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抗战时期，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等多家文化学术机构辗转迁移至四川李庄，一大批海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云集于此。这个长江上游的千年古镇一时间与重庆、成都、昆明并称为大后方四大文化中心，据说在当时寄一封国际邮件到这儿，只需写上“中国李庄”四字即可准确无误地送达。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也在这个时候来到李庄，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一起度过了一段艰苦而难忘的时光。

　　竹林深处的月亮田

　　1940年初冬，梁思成、林徽因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为了就近利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资料，也同史语所一起离开昆明入川，来到离宜宾60华里的南溪县李庄镇上坝村安营扎寨。

　　竹林深处的上坝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距李庄镇只有两华里的路程。梁思成一家住的地方叫月亮田，一个浪漫且富有诗意的名字，租住的农舍矮矮的，竹墙外涂了一层薄薄的泥巴，墙缝里能透进皎洁的月光，屋顶的席棚年代已久，是老鼠和蛇等小生灵经常光顾的地方。

　　这里远离都市的文明，生活条件比昆明还要艰苦，吃水要到村外的水塘去挑，晚上只能靠菜油灯照明，连煤油灯都是过于“现代化”的奢侈品，更谈不上什么粮菜供应了。林徽因远在上海的好友李健吾曾在《林徽因》一文中说：“我最初听到他们的信息，是有人看见林徽因在昆明的街头提了瓶子打油买醋。”作为林长民的女公子、梁启超的儿媳、北平“太太客厅”里口若悬河的大才女，竟然干起了女佣的活计，李健吾对这种反差显然感到异常震惊。但李庄时期的林徽因却更甚于此，梁思成年轻时车祸受伤的后遗症不时发作，经常痛得不能坐立，她不得不抽出大量的精力来操持家务，大段大段的大好时光在枯燥的家务劳作中静静地逝去，令她异常苦恼，她在给美国朋友费慰梅的信中透露了自己的苦衷：“每当我做些家务活时，我总觉得太可惜了，觉得我是在冷落了一些素昧平生但更有意思、更为重要的人们。于是，我赶快干完手边的活儿，以便去同他们‘谈心’，倘若家务活儿老干不完，并且一桩桩地不断添新的，我就会烦躁起来，所以我一向搞不好家务，因为我的心总一半在旁处。”

　　但不久林徽因的心情便开朗起来，这还得缘于梁思成的功劳。一次梁思成在成都偶然弄到一些西红柿种子，回家后随意种在门前田边的松土里，不久西红柿便结出又红又大的果子。当地百姓根本不知道西红柿为何物，非常好奇，林徽因便无偿送给他们秧苗。村民们发现这位文文静静的女先生和她周围的人心地都非常善良，便也投桃报李地示以友好，西红柿秧苗无意中成为营造学社的学者们和当地庄稼人之间友谊的使者。

林徽因希望平淡的生活多些绚丽的色彩，两间简陋的房子总是收拾得井井有条，窗台上的玻璃瓶里经常插着从田野里采来的鲜花，温馨的小屋也吸引了上坝村的乡亲。大家都喜欢与这位开朗的女先生摆摆龙门阵，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姑娘和媳妇，有什么悄悄话总愿意对她讲，哪一个姑娘出嫁办嫁妆，都找上门来请她出主意，谁家媳妇生了娃娃，也忘不了给她送上几个报喜的红鸡蛋。乡居的日子给林徽因带来意外的欢乐，渐渐地她喜欢上了这个竹林深处的小村庄，她仿佛又回到了北平，回到了那间充满了笑声、欢乐和友情的客厅。

艰难岁月

安顿下来以后，梁思成、林徽因与同事们又投入了紧张忙碌的考察和研究。在李庄，梁思成夫妇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中国建筑史》的写作。每当夜幕降临，他们只能借着菜油灯摇曳的微光，弓着背一字一字地书写，在这个恍如与世隔绝的小村里，没有印刷工具，他们只能采用手写和最原始的石印。

