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始了建设现代化工业化强国的探索。与此相适应，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全国各行业、领域都进行了调整。其中，全国院系调整是高等教育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在这次调整中，清华由一所综合性大学变为多科性工业大学，开始了新中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积极探索，为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合格建设者，被誉为“红色工程师的摇篮”。
院系调整筹备委员会，前排：右1张维，右2刘仙洲，中钱伟长，左3陈士骅，左2章名涛。后排：中何东昌，左3施嘉炀.jpg
建国前后党的高等教育政策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随着解放战争胜利的节节推进，中共中央开始规划包括教育在内的新中国建设蓝图。1948年6月20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对中原新解放区知识分子方针的指示》，指出对于当地学校教育，应采取严格的保护政策，并提出“在敌我往来的不巩固的地区，对于原有学校，一概维持原状。在较巩固的地区，应帮助一切原有的学校使之开学，在原有学校的基础之上，加以必要与可能的改良。”
1949年1月16日，北平解放前夕，周恩来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作了关于时局的报告，再次重申了对原有大学的政策，“大学要维持原状。如清华有人要吴老（按：指吴玉章，当时任华北大学校长。）搞，我的意见可由学生、教授主持校务，等于工厂管理委员会的机构一样，先维持下来再说。”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提出，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思想，奠定了建国初期对旧教育进行改造的理论基础。“改革旧教育”已经此时成为文化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
教育改革，首先是课程内容的改革，主要包括对业务课程的精简以及开始政治课的学习，政治课的学习是当时课程改革的中心环节。
1949年1月，清华被接管后，立即组织了校制商讨委员会，讨论学制及课程改革问题；3月3日，清华开始上课。新学期课程大部分承接上学期，新添的课程有：辩证唯物论、哲学问题讨论、历史哲学、社会法理、社会主义名著选读、毛泽东思想、中国财政问题、马克思经济、组织与管理、农村社会学、资本问题等。为适应新的需要，业务课程开始某些改革，例如社会调查课程，用新的方法在海淀进行农村调查。此外，清华、北大、北师大三校性质相同的系，分别举行联席会议，讨论课程教学方法等问题。清华、北大的理工学院与企业部门等，也开始有业务上的联系。
6月1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成立，所属单位有大学、独立学院、专科学校、学术研究机关等共20个。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兼委员会主任，张奚若、周扬为副主任，董必武、张奚若、周扬、马叙伦、许德珩、钱俊瑞、吴晗、曾昭抡、李达等九人为常务委员，清华校务委员会主席叶企孙和常委陈岱孙被任命为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委员。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后，提出精简理工学院课程的号召。继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改革之后，开始了对大学理工学院的课程改革。清华工学院各系都在系务会议或师生座谈会上讨论精简课程的问题，电机系还提出了五项精简原则：一、减去不必要的重复；二、注重有系统的基本观念；三、明确每门课程的目标，即是认识和运用基本观念后训练分析的能力和工程师的基本技能；四、指出课程的重点；五、加强计划性。
但是，教育部对于各大学理工学院的精简课程工作并不满意，认为大多数学校“‘简’而不‘精’”。1950年3月初，教育部即邀请了京津各大学理工学院部分教授举行座谈，确定了课程改革的原则、步骤和具体办法。在座谈会上就理工学院的主要科系成立了数学、物理、化学、地质、电机、机械、土木、化工等八个课改小组，推定了各组的召集人。经过各校有关各系师生讨论，提出了种种提案，送交召集人整理为初步草稿。3月19日，举行讨论会，修改完成初步草案。这八个学系的课改草案中，不仅确定了各系的教学任务，详细载明公共必修、系必修、分组必修课程，而且还订定了选修课的名称、内容及每星期学习时数（有的更分别说明上课、实验及自学时数），大多数还规定了学生每周学习不超过60小时。此外，在各系课程草案中，大多数提出加强实习，以求符合于理工学院课程教学结合生产建设的教学方针。为了达到配合工业建设之目的，教育部把各系课程改革的初步草案分送有关业务部门，如财经委员会、重工业部、燃料部、交通部、铁道部、水利部、中国科学院等机关及全国设有该系的大学广泛征求意见。
改革旧教育制度的开始——华北高校初步院系调整
除了课程改革外，清华师生也展开讨论院系调整及学制等问题。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召开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讨论了各大学院系调整问题，1949年6月27日，公布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关于南开、北大、清华、北洋、师大等校院系调整的决定》：“取消下列各校中之各系：南开哲教系，北大教育系，清华法律系、人类学系。南开哲教系、北大教育系三年级生提前毕业，二年级以下转系，清华法律系学生可转入该校各系或北大法律系或政法学院，人类学系并入该校社会学系。取消各系教授之工作，在征得本人同意后尽各校先分配，亦得由高教会分配。”根据决定，清华文学院人类学系并入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在该系设立“边疆社会组”（第二年改为“少数民族组”），取消了法律学系（13名学生转入北大）。
