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离乱弦歌忆旧游》(赵瑞蕻著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赵瑞蕻先生的最后一本书。

书中，他深情回忆了西南联大的苦乐岁月，那些艰辛但是心怀信念的日子。本文摘编自该书。

当敌机空袭的时候

“挂红灯笼了！又挂上了！……”一九四○年九月三十日，上午大约九点钟，我和杨苡正在屋子里看书、写东西，忽然听见外边街道上有人大声叫喊；随即邻家院子里有人开门出来望望，也高声地嚷道:“真的挂红灯笼了，‘预行’啦！日本鬼子又要来炸了！”过了一会儿，空袭警报呜呜地响了起来，在昆明蓝得可爱的晴空里震荡着。于是，我俩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带点吃的和喝的，还有几本书，关好门窗，离开我们安顿好才一个多月的新居，向大西门外田野上栽着密密的尤加利树的堤沟那边走去。一路上都是跑警报的人们，抱着拖着孩子的，抬着几样什物的云南老乡们；乱哄哄的，大家一股劲儿朝着自以为比较安全的地点奔跑。路上遇见好些位西南联大的教授和同学，没功夫说话，只是彼此点点头，笑笑，就走开了。这样跑警报不知多少次了，已有了点习惯和经验。但是每次都得期待着各自命运；每次大家都痛恨日本强盗从空中又来炸毁我们的土地，蹂躏我们的人民和财产。男女老幼，各界人士，同仇敌忾，大家的心是紧紧地相连在一起的。

我俩走走跑跑，出了城门后。就听见第二次警报响了，赶快奔到离城较远的一条大堤上，旁边正好有一个土沟，三四尺深，敌机来时，可跳下躲躲。接着，城楼上挂起了三个灯笼，紧急警报猛然强烈地拉响了。我们跳进长满杂草的沟里，静静地望着。四周静悄悄的，天蓝得使人感动。但是，东南方向出现了二十几架敌机，飞得不高，亮闪闪的，很清楚可以看见血红的太阳旗标帜。轰隆隆地由远而近，声音那么可怕。突然，我们看见敌机俯冲下来，数不清的炸弹往下掉，发出魔鬼似的凄厉的声音，东城一带一阵阵巨响，尘土黑烟高扬，火光冲天……

敌机投弹后，往西北方向飞走了。我们等到解除空袭警报的信号发出后才敢回家，那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一进门，院子里一片惨象，围墙坍了一面，满地是折断了的树枝。打开房门，屋子里乱七八糟，贴了白纸带的窗玻璃全碎了，两个暖水瓶滚在书桌边破了，一个用汽油空箱堆成的书架翻倒在地上，也用汽油空箱搭成、铺着新买来的草绿色大床单的床上满是灰土……后来听说，有两个炸弹扔在翠湖边上，一个未炸开，另一个炸了个深坑。我们住在离湖不远的一条叫做玉龙堆的小巷里.所以房子受到爆炸时强大的冲击波的影响。

那次昆明被日本法西斯强盗炸得很厉害，成千上万的建筑物被毁，到处是瓦砾；炸死炸伤了好多人。日寇主要是炸东南城郊，因为那边是云南省政府和飞机场所在地，以及其他重要的仓库等。还有市中心的正义路一带也挨炸了。自从一九三八年初，滇缅公路千辛万苦地修成后，我国有了当时对外的惟一交通线，运输军事物资等等，再加上昆明有个当时大后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日寇就经常空袭，狂轰滥炸使这座美丽的春城日夜笼罩着魔影。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三日，敌机曾加紧轰炸离昆明三百多公里的蒙自(西南联大文法学院一九三八年四月至八月，曾设在该城，我当时在那里的外文系二年级读书)，因为那里也有飞机场和航空学校，而且离越南边境不远。我当时曾写了一首较长的诗，反映敌机轰炸昆明及蒙自的情景，抒写我自己的感受，题目叫做《一九四○春，昆明》，后经沈从文先生看过，发表在沈先生和朱自清先生两人合编的《中央日报》副刊《平明》上。从一九三八年夏到一九四○年秋，我们在昆明经历了很多次空袭。联大的教师、职工和同学们一看见挂灯笼，一听见预行警报，就往城外跑。躲那儿几小时或大半天，有时是早出晚归。大家在松林里，小山边上，土坝上，沟里头，坐着，等着，忍耐着，思索着；聊天、打桥牌，也看书学习，交谈学问，有时师生在一起辩论什么时，争得脸红耳赤。那时生活紧张、狼狈、艰苦，时刻会遇到意外的事。我们外文系一位英籍教授，讲授但丁《神曲》的吴可读(Urquehart)先生，有次跑警报，不幸被卡车撞伤，得了破伤风不治去世了。就是在这样艰辛的境遇中，在敌机不断袭击、轰炸下，西南联大一大批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教授和作家诗人们，如吴宓、陈寅恪、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汤用彤、罗常培、贺麟、潘家洵、罗庸、郑天挺、王力、叶公超、柳无忌、钱锺书、冯至、沈从文、吴达元、钱穆、陈岱孙、魏建功、陈梦家、金岳霖、陈铨、杨业治、沈有鼎、吴晗、李广田、卞之琳、英国诗人燕卜荪(Empson)、美籍教授温德(Winter)等，以及理工科著名科学家华罗庚、周培源、吴大猷、赵忠尧、江泽涵、施嘉炀、熊庆来、陈省身等，都坚持教学和科学研究，充满着希望和信心，洋溢着“日寇必败，抗战必胜”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培养了许许多多的人才，在中国，乃至在世界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被认为是个奇迹。