梁思成与林徽因李庄故居（40年代摄）

这时林徽因的肺病又发作了，川南潮湿的气候和连续的奔波，让身体本来就十分虚弱的林徽因长时间卧床不起。她每天只能靠在被子上工作，书案上、病榻前堆积起厚厚的《二十四史》和数以千计的照片、实测草图、数据以及大量的文字记录，她承担了全部书稿的校阅，并执笔撰写了五代、宋、辽、金等朝代的内容。1942年年底，美国朋友费正清到李庄探望梁思成夫妇，回到重庆后向夫人费慰梅讲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的情况。据费慰梅回忆：“思成的体重只有47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11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

李庄营造学社工作室内莫宗江（前）、梁思成（后）在绘图

　　在写作《中国建筑史》的日子里，营造学社的经费几近枯竭，成员的工资也失去了保障，幸亏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的负责人傅斯年和李济伸出援助之手，把营造学社的5人划入他们的编制，才不至于有冻馁之苦。由于林徽因和梁思成的薪水大都买了昂贵的药品，用在生活上的开支就拮据起来，因营养不良，林徽因身体日渐消瘦几乎不成人形，重庆领事馆的费正清夫妇托人捎来一点奶粉，他们也舍不得吃。为了改善伙食，梁思成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笔，学着蒸馒头、煮饭、做菜，还从当地老乡那儿学会了腌菜和用桔皮做果酱。最后实在山穷水尽了，梁思成只得到宜宾去当卖衣物，衣服当完了，便把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派克金笔和手表送到当铺，但换到的不过是两条草鱼。即使如此，梁思成夫妇仍然不改其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提着两条草鱼回家。梁思成幽默地对林徽因说：“把这派克笔清炖了吧，这块金表拿来红烧。”

　　梁思成、林徽因的窘境让朋友们伤心，他们的好友傅斯年瞒着二人向中央研究院代院长朱家骅写信求助，信中说：“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已，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事情办成后梁思成夫妇才得知此事。他们对朋友的帮助极为感激，林徽因为此专门致信傅斯年，表达全家的感恩之意。同时也表白自己久病卧床，不能为国效力的歉疚和痛苦之情。

费正清和费慰梅也了解他们在李庄的困境，多次来信劝他们去美国治疗、工作，林徽因和梁思成感激老朋友的关心，他们给费正清夫妇回信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们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对此也是记忆犹新，当时他问母亲：“如果日本人打到四川你们怎么办?”林徽因特别平静地回答：“中国读书人不是还有一条老路吗?咱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梁从诫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看着妈妈，我就觉得她已经不是我熟悉的那个妈妈了，她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面对死亡，那样超脱。”

有朋自远方来

　　1941年至1943年，是梁家在李庄最快乐、最热闹的一段日子，许多朋友和亲人从各地赶来李庄探望他们，这让好客的思成、徽因夫妇感到无比的开心。首先到来的是远在昆明西南联大的金岳霖。金岳霖是梁、林的老朋友，清华毕业留学美国，先入宾夕法尼亚大学读商科，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回国后执教清华、北大，教授哲学、逻辑学和心理学。在北平，他与梁家隔墙而居，是“太太的客厅”的担纲人物，起着组织串联和后勤保障的双重作用。金岳霖一直深爱林徽因，但他始终能以理智驾驭感情，这是一种常人无法理解的超乎常情的爱，林徽因去世后，金岳霖有一次在北京饭店请客，朋友们都不知道什么原因，开席之后他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初见林徽因，金岳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消瘦得那么厉害，苍白的面容毫无血色，只有那双秀美的眼睛还依稀可见从前的影子。为了让林徽因尽早恢复健康，金岳霖到市场上买来了十几只刚刚孵出的小鸡，在门前一块小小的空地上喂养起来。这位留美出身的哲学家是个养鸡的行家，据当时在联大读书的汪曾祺先生回忆：“金先生是个单身汉，无儿无女，但是过得自得其乐。他养了一只很大的斗鸡，这只斗鸡能把脖子伸上来，和金先生一个桌子吃饭。”小鸡一天一天长大，林徽因的病情也随之渐渐好转，营造学社那座冷清已久的房子又重新荡起了欢快的笑声。

