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王立杰
陈丹青先生油画作品《国学研究院》，2001年。自左至右：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
他古貌古心，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同其他教授不一样，所以奇特。别人写白话文，写新诗；他偏写古文，写旧诗，所以奇特。他反对白话文，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红楼梦》，所以矛盾。他看似严肃、古板，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所以矛盾。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但又凛然、俨然，所以矛盾。总之，他是一个既奇特又有矛盾的人。我这样说，不但丝毫没有贬意，而且是充满了敬意。雨僧先生在旧社会是一个不同流合污、特立独行的奇人，是一个真正的人。
——季羡林
风云际会少年心
1894年，在陕西泾阳县安吴堡西院，新生一子，取名为“玉衡”。“玉衡”一词，语出《尚书·舜典》，所谓“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意思是愿此子终成就治国之才、理政之器。
七岁时，家人为其改名为“陀曼”，父亲又为他取字雨僧。雨僧童蒙时，受教于三原县宏道书院。此书院是当时西北学界的一面旗帜，历史可以上溯至明弘治七年（1494年），由理学家王承裕创办，数百年来，人才辈出。雨僧同辈人中的于右任、李仪祉、范紫东、张季鸾等都从宏道书院受蒙。后来一同教授于清华的张奚若，也是书院同学。
1910年夏，清政府游美学务处在各省招考第二批留美生。招考章程规定入学年龄为十五岁，雨僧时年已十七，年龄附在大名后记在宏道书院学籍簿上，为隐瞒年龄以符合规定，改名为“宓”。
吴宓在西安考取“游美学务处”第二格学生后，由陕西提学使咨送至京，当年入学“游美肄业馆”（即后来的清华学堂）。学生们初到北京时，便一律剪去辫子，待学堂开学时，又照例对孔子及师长行跪拜礼。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譬如一池水，这处是激起千堆雪的拍岸惊涛，那里却是吹不起半点涟漪的死寂。弱冠之年的学子，坐在草草理出的废园中，一边跟随填满口耳的“新论”盲动，一边却只听得到那白杨的萧萧。
辛亥革命、袁氏篡国等事件相续而发，拿枪的、拿笔的无不扇动风潮，势利竞逐，天下滔滔，一介少年学生，作何感想？在清华六七年里，吴宓常患精神抑郁，思想繁杂，于种种课外活动，虽身为之而实心厌之。这是时代加在吴宓身上静与动的第一层吊诡关系。
而凡此种种情绪，断非仅仅因于社会时势对于人的锻造。以俗观之，人生的悲剧莫不来自于命运的作弄。孱弱的躯体偏偏系着一颗无比炽烈的心，在那郁郁寡欢的青年特有的冷眼后面，是难以羁縻的热情。这是从吴宓内心生长出来的动与静的另一层吊诡关系。
时代、性格的矛盾如不尽的蚕丝，将生命缚在茧中，不得解脱，亦不得挣扎。吴宓自述平生时说：“宓一生感情，冲动甚强。往往以一时之感情所激，固执私见，孤行己意，不辨是非，不计利害。又自己勤奋劳苦，而不知如何寻欢求乐，无逸豫之情，少怡悦之意。”
字字看来皆是血
吴宓生前唯一出版的一部著作，是《吴宓诗集》。著作等身，固然是令人可喜的成就，然而若能寄托精魂，哪怕只是一篇文章、一首诗，也足以安放平生了。而对于一位诗人来说，诗是他生命的证据，诗集与其说是他的自编年谱，不如说是他聊以祭奠此生的醇酒。薄薄的一本，赋尽悲欢离合。对于编者而言，删一字，是血；留一字，亦是血。
心迹平生付逝波，更从波上觅纹螺。
云烟境过皆同幻，文锦织成便不磨。
好梦难圆留碎影，慰情无计剩劳歌。
蚕丝蛛网将身隐，脱手一编任诋诃。
（《自题诗集》二首之一）
吴宓八岁时，便跟随继母雷氏受蒙，学《唐诗别裁》，读得烂熟。他的姑丈叫陈涛，字伯澜，是大儒刘古愚的弟子。若论秦中近代知名诗人，有宋芝栋、李孟符，再往下数就是陈伯澜了。陈伯澜作有《审安斋诗集》，甚得康有为的赞赏，并亲为其作序。吴宓在诗赋方面常得姑丈指点，久而深谙音律，十五岁时便能为诗。从此逸才不绝，笔耕不辍。
吴宓认为自己的诗风，多得益于杜工部、李义山和吴梅村三家。当然不是去刻意模仿，而是自己本性与三家诗相近。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结果使吴宓年纪轻轻就装有一腔圣贤志向，以身系国学道统自持。1915年，他为《清华周刊》撰文写到：“留学异邦者，或以不谙本国情势，或以未深汉文基础，纵饱西学，而不适用，甚至归来图博升斗，以学问为干禄之具”。而待他终于横渡太平洋后，又幡然悔悟：“以为文学可以自己研究，不必到美国学之。此种见解，过后方知其误，而竟未走入邪路，实为极幸”。
