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陈永盛（1946-1949经济）

觉 醒

日本投降不久，1945年12月16日，国民党政府曾经搞过一次号称“十万学生听蒋介石训话”的活动。

当时的北京大学文学院的学生，在沙滩红楼北面的操场集合，由校当局用公交车把在校学生送到了太和殿。在太和殿的石栏杆下，整齐地排列着北平各校的大、中学生，都是来听蒋介石“训话”的。因为是露天场合，场面比较大，蒋介石在扩音器前把嗓门吊得很高，一个字一个字地拉着长声喊：“同—胞—们—” “训话”很简短，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总共也就十几分钟。

日寇投降时，在沦陷区的老百姓心目中都把国民党政府当做是国家的正统，误以为是国民党政府把日本打败了。把蒋介石看作是国家的领袖，看作是伟大的民族英雄。渴望回到祖国的青年学生对蒋介石更是崇拜有加。在蒋介石讲完话就要离开现场的时候，全场学生立即沸腾起来了，都想和蒋介石去亲近一下。石栏杆下面的学生们拥上了石台阶，那么多的人连拥带挤，简直是乱成一团。西侧北头的石栏杆还被挤掉了一大段。

陪同蒋介石的主要官员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他和蒋介石都穿着绿色军披风。只见孙连仲张着两个臂膀，时左时右地护着蒋介石。蒋介石被挤得东躲西闪，狼狈不堪。现场一乱，蒋介石想退场已是寸步难行。此刻，蒋介石的卫兵们居然举起长枪，用长枪上的刺刀背，在学生们的头顶上乱砍，硬是给蒋介石砍出一条通道。据说蒋介石本来应该从太和殿的后边退场，一时情急，只好从离讲台最近的西侧门外上车走了。

现场的一切被我看得一清二楚。因为在那人潮涌动的时刻，我也从原地被挤到了台阶以上。我骑上一个石栏杆，为了不被挤下台阶，我紧紧地抱住一个石柱。那可真是站得高、望得远。那种紧张激烈的场面真让我大开眼界。大家回到学校以后，最高兴的是我的一位同窗好友，他笑得那叫开心，跳着脚说：“我摸到蒋委员长的手啦！”据说，还有比他更“幸运”的同学，竟然得到了蒋介石的一只白手套。

可是，没过多久，同学们明白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老百姓怨声载道。当时社会上流传了一个顺口溜：“等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通过地下党的政治宣传工作，同学们更知道了在抗战期间蒋介石是不抵抗主义者，是个真正的民族罪人。蒋介石主张先安内后攘外，更是打内战的罪魁祸首。在这历史的瞬间，同学们觉醒了，他们后悔对蒋介石曾有过的刹那间的盲目崇拜。特别是我那位同窗好友，曾几次为自己去摸过蒋介石的手感到内疚而脸红。很快他就参加了我们党所领导的反蒋斗争，随后还成了我加入革命组织的介绍人。从1946年底的“抗暴游行”开始，北平的学生运动轰轰烈烈地发展起来，和全国的学生运动一起形成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条战线。那些曾去过太和殿聆听“训话”的大、中学生，很大一部分也都成了反蒋斗争的学生运动主力军。

回忆入党的时刻

从1947年5月末开始，我就主动地参加了学校里的各种反蒋斗争。

1947年7月的一天上午，我的好友杨得园同学约我到校园南部去散步。他对我说：“咱们学生的反蒋斗争，必须组织起来才有力量，才能持久。现在有一个青年学生自发的这种组织，你参加不？”我说：“我想参加共产党，共产党革命最坚决、最彻底。”他说：“咱们学校里没有共产党，我们可以先参加这个青年组织，以后再想办法找共产党。”就这样，我加入了清华大学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国进步青年联盟”（简称“进联”）。他还对我说，加入组织以后，要做到“坚决服从组织”，“严守秘密，任何情况下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被捕和牺牲也不背叛组织”。加入组织以后，我的积极性更高了，参加了校内外举行的所有反蒋斗争活动。到了1948年上半年，组织上就让我当了第四届学生会联络部的总干事，负责本校与城内学校有关学运的联络工作。

1948年7月的一天下午，我的好友赵振梅（后改名梁朋）同学在我的宿舍里很郑重地和我说：“我代表党组织吸收你加入共产党。”事先，我真的以为学校里没有共产党，突然间让我参加了共产党，我真是惊喜万分，我紧紧地握住赵振梅的手，好久好久。解放后我才知道，他当时是清华大学北系党组织的负责人。

入党以后，组织上给了我更多的工作，比较重要的有：让我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华北学联会议；7月9日，举行抗议“七五惨案”的大游行，我是清华大学游行队伍的总联络；1948年10月，学生会改选，党组织通过选举，派我做第五届学生会（也是解放前最后一届）理事会的负责人；1949年1月北平解放，清华大学成立了“迎接解放行动委员会”，党派我作该组织的副主席，和同学们一起进城参加了城市接管工作。在北平解放前的一年多的时间里，由于工作繁忙，我等于成了脱产干部，几乎整年都没走进教室去上课。1949年7月，党组织就把我调离学校，到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去做中学的建党工作，从此我就由一名学生转为国家干部。

