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萧公权（1897～1981年），生於南安（今江西大庾），字恭甫，号迹园。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他融汇中西方学术，卓然自成一家，在中国政治学领域享有声望与影响，是在思想学术界推进宪政理论和自由观念的卓越人物。

萧公权1918年就读清华学堂，1920年夏季赴美留学，1926年在康乃尔取得博士学位，当年回国后。1932年任教清华大学，直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清华师生南下。1948年被选作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再度赴美，在华盛顿州立大学任中国历史和思想史教授，名誉教授。1981年在美国去世。

萧公权是1926年从康奈尔学成归国的。尽管他的博士论文《多元政治论》第二年在国外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可是在国内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据张允起介绍，这本书在伦敦和纽约的出版社同时出版，这是一个极高的荣誉了。哈佛著名政治学家艾略特（W. Y. Elliott）尽管不完全认同萧“黑格尔视角”的政治多元论，但还是在1929年的《政治科学季刊》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评。事实上，萧公权的博士论文很快就成为研究狄骥·拉斯基的人的重要二手文献。比如说，施米特《政治的概念》第一版出版于1927年，显然还来不及看到萧公权的工作。但到1932年修订第二版时，在反驳拉斯基的那一章的脚注里，施米特就特意补充了这本《多元政治论》。

萧公权回国后找工作并不顺心。他辗转上海，天津等地的许多高校，按照学校要求开设各种政治理论，比较政治，法理学甚至进化论的课程。在去清华之前，他先后待过的大学有国民、南方、南开、东北、燕京等等。一直到1932年，萧公权终于得以回到清华任教，从而有机会结识一大批著名学者。有些是老朋友，如陈岱孙是萧公权留学之前就认识的，更多的还是新朋友，如朱自清，叶企孙等，日后都成为他经常写诗唱和的挚友。而他写诗的极大热情，正是结识了吴宓之后才大大地被激发出来。

吴宓结识萧公权不算早。萧公权倒是很早就听说过吴宓的名字，还知道他是人文大师白壁德的高足，只可惜缘吝一面。在《吴宓日记》里，最早提到萧公权的名字已经是1936年了。但据两人回忆，都说大约是萧公权入清华两年左右认识的，时间大约在1933年。

民国二十一年春（1932年），吴宓有机会读到曾梦朴的《孽海花》和樊樊山的《前后彩云曲》（傅彩云即赛金花）。又于当年4月12日的《大公报》上读到署名巴人的《彩云曲》，下注壬申年，即是当年的新作。吴宓看来，这篇《彩云曲》完全应当与樊樊山的《前后彩云曲》并读，所以他复印之后交给学生作为学习的资料。后来才知道，这篇新《彩云曲》的作者就是萧公权。吴宓专门记载“藤影荷声之馆”中谈诗论道的《空轩诗话》中即有一条评论萧公权《彩云曲》，现又收入新编的《吴宓诗话》。此外，吴宓的“评萧公权反五苦诗”发表在1933年10月16日的《大公报》上，亦是两人早期交往的标志。从萧公权自编的《迹园诗稿》来看，“五苦诗”，“反五苦诗”等是最早写诗阶段的作品，编入卷一“望蜃集”；而新《彩云曲》标志着新阶段的开始，列为卷二“闻茄集”之首。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寒假，吴宓写出了“空轩诗”十二首，据说仿照的是罗塞蒂女士(Rossetti)“澄明”“纯粹”的风格，可惜师友传阅后“毁多誉少”，只有萧公权颇为赞赏，一口气和了八首“落花”。只摘录最后一首如下：

