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徐应潮（1950机械）

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学生运动前后，4到6月间，我经我女友外文系傅 介绍加入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组织上（即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让我继续留在清华剧艺社开展工作，傅 则参加“清华剧艺社” 和 “大家唱”工作。

1948年8月中旬，地下党用未署名的大字报形式公布了国民党法庭将审讯两批清华的进步学生消息，并附带公布了所谓的“黑名单”，其中好几个都是清华剧艺社成员。那时正值暑假期间，学校学生自治会理事和一些进步同学纷纷离校，南下北上，我一时和组织联系不上，就和剧艺社几位负责同学商量，把“黑名单”上的三名留在学校的剧艺社成员——李詠、张家炽、傅 藏在清华大礼堂舞台下的地下室。8月18日，组织和我联系上了，经了解，认为大礼堂不安全，让把李詠和张家炽转移到清华小学教员、剧艺社成员王松声家中躲避。解放后得知王松声当时已是地下党员。傅 则经进步教授张奚若女儿张文英介绍躲在美国教授罗伯特·温德（Robert Winter）家。8月19日，国民党军警冲进清华园内大肆搜捕进步学生，让学生都集中在大礼堂。当时我和剧艺社的几个同学仍躲在大礼堂舞台下的地下室，通过舞台前的小洞，看到特务军警拿着“黑名单”核对学生证的情景。他们一无所获后便转向去搜查教职员宿舍。由于地下党的精心掩护，清华没有一个上黑名单的同学被搜捕到。倒是外校的有些黑名单上的学生因清华有熟人，前来逃避，组织上并不知晓，结果让特务逮捕了，实为憾事！事后梅贻琦校长曾愤慨地说：“军警上高等学府里面来抓人，这是清华建校以来首次。”这就是著名的“八一九”事件。

“八一九”当日，罗伯特·温德教授把傅 藏在他卧室里的一个大衣柜中并上上锁，特务进屋要他开锁时，他推说钥匙丢了，这样躲过了军警特务的搜查。第二天，8月20日上午，和我们同是“松明团契”的王珉同学代表组织上通知我，认为清华园不安全，已被国民党军警包围了，很可能再次进校搜捕进步学生，让我当天半夜护送傅 和另一位上了“黑名单”的进步同学林方其去解放区，并给我们一笔银元做旅费，还交待了联络方式。

8月20日午夜，我和他们二人踏着来为我们送行的严宝瑜同学的肩膀翻墙出了清华园，靠着月光，朝着德胜门方向，穿过层层的高粱田走进城。清晨时分，终于走出高粱地，稍整行装，准备进城时，不料被早已埋伏在地里的国民党特务堵住，随即押送到德胜门的看守所。特务检查了我们的证件，我并没有上“黑名单”，林方其和傅 均用的是假名，黑名单上也没有。即或如此，待到下午特务仍是让我们三人坐上三轮车由他们押送进城，车到骑河楼附近时，突然看到骑自行车的剧艺社的孙同丰，他也看到了我们，就尾追不舍，我忙给他做手势，表示我们已被捕，要他赶紧离开，他没理会，还一直跟到东华门附近的北平伪警备司令部门口，被特务发现，让他下车，问他为何跟我们的车，孙同丰急中生智，说：“徐应潮借我钱不还，今天好不容易见到他，我找他要钱！”特务检查他的学生证，不在黑名单上，就让他趁早走开。好险！要是当时特务知道孙同丰就是事后他们追查我的活报剧《金銮宝殿》的作者，那可就麻烦了。

特务把我们关押在一间大屋子里，那是个临时拘留室。已有先被捕的几十名各校学生，其中有些人看到我们，立即围了上来，问我们情况。见到这么多同伴，我们很兴奋，傅 激动地说：“同学们，咱们一块来唱‘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

记得在学校时，大约8月初的一天，我在南开中学时的级任老师王刚（他当时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助教，中共地下党员），专程从城里来到清华园，看我和傅 。闲谈中，他对我们说：听说国民党正在扩大监狱，这是准备用来关押进步人士的，有朝一日，你们如果被捕，一定要沉着，不需要硬拼时，不要硬拼，把自己打扮成“粉红色”，迷惑敌人，掩护同志，保守秘密。

我被捕后，当即想起王刚老师的教导，极力把自己打扮成个花花公子，嘴里哼着当时的流行歌曲，在警备司令部关押我们三人的那一间大屋子中，我们见到了先我们一天被捕的李詠和张家炽，于是我们四人在一起统一了口供，把清华剧艺社的事，都推到万文伟（已去解放区）身上。

