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李乔

　　一、“风雨岁月”是写真

　　读完刘冰同志的回忆录《风雨岁月：1964——1976年的清华》（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版），脑中顿时涌出不少“风雨之词”——“秋风秋雨愁煞人”，“黑云压城城欲摧”，“满天风雨满天愁”，“满城风雨近重阳”，“山雨欲来风满楼”。何以会想到这些旧诗句？因为这些诗句太能概括书里所记录的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了。书名取了“风雨岁月”四个字，非常的恰切，似是文学意象，实为历史的写真。那段风雨岁月，既是刘冰所经历，清华所经历，更是中华民族所经历的。那是一段黑云翻滚的岁月，一段楼倾城摧的岁月，一段令人愁郁满胸的岁月，也是一段志士抗争，丹心铸史的岁月。

　　二、让人们了解“刘冰上书事件”的内情

　　这是一本已经“内部发行”了10年的书。《再版序言》写道：“《风雨岁月》于1998年2月内部出版发行，当年4月第二次印刷。现在应读者的要求再版，并且公开发行。”原来，《风雨岁月》并不是一本新著，而是旧著首次公开发行。屈指算来，这本书从印出到公开面世，已整整过去10年了。翻读一过，我真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

　　“刘冰上书事件”，当时是全国都知道的，那是“文革”中的大事件，为他平反的消息就登在《人民日报》头版。30年过去了，人们希望能了解事件的内情。这本书是由亲历者写的，是第一手史料，公开发行此书，正合乎了人们的愿望。这本书充溢着天地正气，披露了大量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我党健康力量向四人帮做斗争的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相信会有很强的“资政育人”的作用。这本书的公开发行，实现了作者的表达权（发表权），满足了公民的知情权，这是历史的进步。我赞赏和庆贺此书的公开出版。

　　三、迟群是个政治流氓

　　“刘冰上书事件”，指刘冰牵头，与惠宪钧、柳一安、吕方正一起，两次上书毛泽东，状告迟群、谢静宜。上书的性质，是我党的正义力量向邪恶力量做斗争。迟群当时是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一把手，刘冰是副书记。谢静宜当时是北京市委书记。迟谢二人自称是“主席的两个兵”，权势炫赫。信是由小平同志转的。毛泽东阅后批示说，刘冰的矛头实际是对着他的；又说，小平偏袒刘冰。这是一起黑白颠倒的冤案，“文革”后，又颠倒了过来。

　　刘冰写信告了迟群什么？当年传达“刘冰上书事件”时，并没有公布信的内容。这次《风雨岁月》出版，作为书的附录，刘冰写给毛泽东的两封信，都公布了。阅读两信后，我产生了一个强烈印象：原来这个号称“主席的两个兵”之一的迟群，竟是一个地道的政治流氓。此人政治道德和生活道德皆败坏，政治上心术邪恶，权欲极重，翻云覆雨，手段阴毒，生活上堕落腐化，污秽不堪，可谓无信无义无耻之极。过去每说及四人帮，总说王洪文是政治流氓，实际上，江青就不是吗？张春桥、姚文元就不是吗？都是。在四人帮的爪牙中，政治流氓就更多了，如陈阿大之流。这个迟群，也是四人帮爪牙中的一个政治流氓。若是细细给四人帮及其爪牙定性，他们除了是反革命集团，还是一个政治流氓集团。

　　最近有人著文提出一个问题：假如流氓气极重的顾顺章没有叛变，活到解放后，会怎样？我想，以顾顺章的资历，身居高位是不成问题的，但他的政治流氓本质，必然会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危害。这虽然只是假设，但从王洪文和迟群这些政治流氓的身上，多少可以想见顾顺章如活到解放后会是什么样子。有人说，顾顺章叛变事件，可以启发人们思考“革命与流氓”这个问题，这话不错。同样，四人帮、迟群之流祸乱神州，不是也能启发人们思考这个问题吗？