灵风吹梦得归无，梦到秦楼事事殊。宝镜新妆夸半面，罗襦近好系双珠。

空传谢掾挑邻女，几见文君忆故夫。鹈鶌先鸣兰芷变，碧城回首隔平芜。

这首诗下面注“此刺新文化运动者之学行浅薄”，从中亦不难看出萧公权的保守主义倾向。无论是日后写作《中国政治思想史》或是晚年摆弄康有为和翁同龢，都于此中有迹可寻。而他和创办《学衡》的吴宓相见恨晚，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罗塞蒂是吴宓“三大挚爱”之一，另两人是拜伦和马修·阿诺德，这也潜在地影响了萧公权的审美偏好。日后萧公权也尝试用宋词来翻译英诗，涉及兰德(Landor), 肯扬(Kenyon), 柯勒律支(Coleridge), 丁尼生(Tonnyson), 金斯利(Kingsley)等十数人。萧公权自称，“长夏苦热，偶读英国近代诗选，其中有与五代、两宋词境相邻者，爰意译之，凡令、慢二十余阕。郢书燕说，贻笑方家，买椟还珠，唐突作者，题曰《唾余》，以志惶恐。”这些翻译数量不多，但极有趣味，后来编为《唾余集》作为附录收入了《小桐阴馆诗词》。

1935年，《吴宓诗集》由中华书局出版。与吴宓相交不久的萧公权即填词两首，表示祝贺。而他采用的观念竟是柏拉图的“回忆说”，颇有趣味：

青宫簿录未曾忘，认得前身号玉郎。绮语廿年修慧业，尘心万劫恋仙乡。

荷声孤馆秋宵雨，梅影空轩梦境香。满眼灵山飞不去，人间无计免清狂。

不到蓬莱不买山，依然扰扰驻尘寰。吟余花月心如水，历尽风霜鬓始斑。

欲遣情弥天地外，何妨品列圣凡间。诗囊自有千秋意，未要丹台候九还。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诗都收入联经出版的《小桐阴馆诗词》，而且系萧公权手稿影印，使我们得以饱览萧氏的柳体书法，不负“公权”之名。汪荣祖为纪念恩师，写过一篇“萧公权先生学术次第”，他对萧公权诗词的评价是“词意瑰玮，斐然成章，诗境造诣高超”。

1934年，吴宓尚能安心地在清华教书、读书、写诗。可后面的几年，吴宓易感的心就再也静不下来了。1935年2月9日，毛彦文与前总理熊希龄结婚。这对吴宓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这是吴宓自己写出来发在报纸上的句子，当时曾经轰动一时。所以吴宓知道毛彦文结婚以后，当月就写下“忏情诗三十八首”，可谓惊心动魄，并且转发给陈寅恪，钱钟书，张尔田，萧公权等新老朋友。陈寅恪评论说“直抒胸臆，自成一家。自忏即所以自解，自不必别求解人也。”钱钟书则恭维说，“此诗人之不幸，而诗之幸也。”

萧公权虽然在婚姻观上更接近胡适，非常保守，《问学谏往录》中的自白可作例证。但他还是很同情吴宓，不但指出其中几首“意浅露而词平常”，还耐心地和作了五首，全录如下：

六街风簸杏花尘，柳欲吹棉尚舞春。酿得梨云笼晚照，重三天气也撩人。

诗人无喜亦无忧，欲学鸳鸯笑白头。樊素和春同遣去，香山真个解风流。

眼见春回花满枝，心知月缺有圆时。娲皇炼石成长恨，一补苍天万劫期。

廿载空山饵翠霞，游仙梦破失灵楂。人间芳草年年绿，何苦桃源问落花。

珍重秦楼理凤箫，云英踪迹断蓝桥。仙家不种相思树，无限天话散九霄。

暂时抛开毛彦文，吴宓又有了新的暗恋对象——学生K（即高棣华）。同时，国内的形势也日益吃紧，以后的这段日子里，吴宓与萧公权唱和的诗里，国事所占比重越来越重了。吴宓写了一首“清华园荷花池畔作”，可以看出内心的恐惧和担忧：

