》。这些年我一直想写一个故事,题目是《铸镜人之死》。我想,铸镜人也会像铸剑人投身入火一样,为了镜的至极完美,纵身跳入江中(“江心波上舟中制,五月五日日午时”),化为镜的精魂。不过又有多少人了解这铸镜人的精神呢。但这故事大概也会像我的很多想法一样,埋没在脑海中了。
此后,背诗就成了一个习惯。父母分工,父亲管选诗,母亲管背诵,短诗一天一首,《长恨歌》、《琵琶行》则分为几段,每天背一段。母亲那时的住房,三面皆窗,称为玻璃房。记得早上上学前,常背着书包,到玻璃房中,站在母亲镜台前,背过了诗才去上学。
乙所中的父亲工作顺利,著述有成。母亲持家有方,孩子们的读书笑语声常在房中飘荡。这是一个温暖幸福的家。这个家还和社会联系着,和时代联系着。不只父亲在复杂动乱的局面前不退避,母亲也不只关心自己的小家。1933年,日军侵犯古北口,教授夫人们赶制寒衣,送给抗日将士。1948年冬,清华师生员工组织了护校团,日夜巡逻,母亲用大锅煮粥,给护校的人预备夜餐。一位从联大到清华的学生,许多年后见到我时说:“我喝过你们家的粥,很暖和。”煮粥是小事,不过确实很暖和。
那青草覆盖的地方,虽然现在草也不很绿,我还是感觉到暖意。这暖意是从逝去了而深印在这片土地上的岁月来的,是从父母的根上来的,是从弥漫在水木清华间的一种文化精神的滋养和荫庇来的。我倚杖站在小溪边,惊异于自己的老而且病,以后连记忆也不会有了。这一片青草覆盖的地方,又会变成什么模样?
1999年4月中旬作
6月初改定
(作者为冯友兰先生次女,著名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