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柴金如    

　　抗战后期，林语堂从美国回到昆明西南联大，看望当年在清华大学的同学和同事。那次林语堂到联大，给大家讲了一次话，其中有两句话在师生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句话是“不得了”，另一句是“了不得”。第一句是指物质上，第二句是指精神上。这是对当时联大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当时联大师生的高度赞扬。话说得很幽默，也很深刻。    

　　进了新校舍，一栋一栋用铁皮做屋顶竹泥砌墙的教室赫然映入眼帘，好窗户有窗格而无玻璃，甚至没有完整的窗纸，冬天的风呼呼地从这边的窗户吹进，又从另一边窗户吹出。教室的地是不平坦的土地，学生坐的右边有写字板的木椅不整齐地摆放着。冬天上哲学课时， 金岳霖 教授讲起“三段论”来不时要扭动他围了好几圈毛围巾的脖颈，实在不耐烦了，他会半笑地说一句：“我一忙小动物就活动起来了。”上经济学课时， 陈岱孙 教授不管窗纸被风吹得多么响，他只管摆着一副严肃的面孔讲他的“边际效用”。“第一碗肉效用价值最高，第二碗肉还很高，第三碗肉……”这时同学们的嘴里流不出口水来，肚子里却咕咕地响个不停，只是风吹窗纸的声音盖过了咕咕声。你要是到食堂去看看，同学们在饭碗里仔细地拣着小石子，那红石子几乎染红了米饭。你再注意看看学生们，尽管肚子饿得咕咕叫，却没有一个人大口吃菜大口咽饭的。往新校舍西边走走，一排又一排的学生宿舍挤在一起，茅草屋顶和灰色的竹泥墙，里面一个挤一个的双层铺，中间放着摇摇晃晃的长木桌，剩下的地面仅能供人走过。你要是看到 华罗庚 教授到学校去，当时他的腿还没有条件治疗，一脚东倒一脚西歪地走着，叫人看了为他难过。就是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教授们尽心讲课，学生们用心听讲。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一代又一代国家栋梁，就这样培养出来了，就连日后的诺贝尔奖获奖人也培养出好几位。    

　　我不能忘记这所大学，它确实既不得了，又了不得。它是20世纪中国的骄傲。我幸运，我曾是它的学生。半个多世纪倏然飞逝，我仍常思念它。    

　　那年联大校庆我回到昆明，又回到难忘的翠湖，只是微风吹拂的垂柳不见了，微风吹皱了的湖面看不到了，到处是商业性的娱乐设施和没完没了的摊贩。我无心看下去，径直走进那石块铺 成的 先生坡。我很快看到了我曾和两位联大好友住了几年的地方。    

　　那个不大的院落还在，依然干净安静，只是大门和砖墙都显得陈旧了许多。我高兴地看到了那间三人屋，房门锁着。我从窗纸破处往里看，空空荡荡，什么家具都没有了，只看到墙角处冷冷清清地放着一把铁锹和一小堆干草。    

　　我想起了屋里原来的样子。一进门就是一个小巧玲珑桌边呈金黄色的绿色圆桌，“一二·一”前后，我们几个“民青”成员曾多次在这间屋子里围着这张小圆桌开小组会。我记得，我还在窗下伏在那张小长方桌上常常写到深夜，那是根据 卞之琳 教授的意旨翻译一本战争小说，作为毕业论文。我忍着精神上的压力以一个人的精力完成了两个人的工作，使我顺利地在联大毕业，并为我日后的翻译工作做了一点初步尝试。还有，我曾伏在那张小长方桌工作了一整夜，写出那篇檄文性质的文章，作为罢课委员会的正式文件油印，广为散发，并抄成大字报在昆明的大街小巷到处张贴。    

　　我对这间房子依依不舍，当然还有一些原因，其中并非不重要的一个是这间房子浓缩了我的大学岁月。    

　　我特别不能忘怀这三人屋里居住的另外两位好友。一位是我们的陈大哥。他比我们大几岁，本在香港一家银行工作。抗战开始以后，他抛弃舒适的工作，千里迢迢，来到条件艰苦的昆明西南联大就读。他仍不安于现状，就在那年3月成立了一个“三月社”，把一些进步同学组织起来，定期讨论重大的时事问题。其中有不少是地下党员。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又报名参加了远征军的翻译队伍。到日本投降再回到昆明的时候，他的英语已朗朗上口。接着，办了近年来驰名国内外的《英语世界》。文革期间，不顾腿疾发展至失掉一条腿，住在三楼一间十几米既是卧室又是办公室又是书房的小屋里。每天要从那窄小陡弯的楼梯独脚上楼下楼外出从事他繁忙的工作。他就是这样一个不知困难不知疲倦的入，这个人就是报刊上经常介绍的陈羽纶。    

　　住在翠湖三人屋的另一位好友，叫邹斯履，他和我同岁，身材瘦小，我们通常叫他“小邹”，早在重庆南开中学我们就同班。我住到三人屋后，只见他每天早出晚归，回来时拿了一份《纽约时报》给我看。上面刊登了一篇报道，题目是“史迪威去职内幕”，里面揭露了蒋介石表面上“国共合作”实际上排共挤共的真面目。那时我正担任我们46届外文系系刊《生活》的主编，看到这样好的材料自然十分高兴。于是我们两人开始译出该报道。从这次合作才看出，他的中英文理解能力和表达能力都值得我学习。为了加快速度，后来索性由他口译我笔录。我们一直工作到深夜才完成。第二天我们的《生活》就出版了。很多同学围着我们的《生活》抢看那篇报道，连花白头发的教授们也把脖颈伸得很长看那篇报道。我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小邹一大早起来告诉我，他要走了，不让我告诉别人。我自然明白这话的意思。以后一直到解放后在北京，我们才又见面。那时他在中南海一个重要岗位上工作。    

　　这两个好友给我很多帮助，影响至深。回忆起联大的岁月，确实难以忘怀翠湖畔那个发生过许多许多事的三人屋。　(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 供稿)

（转自：《中华读书报》 2008年   6月   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