廿载荷花如旧开，明年何地更俳徊。谁能祈敌销兵气，早自焚书兆劫灰。

良药难医弱俗病，微吟独忆故师哀。鹃声一霎成今古，似绣园林梦里徊。

萧公权和作一首，情感更加沉重，记录如下：

绣闼瑶窗迤逦开，云并欲去复俳徊。生怜怨鸟啼成血，岂有神山木不灰。

春草他年金谷恨，离鸾一曲玉琴哀。人间事事随尘转，谁见乌衣燕子回。

1936年《吴宓日记》里才第一次出现萧公权的名字。在以后一段时间的日记里，吴宓多次提到萧公权，总是说萧公权对时局的看法往往比他更悲观。两个对时局悲观的人的往来更加密切。

1937年是多事之秋，抗战全面爆发了。大批清华师生都南下了，吴宓还没走，萧公权也没有走，他们都显得孤零零的。陈三立在“卢沟桥事变”之后，宣称绝不逃难，竟绝食五日而死，时间在1937年9月14日。陈三立的死是萧公权告诉吴宓的，这对吴宓自然是个极大的打击。他周围的亲戚，朋友，老同学等都劝他尽早南下避难，可吴宓还是举棋不定。

他总是去萧公权寓所聊天，有时候也会碰到贺麟，吴文藻等。萧公权总是劝吴宓，一动不如一静，而且日军进入山东，南下的道路恐怕也不怎么平静，还不如在北平静观其变。吴宓在家人朋友那里受到很大压力，觉得只有萧公权真正地理解他。

其实萧公权也有难言之隐。他不像吴宓赤条条一人无牵挂。他还有三个孩子，两个佣人，行动极不方便。更重要的是，他的大女儿生病住院，行动起来更加不便了。萧公权写了不少“丁丑游仙诗”之类的诗出示吴宓，吴宓更感觉萧对国家的沉痛。

等萧公权长女大病初愈，萧就相约吴宓在10月下旬左右离开北平。他们打算到天津坐船，目的是青岛或者上海。吴宓和萧公权一起托运了大批书籍，并想尽办法托天津的叶企孙购得船票。可是就在临走前几天，萧又临时有变故，吴只得和K先走了。两人这一别就是六，七年。

吴宓先到了长沙，因为清华和北大、南开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到长沙不久，吴宓就得到熊希龄逝世的消息，他的心越发不平静。想起毛彦文，吴宓的情感又喷发出来。到第二年年初，吴宓和很多清华教师一样，经香港，走海防，入云南，加入著名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吴宓的诗也进入了《昆明集》阶段。

萧公权则没有去西南联大。他离开北平以后，辗转到了成都，和吴宓一样吃足了苦头。而他在成都一呆就是整整九年半，这是他生命中很重要一个阶段，以至于他日后说话都带有川音。此后的时间里，萧公权与吴宓曾有几次通信，也交换一些诗作，但数量并不多，远不能和37年那段最紧张的时候相比了。

壬午年秋，即1942年，成都的萧公权还给昆明的吴宓写去一首“简雨僧昆明”：

谋身能诎诗能妍，平生愿学君居先。一别数年断消息，相望参商相见难。

行游君偏西南山，新诗袖底天风寒。空轩梅老不归去，旧时月色孤梦闲。

这首诗收入萧公权《迹园诗稿》中的“鸣秋集”，与1943年1月20日的吴宓日记所录有一些细微的文字出入。吴宓要相隔半年多才回敬一首“依韵答公权成都”：

义理高深韵藻妍，唱和诗友数君先。中心爱敬懒为书，庠序沉浮去住难。

时从滇海梦蜀山，到处佳人翠袖寒。行年五十惟亲佛，劳碌终身未得闲。

在抗战以后这几年里，吴宓做诗并不多，只辑成一卷《昆明集》，萧公权却诗兴大发。这段时间里，他写成了代表作《中国政治思想史》。在写作间歇，他则以做诗自娱。据他自己说，在成都的这段日子里，他大约写了九百多首诗，比这段时间之前和之后写诗的总和还要多。“小桐阴馆”是萧公权在成都寓所的提名，萧公权全集里的诗集即以“小桐阴馆”命名。