在警备司令部那间大屋子里大约关押了四五天后才开始提审我和傅 ，原来他们把我们的证件拿到清华特务的中间去查问，审讯我时，伪法官正在看特务写的有关我们的情况介绍，不料让我偷看到了，特务们说了我演《金銮宝殿》里的蒋介石，在台上大骂特务，傅 参加了清华“大家唱”，名满清华园等。这下我心里有底了，知道特务所知并不多，在回答法官的提问时，我说：我是南开校友剧团——沙坪剧艺社的，《金銮宝殿》是清华剧艺社万文伟要我去客串的，剧本没有剧作者，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凑的，我演蒋介石，在台上只是骂贪污，没有骂别的……。口供和李詠、张家炽的一致，伪法官拿我无法，审讯就这样结束了。大约一周后，把我们几个人押送到草岚子的特种刑事法庭监狱，因那里没有女监，傅 一人则被押至国民党警察局第六监狱和小偷、妓女、拐卖人口的、抽大烟白面的，以及被捕的进步中学生和妇女干部等关押在一起。

在特刑庭监狱中，八九个人一间牢房。头一天，林方其和我关在一起，他情绪很激动，显得心情急躁，不久就和监狱看守吵了起来，随后就让他搬进单间牢房，后听说又把他转移到别处。

同屋难友中，有一位三十多岁的人，他主动和我接触，自我介绍叫曹中枢，是在解放区被捕的，同时被捕的还有他的上司王楠田，关押在另一间牢房。曹中枢给我讲了许多解放区的情况，这些当时对我都很新鲜。他讲述了一位年轻的报务员，被捕后，为掩护密码，坚贞不屈的故事。还有另一位报务员，勇于和敌人斗争。还谈了在国民党的政治学习班上，王楠田和敌人针锋相对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些都给我很大鼓舞，坚定了我和敌人斗争的信心。一天，曹中枢笑嘻嘻地对我说：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了，你在法庭上的表现不错，希望你能坚持下去。

在特刑庭关押的两个多月中，大约提审过我四五次，我始终坚持第一次审讯时的口供，几次审讯下来，没有什么新内容，伪法官拿我无法。

此时学校地下党已知我们被捕，当即通过清华剧艺社展开多方的营救，一方面与学校交涉，争取保释；另一方面组织剧艺社的成员，分别用各种名义探监，给我送来衣物，还在监狱附近的饭馆，给我包饭，改善营养，这使我感到身后有强大力量在支持着，坚定了斗争信心。

最后特刑庭以“证据不足”，由学校出面，让我“保释候审”。回清华后，得知傅 已在一个月前因在狱中拉肚子，到北大医学院就诊，医生得知她是被捕学生后很同情，当即开证明是痢疾，传染性极强，警方怕传染他人，让她保外就医，但要铺保，不要学校担保，她举目无亲，情急之下去找王刚，他立即托地下党联络点负责人用商铺名义保释出外就医，我回校时她住清华校医室。至于李詠、张家炽则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才释出。

我出狱回到学校后，黄祖民同学当即代表地下党向我了解狱中情况并要我停止和剧艺社联系，以免影响他人，可以参加黑桃体育会的活动，以掩护自己，一旦特刑庭再传讯，就立即去解放区。我照办了，直到清华解放后，我才回到剧艺社活动。那时我这“保释候审”，也就成了“无法再审”，因而可以毫无顾虑地活动了。

我出狱前，曹中枢得知我将保释出去，曾托我出去后，给前门附近胡同里一户人家送四个盐疙瘩，要三个大的，一个小的。我猜想这是暗号，是党的秘密，没有多问，出狱后，立即照办了。

北平解放后，我从报上看到天津军管会的外贸单位负责人有王楠田和曹中枢的名字，我当即去天津看望曹中枢，他告诉我解放前夕，中共党员都已组织起来，我们同一牢房中有好几个党员，听到炮声后，狱中地下党支部派人对各个伪警卫说，你们听到炮声了吗？八路迟早要进城的，你们得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你们把枪交给我们，自己走人就行了。伪警卫们都一一答应了。过后，消息传来，说是让大家放心，因为监狱的伪警卫队长已经换成我们自己的人了。

60年过去了，1948年我被捕时才20岁，政治上十分幼稚，1970年文化大革命后期，群众审查我被捕这段经历时，结论写道：“没有投敌自首，没有暴露身份和出卖党的秘密，”这些全都应该归功于党的教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