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

施熙灿

　　千里赴考

　　1941年夏，我毕业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工科。由于家庭经济条件不允许我在当时上海租界地上大学，听说到内地(当时称抗战大后方为“内地”)上国立大学不收学宿费，很令人向往。问题是如何去内地？恰巧当时昆明电工器材厂来沪招收工程技术人员，我与同班同学共10人一起报名参加了。1941年6月，我们乘轮船由上海经香港到达湛江(当时称“广州湾”)，然后由赤坎步行到北流；再乘小船到柳州(当时日军已占领广州、梧州等大片土地)，转乘火车到当时黔桂线的终点站河池(当时称“金城江”)。没有旅费，就设法搭乘当时资源委员会的钨砂卡车到贵阳。休整一段时间后，继续搭乘运钨砂的卡车到昆明。途经云南曲靖时，因天雨路滑导致卡车翻车，我幸未受伤。由上海到昆明，行程数千公里，历时共83天，其艰辛可见一斑。

　　到在昆明后，先到昆明电工器材厂报到上班，由于我是高中毕业生，当时职称定为“工务生”，是工程技术人员中的最低一级。当年我才18岁，倒不在乎这个职称，一心要读大学。白天上班，晚上不敢多玩，开始复习功课，准备报考西南联大。

　　入门难出门也难

　　在大后方，人人知道西南联大水平高，收费低(学宿费免收，只收伙食费，但可申请贷金，当时戏称“吃贷金”)。青年学子人人向往西南联大，每年报名的人很多，但录取的名额有限。我是1943年夏报考西南联大工学院的，报考人数与录取人数的比例为5：1，西南联大的入学门槛真高。

　　入学后，一年级新生规定在昆明大西门外新校舍(多为简易平房)上课，学的都是大学本科的基本课程，例如语文、英语、高等数学(微积分等)、物理、化学、体育等，上台讲课的几乎都是教授，由于战时缺乏教科书，我们学生边听课、边记笔记，考试时借阅教科书对照笔记复习，如果一二门主修课程不及格，就不能升入二年级。

　　我们工学院土木工程系，二年级到市内拓东路租用的迤西会馆、全蜀会馆内上课，学的是工学院的基本课程；微分方程、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程地质等。当时主课程力学抓得很紧，每隔2-3周老师并不事先通知，临时突然袭击Quiz(测试)，出一、二个考题半小时内交卷。习题作业很多，大家兢兢业业，丝毫不敢怠慢。

　　三年级学的主要是土木工程系的专业课程：测量、结构力学、水力学以及一些实验课程。由于我有比较扎实的基础，加上已习惯于紧张的学习生活，所以我对上述具准专业性的几门课程并不感到吃力，甚至考个好成绩，可得些奖学金，无形中对学习增添了兴趣。

　　1946年夏，当我准备升入四年级时，我们随校复员到北平清华大学继续上学。战时清华园是日军的伤兵医院，教学设备多受破坏，我们是边修复、边上课的。土木工程系四年级开始划分为四个专业(结构组、道路桥梁组、水利组和市政卫生组)，以便适应国家对各种人才的需求。到四年级是算总账的时候了，必须门门课程及格，且要满足规定的总学分要求。我们土木系1943年入学时有50人，结果到1947年准时毕业的只有20人，可见毕业的门槛也是很高的。

　　民主堡垒

　　1943年我刚进入西南联大学习时，看到校院内有许多壁报。有的报道在日寇占领区内敌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引起大家对敌人无限的憎恨而产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有的报道在国民党统治区内，抓壮丁、四处逃难、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忧国忧民之心，油然而生。有的报道在陕甘宁边区，人民翻了身、当家做主、政府清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令人向往。民主壁报受到广大师生的爱护，歹徒也不敢明目张胆进行破坏，多年来民主堡垒屹立不动。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一片欢腾。不久，内战的阴影笼罩全国，大家十分关心时事，经常听文法学院教授们演讲，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闻一多教授，他激昂慷慨，大声疾呼，要求大家团结一致，走上街头，坚决反对政府内战。1945年12月1日，联大遭到国民党军阀的镇压，潘、于、张、李四位师生惨遭杀害。但是吓不到广大师生，全市大、中学罢课，走上街头进行宣传，高喊：“要民主，不要内战”，得到广大市民的理解与支持。西南联大这个民主堡垒，曾经屹立在祖国的西南春城八年，给云南人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供稿)

（转自：中华读书报 2008年4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