　　四、英雄本色

　　“文革”中，教育界遭遇灭顶之灾。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刘冰等人在这场灾祸中，堪称英雄。刘冰被打成“黑帮”，被残酷折磨，但他决不屈服，决不自诬诬人；他敢于怀疑“文革”，抵抗“两个估计”，决不向这些谬误投降；他敢向势焰熏天的所谓“主席的两个兵”斗争，直至给毛泽东本人写告状信；他面对领袖的误解和一些高层领导的冷漠，没有沮丧灰心，而是坚信党早晚会把事情搞清楚；他曾写下遗书，随时准备赴死，而决不向邪恶乞怜求生。刘冰所遭遇的重压，真如泰山一般，特别是领袖的误解，天下能有几人承受得了？但刘冰没有弯腰俯首，心更没有被征服。在政治局会议上，他虽然做了“检查”，但书中披露的真相告诉我们，那不过是一种姜维式的策略。

　　刘冰挨了那么多整，但对整过他的那些糊涂的善良人，却报以宽恕，甚至还为这些善良人的错误行为做客观分析，说公道话。他写道：“在那样严重扭曲了的政治环境中，诚实善良的人们出于某种策略上的考虑，有时也会行为与目的相脱节，甚至发生‘煮豆燃萁’的不幸情况。‘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愿本着‘宽以待人，严于律己’的精神，汲取历史教训，团结一致向前看。”恩仇，就是这样消泯在刘冰博大的胸怀中。

　　刘冰固然在“文革”中挨了很多整，但自己也不是一点错误都没有，他也说过违心话，做过违心事；“文革”前，他也整过人。这些，刘冰在《风雨岁月》里都坦陈了，也自责了。他不像有些人那样，在“文革”等运动中“左”过，甚至犯有罪过，却一床锦被遮遮掩掩，好像自己从来都正确；也没有像另一些人那样，因为曾向极“左”势力做过斗争就一笔勾销自己在某些政治运动中乱整人的历史。刘冰在书里郑重表示：“对于过去在政治运动中经我手处理错了的同志，或者不是经我手而处理错了的同志，我都有责任，在这里我向同志们表示诚挚的道歉。”这样严苛地认错责己，非有大器局者，怎能如此？

　　五、风雨岁月的政治局会议

　　政治局会议是我党核心会议，但具体怎么开，一般人难得其详。小平同志“文革”末期复出后，主持政治局会议，四人帮经常在会上兴风作浪，但具体情况如何，世人也很少知晓。刘冰上书后，毛泽东做了否定性批示，并让小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让刘冰列席接受“帮助”。这样，《风雨岁月》就得以留下刘冰参加政治局会议后所作的追忆。其中一些内容可谓珍闻，略记如下。

　　由于有“小平偏袒刘冰”的最高指示，所以，小平同志名为主持政治局会议，实则是挨批，会议的主动权被四人帮及“联络员”毛远新所操控。会前，小平与张春桥曾一起听过毛泽东的一些指示，小平做了一些记录，但因耳背没有记全；在政治局会议上，小平把自己记的两片纸放在张春桥的茶几上，说：“我耳朵背，记不详细，请你把主席讲的整理一下。”张春桥竟狂妄地说：“我不整理，我没有记。”列席政治局会议的，还有胡耀邦、胡乔木、周荣鑫、李昌。王洪文大批胡耀邦、周荣鑫说：“你们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背道而驰，教育部不搞教育革命，专讲一些旧观点、旧思想，搞旧的一套。”姚文元也在一旁帮腔说：“报纸的记者也有反映，群众对你们有意见。”江青怎样表现呢？她“时而坐在沙发上，时而离开座位在会场旁边走动，嘴里嘟囔着，有时猛然提高嗓门，阴阳怪气说几句什么”，内容都“是给王、张、姚打气的”。胡乔木说了一句“刘冰同志的第二封信是我送给小平同志的”，江青立即用尖厉的声音喊到：“乔木！你反对毛主席呀！我现在才知道。”由于毛泽东的批示是批评小平和刘冰的，所以有些政治局委员即使在心里支持小平和刘冰，也敢怒不敢言。耀邦同志是唯一直言反抗四人帮的与会者。他针对王洪文的一些指责，做了坚决的抗辩：“王洪文副主席对我讲了许多话，我在这里声明，他说的那些问题，说我说了什么话，我都郑重表示，我没有那些问题，也没有说过那些话，请求中央查证。”王洪文无言以对。