1943年8月20日是吴宓的五十大寿，他在昆明做诗十四首，遍寄好友。没过多久，萧公权就回了信，题为“奉酬三章”，摘录第一首如下：

一寸心灰一往痴，惜芳翻遣误芳时。为谁辛苦蚕成茧，枉自缠绵蝶抱枝。

玉漏宵长怜梦短，金风秋早愿春迟。相思报答无他物，九叠柔肠两鬓丝。

1941年冬天，珍珠港事件爆发的那一天，日本人突然关闭了燕京大学。第二年即1942年秋季，燕京大学却顽强地在成都复校，此时原校务长司图雷登还身陷囹圄，梅贻宝代理校长的职务。燕京大学就在这几年陆续聘请了一些校外的名教授，把成都建设成为文化中心，其中就有陈寅恪、萧公权、吴宓、李方桂，被学生们戏称为“四大名旦”。巧的是这几人都与清华有着极深的联系。吴宓、萧公权、李方桂是清华学堂的毕业生，远在清华成为国立大学之前。而吴宓，陈寅恪，萧公权又先后回清华任教，都是真正的老清华了。这几人又都兴趣广博，称得上学贯中西，故而交情非同一般。萧公权和吴宓又一次有机会切磋诗歌了。

两人这第二次相聚是在1944年的夏季，吴宓接受燕京大学的聘书，从昆明赶到了成都。萧公权赠诗两首，“雨僧兄移讲成都敬赠二章请教”：

鬓霜剑外乍添丝，守道身严似旧时。移座倾谈心曲语，启囊亲检别来诗。

尘来愧我真无状，天命知君已不疑。杜陆遐踪今有迹，风流儒雅亦吾师。

孤怀卓萦任斯文，笔振寒辉破俗氛。诗健别从新境辟，道高犹许后生闻。

人居槛外清于水，女出门来乱似云。莫恨空轩归不去，梦中梅影自缤纷。

“道高犹许后生闻”本是萧公权赠给吴宓的句子，他一定万没想到几十年后，朋友学生们编《萧公权全集》第一卷即自传等文字的时候，即以“道高犹许后生闻”为书名。而萧公权在国内外服务过十多所大学，成绩斐然，这句话也完全是配得上的。

另有一件事情值得一提。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客死在日本名古屋。《吴宓日记》第九册第379页记述了1944年12月17日他到成都存仁医院看望正在因眼病住院治疗的陈寅恪先生，“寅恪口授其所作挽汪精卫诗，命宓录之，以示公权”。这句平平淡淡的话，亦足以看出陈寅恪、吴宓、萧公权这几人的密切关系。

阜昌天子颇能诗，集选中州未肯遗。阮踽多才原不忝，褚渊迟死更堪悲。

千秋读史心难问，一句收枰胜属谁。世变无穷东海涸，冤禽公案总传疑。

又过一年，抗战胜利了，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的学生都陆续北上争取复课了，吴宓也不例外，离开四川。可是萧公权没走。他继续在成都教课，为四川服务。再过两年，他去了南京，然后就去了美国，执教于华盛顿大学直到60年代末退休。抗战结束以后，萧公权与吴宓就再也没有见面和谈诗的机会了，萧公权在回忆录《问学谏往录》里也曾为此感叹。

萧公权的学生汪荣祖倒写了一本《史家陈寅恪传》，他说“……不断会有专家学者，但不可能再出现像萧公权那样兼通中西的通儒，就像在中华大地上，也不会再有像陈寅恪与钱钟书那样博学的通儒了。”

两次和吴宓的相聚唱和对萧公权的一生产生强烈的影响，他的诗歌写作水平亦不断提高。这段历史，无论对于萧公权还是对于吴宓，都是非常有意义的。（萧敢）

转自 中国思想论坛 2008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