日记、书简和回忆录

在这里，让我摘抄几则西南联大教授的日记、书简和回忆录，可见当时的生活状况和他们的精神面貌:

一九四○年五月七日，吴宓先生《雨僧日记》:“晴。下午1－5时警报至，敌机分四批来袭，仰见一批二十七架，整列而过，如银梳。旋至航校及近村投弹，死伤二百余人。”又同年《日记》:“……上课不久，7:15警报至，偕恪(陈寅恪)随众出，仍北行，至第二山后避之。12:30敌机九架至，炸圆通山未中，在东门扫射。……是日读《维摩诘经》完。2:00与恪在第二山前食涂酱米饼二枚。”

一九三八年五月七日，闻一多先生《书简》:“蒙自环境不恶，书籍亦可敷用。近方整理诗经旧稿。秉性积极，对中国前途只抱乐观，前方一时之挫折，不足使我气沮，因而坐废学问之努力也。”

钱穆先生《回忆》:“……不久，又闻空军中漏出音讯，当有空袭。……众大惊，遂定每晨起，早饭后即出门，择野外林石胜处，或坐或卧，各出所携书阅之。……下午四时后始返。……然亦感健身怡情，得未曾有。余每出则携《通史随笔》数厚册。……此乃余日后拟写《史纲》所凭之惟一祖本，不得不倍加珍惜。”

朱自清先生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清华大学毕业生《题辞》:“……千千万万的战士英勇地牺牲了，千千万万的同胞惨苦地牺牲了。而诸君还能完成自己的学业，可见国家社会待诸君是很厚的。诸君又走了这么多路，更多的认识了我们的内地，我们的农村，我们的国家。诸君一定会不负所学，各尽所能，来报效我们的民族，以完成抗战建国的大业的。”

蒋梦麟先生《西湖》:“……敌机的轰炸并没有影响学生的求学精神。他们都能在艰苦的环境下刻苦用功，虽然食物粗劣，生活环境也简陋不堪。”

冯至先生《昆明往事》:“如果有人问我‘你一生中最怀念的是什么地方？’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是昆明’。如果他继续问下去，‘在什么地方你们生活最苦，回想起来又最甜？……什么地方书很缺乏，反而促使你读书更认真？在什么地方你又教书，又写作，又忙于油盐柴米，而不感到矛盾？’我可以一连串地回答，‘都是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昆明’。”

柳无忌先生《烽火中讲学双城记》:“大概说来，联大学生的素质很高，……他们的成绩不逊于战前的学生，而意志的坚强与治学的勤健，则尤过之。”

郑天挺先生《滇行记》:“……西南联大的八年，最可贵的是友爱和团结。教师之间，师生之间，三校之间均如此。……这是西南联大的优良传统，这也是能造就众多人才，驰名于中外的主要原因。在抗战期间，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不能亲赴前线或参加战斗，只有积极从事科学研究，坚持谨严创造的精神，自学不倦，以期有所贡献于祖国。”

从以上我不厌其烦的引录中，可以了解在敌机不断穷凶极恶的轰炸下，西南联大教师和学生们——也可以代表当时全国广大爱国抗日的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当时《西南联大校歌》中有这样的词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这短短的几句就可表达那时大家坚强的意志，热切的希望和充沛的信心了。

我和杨苡在昆明住了三年多，亲见敌机的狂轰滥炸给我国人民带来多大的损失，摧毁了多少房屋，杀害了多少同胞。如果再把敌机不断对重庆的轰炸以及对其他大后方城市(如贵阳、桂林等)的轰炸都计算在内，日本侵略者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

我们一定要牢记过去的历史，牢记日本法西斯对我国和亚洲其他国家的血腥侵略！我们一定要高度警惕日本军国主义的阴魂不散，会再在地上游荡！

我们不要再看见预告空袭的红灯笼挂在蓝天上，不要再听见警告敌机即将来袭的凄厉的声音，不要再看见一枚枚炸弹扔在我们祖国葱茏的大地上，落在各国人民美丽的家园里！

（转自：文汇读书周报 2008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