吴宓赴美后，先入弗吉尼亚大学英文系，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又经梅迪生介绍，入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师从名教授白璧德，获文学硕士学位。他游心西方诗文，特钟情于拜伦、安诺德和罗色蒂。
拜伦有一部名作叫《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这篇长诗堪为诗人的自传，堆积在心中的高傲、叛逆、忧郁、孤独，在诗中奔腾翻涌，直击长空。如此诗情，令胸中同样沟壑纵横的吴宓为之澎湃，惺惺相惜，跨越时空而相为冥通。于是，吴宓也要写自己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要用诗把自己那被摧折得支离破碎的情感缝补起来。
1934年，中华书局决定印行《吴宓诗集》（1935年出版），吴宓全力以赴，选诗900余首，将少年时的稚嫩作品也一并收入。辛弃疾有词尝道：“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古人刊印诗集，多将四十岁以前的作品一概删去，不留一首，惟嫌其情、艺都不够纯备。吴宓则不以为然：“盖诗首贵真挚，纵有缺失，亦属当时心灵写照。时过境迁，决难再寻此诗中之情感也。宓自始学吟咏，以至于今，有作必录，俱本当时原作，不易一字。盖吾之缺失，若畏人知，则不当作诗，既作而复删之，是自欺也，与诚信乎何有？”其为人性情之率直，于此可见一斑。也正是这个原因，柳诒徵为诗集作序时有此评论：“不盗人，不贼天。掉臂游行，独往独来。一嚬一叹，一波一磔，皆吾肺腑，于人无与。人知之，可也。人不知之，亦可也。”正是吴宓诗的真实写照。
《学衡》与学衡派
白璧德曾预测中国未来的发展，认为会发生激烈的革命，古老文化传统可能就此被摧毁，对孔子的崇拜也将不复存在。这不仅是白璧德的焦虑，也在他的学生心里播下了种子，对那个读《四书》启蒙、写着旧诗进哈佛的中国学生来说，尤其如此。
当年进清华时，剪了辫子，却还是要跪拜孔子，旧有的东西里面有些祛得，有些祛不得，这在读书人心里面尤其明白。故到了异乡，换上洋服，并不妨碍吴宓仍是孔子的信徒。五四运动爆发时，吴宓正在哈佛求学，倍感焦急，对反孔一条尤为痛心。“自新潮澎湃，孔子乃为人攻击之目标。学者以专打孔家店为号召，侮之曰孔子，用其轻薄尖刻之笔，备至诋诮。盲从之少年，习焉不察，遂共以孔子为迂腐陈旧之偶像，礼教流毒之罪人，以谩孔为当然，视尊圣如狂病。”孔子被推倒了，那么几千年来传教的“仁义礼智信”就似乎一下没了归依，岂不随风飘零了？
1921年，吴宓学成归国后，受聘于南京东南大学，翌年便与同道胡先骕﹑梅光迪等创办了《学衡》杂志，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当时梅光迪是东南大学西洋文学系主任，是杂志的发起人，吴宓负责具体编辑工作。实际上，创刊时候，诸人虽然一番热情，却也并未把事情都坦荡荡地谈好，编辑的种种杂务加在吴宓身上，又不愿给他相应的名头，便只是模模糊糊地说不设总编辑一职，要个统稿人便可。吴宓的直率再次表露，认为“正名”事大，便径自在杂志上印了总编辑的头衔，自然引来许多不满与挖苦。他以十分的率直分辩道：“至于宓之为《学衡》杂志总编辑确由自上尊号。盖先有其功，后居其位。故毅然自取得之。因此宓遂悟：古来大有作为之人，无分其地位、方向为曹、为刘、为孙（以三国为喻），莫不是自上尊号。盖非自上尊号不可。正如聪明多才之女子，自谋婚姻，自己求得幸福，虽在临嫁之日，洞房之夕，故作羞怯，以从俗尚。然非自己出力营谋，亦不能取得‘Mrs.so_so’（某某夫人）之尊号。个人实际如此，可无疑也。”
《学衡》以“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为宗旨，其本意是与提倡实验主义的杜威的门徒胡适和他所在的北大相抗衡，以反击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渐渐地，在这面旗帜下，聚集了柳诒徵、汤用彤、楼光来、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黄节、张荫麟等人物，形成了一个颇具影响的文化群体，人称“学衡派”。
吴宓对于旧文化的维护并非仅仅出于某种学术的意见，背后还有一腔近乎宗教的情怀在，故而可以说他是那样地忠于传统。他尝用古人的例子作喻。《左传》记载，伍子胥受楚王之害，亡命中遇到友人申包胥，指天为誓说：“我必复（颠覆）楚国”。申包胥听了，回敬道：“勉之！子能复之，我必能兴之。”吴宓以“彼胡适们”若作伍子胥，自己便当为申包胥，《新青年》麾下才俊云集，《学衡》门下也干城林立，鹿死谁手，岂可早下定论？
值得一提的是，《学衡》的宗旨不仅要“昌明国粹”，还要“融化新知”。而吴宓等在国外浸习多年，深感当时力倡的“新学”不过是得了西学的皮相而已，不足为论，所以他们也同时致力于翻译和介绍西方古代重要学术文艺，以便寻根问底。《学衡》创刊号刊首并列孔子与亚里士多德画像，足以体现这一精神。