华北高教会为贯彻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使大学农科更能配合新中国的农业建设，决定将华大、北大、清华三校农学院合并，组成一个全国性的农业大学。1949年9月29日，公布了《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关于成立农业大学令》。此后，组成了农业大学筹备委员会，校址设在北大农学院旧址。这样，清华的农学院被分了出去，院系调整揭开序幕。
为使高等教育更好的为国防和经济建设服务，教育部于1951年3月7日召开了全国航空系会议。经过讨论，会议决定将西北工学院、北洋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四校的航空系合并在华北，准备在清华成立航空学院；西南各校的航空系合并在四川；华东其他各校的航空系暂不合并。
1950年3月下旬，教育部制定了调查研究提纲，通知各大行政区及全国知名的高等学校进行研究。并组织了调查组分别到东北及京津两市各种类型的高等学校进行典型调查。组织了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委员会，起草了文、法、理、工、农五个学院24个系及专修科54种课程草案。各项草案都在会前经过多次广泛讨论和修正，最后提请6月1～9日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
当时对旧教育的改革是以苏联模式为样板的。在第一次高等教育会议上，苏联专家A•JI•阿尔辛节夫分析了苏联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改革旧教育的情况，认为中国高等学校所遇到的任务与苏联遇到的任务是相同的；中国各大学改造的方针，应该与那时候苏联各大学改造的方针在原则上是一样的。中国各大学应该培养的，不是抽象的学者，而是具体的专才。并特别指出，中国的大学不仅与过去的封建时代有某种程度的关系，而且反映着中国人民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的依赖性，这种依赖性表现在“只北京一个城市就有三个或甚至四个大学（北京、燕京、清华）”，“许多中国高等学校的授课不是用自己的中国语文而是用英文”，以及“中国高等学校图书馆的多数书籍是英文、法文、德文和日本的著作。”他主张中国的大学不应该包罗万象地大而无当，不应照这种只求其大的方针来扩充，而应该照专门化的方针发展；必须坚决地肃清这种半殖民地的色彩。必须对这些大学及其教育加以改组和改革。他的发言反映了高等教育要向苏联教育模式的转变已经是不可避免。
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专科学校暂行规程》、《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以及《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五项草案。
在《高等学校暂行规程》中，规定了高等学校包括大学和专门学院两类；大学及专门学院设若干系；附设切合实际需要的专修科或训练班；由一种课目或性质相近课目的全体教师组成教学研究指导组（简称教研组）为教学的基本组织。教育部副部长韦悫对此解释：大学和专门学院必须分工。分工的原则是大学训练和好几方面有关系的专门人才，专门学院训练某一业务范围的专门人才。
1950年9月13日，经过多方讨论后的《高等学校课程草案摘要》颁布，包括高等学校文法两院各系课程草案摘要和高等学校理工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摘要。草案总则指出：文法学院的任务是培养学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掌握现代科学与技术的能力，使成为参加财政、经济、政治、法律、文化教育等项工作的高级建设人才，并有计划有步骤地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理工两学院的各系的任务是：（一）高等学校理工两学院各系的总任务，为培养民主主义建设中高级的科学技术及研究人才，中等以上学校的师资，研究和改进有关各该系方面的技术问题，及协助工业、农业和卫生建设，并有计划、有步骤的培养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二）理学院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四系，其主要任务为培养科学研究技术改进的工作人员，及中等以上学校的师资，其次为培养参加如工业、农业、医药工作的人员。地质系的主要任务为培养地质调查及研究的工作人员，其次是培养教学方面的人员。（三）工学院各系的主要任务为培养各种工程师，其次是培养各种工程技术研究与改进的工作人员及工程教育人员。草案公布后，清华各院各系均按照草案规定进行课程改革。
当时，教育部和高等教育工作者均承认旧高等教育在教学方法上有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缺点，认识到要对旧的高等教育进行改革以符合国家建设的需要。这也是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的基础。但教育部和大学教授们在怎样改革旧教育这个问题上是存在差距，这需要经过不断调整、改革逐步去实现教育教学的变革，文化教育的变革不可能一蹴而就。
从综合性大学到多科性工业大学的转变——全国高校院系调整
1952年4月16日，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公布。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积极实现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阐明了院系调整要为国家工业化服务的重大意义。社论指出：旧中国的遗留给我们的高等学校，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它是适合于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的需要的。因此，这些学校并不能很好地担负起为新中国培养大批能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高级建设人才的巨大任务。而“我们的国家正在积极地准备走向工业化。要发展工业，首先是重工业，就迫切地需要大批的高级技术人才。”“培养工业技术人才，对国家的工业化具有决定的意义。全国工学院的调整对于我国工业人才的培养将有重大的贡献”。