　　这是风雨岁月中的一次政治局会议的真实片断。它让我们看到了那时我们党处在一种怎样艰危的时期，那时四人帮的气焰是多么嚣张，小平同志和许多主持正义的同志处境是多么艰难。十年风雨岁月，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危险的时候”！

　　六、指名道姓写历史

　　写历史不能不写人物，写人物自然要写人物姓名，这是史书写作的通例。但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国不少史书甚至回忆录在陈述史实时，常常隐去一些人物的姓名，使读者一头雾水，无法了解历史真相。据说这是因为有些人物“敏感”，或有些人物虽做过坏事，但仍属好人，一提他们曾做过坏事，就侵犯了他们的“名誉权”。这样的理由，对于历史著述来说，根本不能成立，那种隐去人物真实姓名的史书还叫史书吗？所写的历史还是真史吗？

　　《风雨岁月》就不是这样。此书凡写到人物，必直书其姓名，坏人的姓名直书自不必说，好人做了坏事，也同样直书姓名。例如，在整个上书事件过程中，刘冰曾两次按照组织原则给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写信并请求接见，但吴德的态度很冷漠，不支持，不理睬。书里如实记述了事情的过程，并明确写上了吴德的名字。又如，周赤萍是解放军中将，战功显赫，但在担任清华大学工作组负责人时起劲地抓“黑帮”，整老干部，“左”得很。书里如实记下了他的劣迹，且明确写上了周赤萍的名字。（另据材料，此人后来与林彪事件有关，再后来安度晚年）《风雨岁月》这种秉笔直书的笔法，正是正宗的太史公笔法，亦即忠于历史事实的笔法，用共产党的语言说，就是实事求是的、唯物的笔法。

　　史书的主要功能之一是彰善瘅恶，记下人的功绩，便是记功碑，记下人的劣迹，便是耻辱柱。“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人做了坏事，写入史书，就会留下千古骂名；人皆畏此，便会不做或少做坏事。所以，对于那些做了坏事而又必须写入史书的人，必须如实写上其姓名，这样才能起到警世的效用。否则，做了坏事，天地间不留一丝痕迹，不受历史的谴责，那谁还怕做有负于历史的事呢？《风雨岁月》指名道姓地书写历史，必会起到彰善瘅恶的作用。

　　七、“两个凡是”的可怕

　　刘冰在《招来横祸》一章中，记录了他与妻子苗既英的一次谈话，让我不禁心头一震，油然想到“两个凡是”的可怕。毛泽东关于刘冰告状信的批示下达后，苗既英对刘冰说：“按这个批示，就会给你定成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呀！批示如果编在‘毛选’里，那我们就永世冤枉吗？我看不能。我们要活下去，在世时不能翻案，也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为你翻案。”苗既英的担心，是完全合乎当时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逻辑的。她最担心批示被编入《毛选》，因为如果那样，刘冰就是板上钉钉，永世遗臭的坏人了。

　　批示未及编入《毛选》，四人帮就被粉碎了。但马上又出来一个“两个凡是”。小平同志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自己就不可能出来工作。刘冰当然更是如此，按照“两个凡是”，刘冰的案是永世不能翻的，就是刘冰变成愚公，他的子子孙孙也翻不了。全国那千千万万的冤案，当然也都翻不了。明明是黑白颠倒，但按照“两个凡是”去办，也不能再颠倒过来，这就是“两个凡是”的可怕。我常想，幸亏当初否定了“两个凡是”，不然中国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所以，我要赞美党的英明。今年，有不少人写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文章，常提到当年否定“两个凡是”的斗争。读着这些文章，再品味一下刘冰夫妇的对话，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转自：《北京日报》 2008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