如何评论《学衡》及其一脉以来的主张？众说纷纭，在此不加评说。只是就今日看来，一个民族有一个民族的文化，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历史，中国的种种传统与生活自伏羲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脉而来，绵历千年，断不能一刀斩绝。学衡派诸君的胸中自有“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志，确实值得我们敬佩。
清华国学研究院
中国自近代有大学以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全国著名大学的教育主权都掌握在外国人或者外国教会手中。这种状况到了上世纪20年代中期，有了巨大的改变，这就是当时在国内风起云涌的“改大潮”。
1925年清华学校设立大学部，改办为大学。“教育救国”是当时的风潮所向，一批学有所成的清华校友响应母校召唤，陆续返校就任教职，其中就有吴宓。吴宓返校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受校长曹云祥之托，负责筹办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研究院本是一个宏大的计划，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一应俱全，会通中西学问，与清华寻求“教育独立”的旨趣一脉相承。由于当时经费有限，只能先立国学一门。吴宓在研究院开学典礼上阐明建院旨趣：
（一）值兹新旧迭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
（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通彻之了解，然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
（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之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柢者进修之地，且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与国情隔阂，此即本校设立研究院之初意。
吴宓任国学门筹委会主任，最主要的工作在于延聘良师。而当时国内国学研究风气“或则陈腐，嫌其过旧；或则偏激，强名曰新；或则但务琐屑之考据；或则徒事浮华之辞章”，在吴宓看来皆不足取。因而他拟定清华国学研究应有两种目标：
第一，整理全部材料，探求各种制度之沿革，溯其渊源，明其因果，以成历史的综合。第二，探讨其中所含义理，讲明中国先民道德哲理之观念，其对于人生及社会之态度，更取西洋之道德哲理等，以为比较，而有所阐发，以为中国今日民生群治之标准，而造成一中心之学说，以定国是。
这就是要以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并能进而从中阐明义理，以切实有益于当下的政治与人生。这番态度实在是极好的，纯是将传统看作活泼的、生长着的、自新的文化，与那些顽守旧习者断不可同日而语。
早在1914年，梁启超便入住清华园，与师生朝夕相处，感情既深且厚。从1923年9月起，他开始在清华长期讲学。论学问，梁启超于国学的造诣世所瞩目，堪为当时北方学界泰斗。由于有了上面一层关系，请他执教清华，自是水到渠成的事。吴宓方才表明延聘意图，梁启超当即表明“极乐意前往”。
王国维的学问也是冠绝一时。“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文人学士身上多少有些“气质”，心中独荧一份道识，孑然不可动摇。王国维因为不满北大国学门的某些做法，刚辞去教职，不到半年又闻清华来聘请，自然不快，本欲坚辞不就。然而吴宓到了王宅，进门先毕恭毕敬地顿首三鞠躬，然后才表明来意。见吴宓如是“知礼”，王国维大为感动，遂接受应聘。这不是普通的逸闻趣事，古人讲到礼，指的都是行，不是坐着空谈的。兴国学，不身体力行，如何可以？长衫汉服还是西装领带，那是衣冠文物，一代有一代的制度，细末的仪仗而已。长其所长，亲其所亲，这是孔门圣学精义。王国维重的是这个，吴宓守的也是这个，两人心心相印，一拍即合，自是情理中的事情。
在吴宓、张彭春、丁文江与梁启超等人的积极推荐下，清华又相继聘请了陈寅恪、赵元任与李济等学术名师。特别是陈寅恪，当年与吴宓和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其学识之渊博，令吴宓赞叹不已，初识便引为知己，终身情谊堪比“管鲍之交”。