在全国工学院调整方案公布后不久，全国高等学校1952年的调整设置方案也拟定了，调整重点是“整顿与加强综合大学，发展专门学院，首先是工学院”。
调整到清华的院系，包括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两校工学院，还有察哈尔工业学院水利系，天津大学采矿系二年级、石油钻探组、石油炼制系，以及北京铁道学院材料鉴定专修科等。
清华的文、理、法学院基本全部调整到他校。其中，清华文学院和理学院部分系科转入北京大学；原属理学院的地学系的地质组并入新设的北京地质学院，地理组并入北京大学；清华法学院经济系的财经部分转入了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学院，经济系的理论部分转入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政治系转入了新设的北京政法学院，法学院社会学系取消。清华工学院的化工系中除石油专业部分暂时留在清华，其他部分转入天津大学，采矿系采煤组并入中国矿业学院；原属理学院的地学系的地质组并入新设的北京地质学院，地理组并入新北大；清华航空学院调出，与北京工业学院、四川大学的航空系合并成立北京航空工业学院。
为具体进行京津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工作，1952年6月25日，中央教育部成立了“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办公室”。清华大学教务长周培源、校务委员会常委钱伟长、何东昌参加了“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办公室”。同一天，为筹备建立新北大和新清华，决定成立“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北京大学筹备委员会”与“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27日，清华筹委会正式成立。（院系调整筹备委员会）
8月16日，教育部下发通知，做出对清华、北大、燕京、天津、南开、唐山铁道学院等六校的化学工程系进行全面调整的决定。除在清华设立有关石油方面的专业外，其余人力物力均集中在天津大学，设立化工方面的各种专业。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清华大学还被抽调了不少教师到其他学校、科研单位和政府部门去工作。
到1952年9月底，经过与教育部反复沟通后，清华应设置的专业系和专修科才最终确定下来，设有机械制造、动力机械、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建筑、电机工程、无线电工程和石油工程等8个系，共22个专业，还有15个专修科。当年有新生人数各专业总计为1030人，专修科总计为900人，共计1930人；清华大学形成系是教学行政工作的基层组织，教研组则是教学的基层组织。1953年，石油工程系又分出清华大学，成立了北京石油学院。
为了向苏联学习，了解高等教育的实况，清华筹委会印发了苏联各专业的教学计划（不十分完全）、苏联高等教育组织、师范大学教学工作的种种形式、哈尔滨工业大学教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等教学参考资料，供各系学习。同时，还从校外请苏联专家和哈尔滨工业大学部分教授来清华交流。
清华筹委会还在各教研组下成立一个·译小组，主要·译有关课程的苏联教学大纲。由于这个工作哈尔滨工业大学已经先行做了一部分，学校派人去哈尔滨工业大学收集。共收集已经译成的教学大纲57种，各科教科书40种，13个专业的教学计划。此后，又·译从教育部得到苏联教学大纲164份，校订或部分改译他处的41份，总计205份。印好以后，每一种均装订送教育部院系调整总办公室，供教育部发给全国其他各高等工业学校作参考。
由于院系调整后的教学制度和教材内容都要采用苏联的，因此，筹委会要求所有教师学习俄文。开始，由一部分教师组织成一个速成工程俄文试验班。接着便是全校学习，参加学习的总计238人，其中教授66位，也有一部分是外校的教师。从8月20日起，至9月7日止，绝大部分教师完成了学习任务。总结测验的结果，71.8%得了5分，17.3%得了4分。当时筹委会总结成绩认为短期学会看俄文专业书籍是可能的，这主要是为了后来的教材的改进服务的。后来，清华把总结报告送到教育部，清华首创的专业俄文阅读速成法被广泛推广。全国各高校掀起了学习俄文的热潮。
1952年12月16日，清华筹委会向中央教育部提请结束任务，并把长戳“京津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筹备委员会”呈部报销，宣告了清华院系调整的结束。
抗战胜利后，清华曾对复校有长远宏大的规划，力图在恢复的同时有所扩大。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在讨论院系调整时，学校也曾有“大清华”的规划，预备设立14个学院43个系。但根据国家战略需要，学校的文、理、法、农、航空等学院及工学院部分系和专业先后调出，清华变为一所多科性工业大学。这次院系调整，适应了新中国成立后工业化建设的客观需要，对于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这次调整，对于清华本身来说影响很大。1956年，蒋南翔曾有一段深刻反思：“一九五二年全国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有很大成绩，但是有某些措施是不够妥当的。我们认为学习苏联经验进行院系调整在总的方面是对的，这使我国高等教育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但当时没有更多地考虑到不要破坏我国原有的基础和传统，对于我国过去学习英美资产阶级的方法办了几十年教育，其中某些有用的经验也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来吸收，而有一概否定的倾向。工科和理科是有密切联系的，当代最新的技术科学都需要坚实的理论基础，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就是把工科和理科办在一起的，如果个别学校如清华大学参考他们的经验，兼办理科与工科，未尝没有好处。”
（校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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