“七五惨案”后的一次“请愿”活动

1948年7月5日，五千余名东北学生，喊着“要吃饭、要读书”的口号，进行游行请愿。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下令开枪射击，血洒东交民巷，死九人，轻、重伤一百四十余人，造成了北平学生运动史上震惊中外的“七五惨案”，激起了各界群众对反动政府的无比愤怒。当时党组织认为，这是敌人在战场上节节败退，北平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开始对学生运动进行疯狂镇压的开始。为了保护学生群众的生命安全，7月7日由北平八个院校代表到李宗仁官邸去请愿，以示抗议，既可挫其锐气，又试探了反动政府的动静。

1948年7月6日，党组织通知我，次日上午八点，代表清华大学参加华北学联组织的请愿团，到李宗仁官邸去请愿，集合地点在北长街马路西的小槐树下，请愿活动的具体部署，现场有人负责组织安排，并且告诉我，党组织认为虽然敌人开始了血腥镇压（指“七五惨案”），但这次请愿危险性不大，因为“七五惨案”是由北平军政当局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和警备司令陈继承所为，而李宗仁是国民党的副总统兼华北行辕主任，与傅、陈不是一个体系，并且他正在树立自己的“民主”形象，以区别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我们要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来进行这场斗争，所以才到李宗仁处去请愿。我当时是清华大学第四届学生理事会联络部总干事（联络部部长是沈澄），深信党组织的决策是正确的，也不在意有没有被捕和坐牢的危险。7月7日早晨，乘学校班车进城，到北池子骑河楼清华大学驻城内办事处下车，步行到北长街，加入了聚集在小槐树下的各校代表之中。我是最后一个到场，由于保密的需要，彼此都没有互通姓名和介绍其他情况。

李宗仁的官邸在北长街路东，各校代表聚齐后，仍旧在马路西侧等着，好像事先就知道李宗仁会出来似的。大约在八点半左右，李宗仁会同另外三人果真出来了，准备乘一黑色轿车外出，我们立即有两三个代表上前进行交涉，要求李宗仁接见我们。和李一同出来的有一位是甘介候，他是李宗仁的私人顾问，也是清华大学的客座教授，此刻主要是同甘介候进行交涉，他向我们保证，先让李宗仁外出，过一小时回来后，一定接见我们。于是我们仍在马路西侧原地等候着。

九点半以后，李宗仁回来立即接见了我们请愿代表。他本是盛装外出的，回来后马上换成了便装，穿着睡袍，系上腰带，穿着拖鞋接见我们。在一个东西较长的大厅里，他坐在西头面朝东，我们坐在南侧一排面朝北，由一位学生代表发言，表明对“七五惨案”的抗议，并要求严惩凶手等等。在学生代表发言过程中，李宗仁面孔绷得紧紧的，斜着头，仰望天花板，像一尊泥塑，始终一言不发，显得既反感又无奈。很明显，他既然标榜民主，就不得不接受我们的请愿，可又怕得罪国民党极右势力，所以用“微服接见”的作法，表明是“非正式的”，以冲淡“接受请愿”的份量。然而他这些表演动作，只有我们在现场的人知道，各界群众是不了解的。因此，只要李宗仁接受了我们的请愿，就达到了我们利用反动政府不同派系之间的矛盾，公开抗议反动当局的残暴行为，鼓舞广大学生的斗志，向各界群众伸张正义的目的，也为下一步组织“七九”游行做了准备。

最后一次示威游行

1948年7月9日，为了抗议北平反动政府在东单广场枪杀东北学生，制造“七五惨案”，北平各大院校学生举行了“七九”大游行。清华大学的学生分两部分参加了这次游行。其中一部分学生和燕京同学一起被困在了西直门外，做了一天的艰苦斗争。我当时是清华大学学生会联络部的总干事，是处在被困的队伍之中的，亲身经历了这场斗争。

7月9日的早晨，清华和燕京的同学一起沿着铁道线步行进城去参加游行，行至西直门时，城门早已紧闭。派人侦察结果，德胜门、阜成门也都关了。但学生队伍的前头部分，提前绕到了德胜门，由城内兄弟院校队伍前来接应，打开了城门，他们才进了城，参加了各院校的示威游行。后边这部分学生，两校合计有四百多人，则被截在了西直门外。同学曾在路北的巡警阁子里往城内打电话，请北京大学教务长郑天挺先生向反动当局交涉开城门，但没成功。当时的处境相当困难，整个学生队伍被困在约百米长的马路上，东边是紧闭的西直门，西边铁道口放下了拦道杆。拦道杆西边有反动当局驱赶来的很多商民截堵着，混杂在商民中的反动分子，一度叫嚷着要打学生，也真有一些坏蛋往学生队伍里扔石头。有九个男女同学头部脸部被砸伤了。那一天白天烈日当空，附近又没有一棵树，光秃秃的，大家足足晒了一天。到黄昏，又下了一场倾盆大雨，同学们只能在雨里淋着。晚八点左右，反动派撤走了，同学们顺着公路走回学校，雨还是时停时降。同学们虽然受了一天的挫折，但战斗意志始终是旺盛的，一路上唱革命歌曲，呼革命口号，显得非常坚强、团结。但当队伍走到海淀镇南边时，又被反动派截住了，不让走过海淀大街。晚上十一点多钟，学生队伍才全部返回了学校。

这是北平解放前最后一次示威游行活动。由于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敌人垂死挣扎，实行白色恐怖，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从此，党在学校工作中的重点就转入了护校、向解放区输送干部、劝说教授留校、等待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