可惜，人情难调、世情难料。不到一年，1925年底校内就国学研究院发展方向上出现了不同意见，院内诸教授对院发展方针也多有分歧，令吴宓左右为难。经多方协商未果，吴宓只得将自己的意见写成《研究院发展计划意见书》递交校长，并同时附上辞职请求。1926年辞呈批准，吴宓便只专任外文系教授了。此后，1927年王国维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1929年梁启超病殛。国学院痛失此二巨擎，人才零落，只得停办。开办仅四年，国学院培养了徐中舒、姜亮夫、王力、吴其昌、姚名达、高亨、陆侃如、刘节、刘盼遂、谢国桢、贺麟、张荫麟、罗根泽、周传儒、蒋天枢等等，日后都成为我国20世纪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
一生爱好是天然
文学翻译家赵瑞蕻先生曾有一首诗怀念吴宓，写道：
吴宓先生走路直挺挺的，
拿根手杖，捧几本书，
穿过联大校园，神态自若；
一如他讲浪漫诗，柏拉图，
讲海伦故事；写他的旧体诗。
“文革”中老师吃了那么多苦，
却还是那样耿直天真。
耿直天真，是对吴宓再贴切不过的写照。这一边是天然，与生俱来，改无所改；那一边是真诚，古道热肠，没有一星半点的曲折造作。他自幼体弱，长而枯瘦，眉毫修长，常不苟言笑，熠熠的眼神充满了追问与执着。郑朝宗先生在回忆中说，吴先生的这幅形象真像是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啊。
儒家理念中，有临渊履薄一说，即做人之谨慎，如处在忧患之中，待人处事常怀敬畏之心，不敢有丝毫苟且。吴宓以孔子后学自持，自然身体力行。仅以讲课为例，他的讲义从来都是认真地写好，字用蝇头小楷整整齐齐地列出，重要的地方用小字在旁边自作注释，或用符号、红笔点出，均是做得极仔细的。为了上课时记录方便，他甚至将文房四宝随身携带，到了课堂上先把笔墨纸砚从包中一一取出，列在桌上，毕了再逐一收好放回，慢条斯理，从来不会出“事故”。如果课上要引用诗文，吴宓历来坚持在课前先自己背下来，不肯临时照书朗诵。这样一副形象可以说是严肃之极，大有巍巍然不可欺之以非道的气质。然而《论语》说：“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接近过吴宓的人都能够感觉到他的热情与温和。他对学生从来是一腔古诚，不仅欢迎提问，甚至有时唯恐无人去问他。若有哪个学生闲坐无事，他便也是要利用那空儿主动为其讲讲一两点小知识呢。
吴宓的直率，在他的感情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不忌讳别人谈论自己的感情，还主动地把它们“坦白”出来，其真挚程度堪比卢梭的《忏悔录》。他曾写诗自述：“吴宓苦恋毛彦文，三洲人士共知闻。”不仅如此，他还常把这样的诗在课堂上分发给学生，现身说法，使他的讲授着实有血有肉。而吴宓的感情之真、之纯，也是世所罕有。他常以贾宝玉对林妹妹的痴情自况，说：“贾宝玉从不对林妹妹动手动脚。”他一生的情虽痴，却也正是发乎情，止乎礼的。
在文革中，吴宓被判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还一度被打为“现行反革命”。虽然他自知当时局势下，应“隐忍含默，未露形迹”，然而那直率的性格使得他在日记和言行中都多有“微词”，终于加深了他的苦难。
当年批田汉的《谢瑶环》，吴宓竟发言表示“接受云松文及诸同志发言之见解及主张”，可是一面又说：“宓极喜悦《谢瑶环》剧中之爱情故事，不嫌其荡，只觉其美；且此剧文字之工，辞藻之美，亦远在《海瑞罢官》以上也。”何等天真啊！
又如1966年，批方敬。吴宓以方敬是西南师范学院的功臣，自己的知己，见其竟被打成“黑帮”，为之痛惜不平，遂在工会组织工作会上发言，婉转辩护，自然被斥责、批判。当日吴宓于日记中自述：“哀哉！蔡邕哭董卓之死，为王允所杀，宓之谓乎？”在那样一个时代以哭董卓的蔡邕自比，是怎样的“迂”啊。然而人的情感不真不诚，又怎么“迂”得起来呢？凡此种种事例，多不胜数。
1978年，在经历长年的病痛折磨后，吴宓与世长辞。他那激荡着理想、激情与悲剧的一生，可用他在《空轩诗话》中的“平生自谓”来概括：
予恒言，道德乃真切之情志，恋爱亦人格之表现。予于德业，少所成就，于恋爱生活，尤痛感失败空虚，然予力主真诚，极恶伪善，自能负责，不恤人言，且敬事上帝，笃信天命。对人间万事，一切众生，皆存悲悯之心，况于亲交之友及深爱之女子岂有不婉解曲谅，而为之诚心祝福者哉。予对人但有爱恕，对己不免矜怜，于公共之事业责任，则黾勉竭力，于一己之快乐享受，则牺牲无怨。
吴宓的一生庶几做到“知其不可而为之”，那勉力为道德之生活的愿心始终鲜活，实不愧于孔子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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