金岳霖在李庄亲自买鸡喂养的情形。右立者是梁思成,梁再冰和梁从诫,背影是邻居小孩

　　金岳霖的到来无疑给了林徽因极大的慰藉和欢欣，她在给费慰梅的信中快乐地写到：

　　“思成是个慢性子，喜欢一次就做一件事情，对做家务是最不在行了。而家务事却多得很，都来找寻他，就像任何时候都有不同车次的火车到达纽约中央火车站一样。当然我仍然是站长，他可能就是那个车站!我可能被轧死，但他永远不会。老金(他在这里呆了些日子了)是那么一种客人，要么就是到火车站去送人，要么就是接人，他稍稍有些干扰正常的时刻表，但也使火车站比较吸引人一点和站长比较容易激动一点。

　　老金——面对着站长，以及车站正在打字，那旅客迷惘得说不出任何话，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火车开过。我曾经经过纽约的中央火车站好多次，一次也没看见过站长，但在这里却两个都实际看见了，要不然没准儿还会把站长和车站互相弄混。

　　梁思成——现在该车站说话了。由于建筑上的毛病，它的主桁条有相当的缺陷，而由协和医学院设计和安装的难看的钢支架现在已经用了7年，战时繁忙的车流看来已动摇了我的基础。”

　　美丽才女林徽因以多声部合唱的形式，风趣幽默地将亲情、友情、爱情以及悲惨的战时岁月，演绎得如天籁般和谐完美，从这封信里，我们大致可以领略到林徽因超凡脱俗的人品和文采。

　　1942年10月，梁思成的大妹梁思庄从北平辗转越过日军的防线来到李庄探望兄嫂，随后费正清又接踵而至。途中费正清感染了呼吸道疾病，一到李庄便躺在床上发烧。费正清和林徽因的病房隔着一座门厅，梁思成临时担任了护士工作，在两个“病床”之间来回穿梭，忙得不亦乐乎。费正清这样回忆当年的情景：“傍晚5时半便点起了蜡烛，或是类似植物油灯一类的灯具。这样，8点半就上床了。没有电话，仅有一架留声机和几张贝多芬、莫扎特的音乐唱片；有热水瓶而无咖啡；有许多件毛衣但多半不合身；有床单但缺少洗涤用的肥皂；有钢笔、铅笔但没有供书写的纸张；有报纸但都是过时的。你在这里生活，其日常生活就像在墙壁上挖一个洞，拿到什么用什么，别的一无所想，结果便是过着一种听凭造化的生活。我逗留了一个星期，其中不少时间是由于严寒而躺在床上。”

　　1943年6月，英国学者李约瑟又来李庄访问，期间专门拜访了他心仪已久的梁氏夫妇。贵客临门，家徒四壁又好面子的梁思成只好忍痛宰杀两只家养的鸭子款待客人。李约瑟当然不知这令人心酸的背景，只是以惊喜的心情饱餐了一顿美食。让李约瑟感到惊喜的不仅仅是美味的烤鸭，林徽因那带有爱尔兰口音的英语更令他喜出望外，在爱尔兰生活过多年的李约瑟对此颇有他乡遇故知的喜悦，于是难得地露出了满意而天真的微笑。这一情形在林徽因写给费正清夫妇的信中有过精彩的描述：“李约瑟教授来过这里，受过煎鸭子的款待，已经离开。一开始人们喜欢彼此打赌，李教授在李庄逗留期间会不会笑一笑。我承认李庄不是一个特别使人兴奋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中国早期科学的爱好者，又不辞辛劳在这样的战时来到中国，我们也有理由期待他会浅浅一笑。最后，这位著名的教授在梁先生和梁夫人(她在床上坐起来)的陪同下谈话时终于笑出了声。他说他很高兴，梁夫人说英语还带有爱尔兰口音。我从前真不知道英国人这么喜欢爱尔兰人。”

　　在朋友和亲人的陪伴下，梁思成夫妇度过了漫漫长夜，迎来了期盼已久的胜利。1946年8月，梁思成、林徽因一家搭乘西南联大的包机飞离重庆，回到了阔别9年的北平，而伴随他们走过艰辛岁月的那座扬子江畔的古镇，在为后人留下许多温馨记忆的同时，也如实地记录了当年那段难忘的历史。（王凯）

转自 《世纪风采》2009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