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
朱自清佚文《“近代史诗”——读书笔记》,原载1936年4月11日《立报·言林》,未收入十二卷本《朱自清全集》。《立报·言林》当时以头条篇幅刊出这则读书笔记,足见对朱自清文章的重视。现照录如下:
叶公超先生以Poet Lore第四十卷(一九二九)见示,中有Harold King作《想象中的近代史诗》(The Modern Epic-A Speculation)一文,颇多新义。略谓史诗一体久已死去,Milton与Spenser欲恢复之。Milton勉有所就,Spenser则竟无成。史诗死去之故,或谓系文明不同;今世已非英雄时代,一般人对神话制造亦已无趣味。诚然,吾人已渐不重个人英雄而重群体。如前者大战,得名者往往为某队士卒而非其将领。然林肯,俾士麦等固为出群之才;并世犹有列宁亦其侪辈。此等人吾人许为天才而非英雄(即拿翁亦然。此等人亦未尝无人为制造神话),今日之英雄,乃制度(Institution)也,非人也。
或又谓英雄须代表文明,非破坏者革命者之谓。而近代人复杂多变,势难约为一类(Type)。史诗贵在约,不能约,失其用矣。然而不然,真英雄乃群体(Concourse)。但如火车站者,虽为群体,而已成就,无生长,不足为史诗材料;足为史诗材料者,其惟工厂与银行乎?
近代生活复杂,韵文殆不足用。“近代史诗”,体将近于散文。盖散文应用已久,变化甚多也。虽然,史诗当有太羹玄酒之味,宜简不宜繁,宜举大端(Largeunities)而遗细节(Minorconfusions)。——准此而论,小说之表现近代生活,或竟不如电影之直接爽快,不事铺张也。
文末乃举纽约第五街中夜繁华之景,为所谓“近代史诗”示例焉。
(四月六日寄自清华大学)
《立报》是1935年9月20日在上海创刊的“小型报”,之所以命名“立报”,是表明该报只有四开一张,无论新闻报道还是副刊文章,都是短小精悍,读者买了报纸“立”着就可马上阅完。《立报》有两个文学副刊,一是谢六逸主编的“言林”,另一是张恨水主编的“花果山”,“新文学”和“旧文学”各树一帜,争奇斗艳。这也是新文学家首次进入小型报副刊,意义非同一般。谢六逸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早在主编《时事新报·文学旬刊》时期就与朱自清订交,此次重操旧业,主编《立报》副刊《言林》,名家荟萃,请朱自清惠稿是题中应有之义。
在这篇佚文之前,朱自清已在1935年12月14日《立报·言林》上发表了12月6日所作的通信《北平消息》,文中抒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前夕,知识分子为北平“这座中国文化的重镇”因日本侵略者逼近陷入危境而“苦闷”和“气愤”的心情。《北平消息》已经编入《朱自清全集》第四卷,奇怪的是,四个月后发表的这篇读书笔记《朱自清全集》却失收了。
查1936年朱自清日记,4月5日记云:“抄一段一九三三年的日记,将寄给《力报》。”《力报》实为《立报》之误。这则日记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朱自清这篇读书笔记其实是从他自己以前的日记中抄出的。再查1933年朱自清日记,2月22日条下果然有这篇读书笔记,但抄出正式发表时已有多处不同程度的修改,值得注意的一处是开头增添的说明:“叶公超先生以Poet Lore(《诗歌》——笔者注)第四十卷(一九二九)见示”。
朱自清时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叶公超则为外文系教授,但两人颇多交往。从朱自清日记中可以得知,叶公超经常向朱自清推荐英美的人文社会科学刊物和新著,经常与朱自清交换对诸如现代诗、中国现代文学和中西文学比较等学术问题的看法。朱自清深感自己“与公超相对常得益,然其锋芒(Sharp)亦实实可畏”(引自1934年1月14日日记)。
哈罗德·金探讨西方古代文学中最具代表性的“史诗”何以到了现代无法再现,朱自清认为“颇多新义”,他对哈罗德·金的观点也有所归纳和发挥。所谓“近代史诗”,或与“个人英雄”和“群体”关系的转换有关,与“纽约第五街中夜繁华之景”有关,也即资本主义文明成就了“近代史诗”,虽然其表现形式与古代“史诗”已大相径庭。朱自清研究和教授中国古典文学,但他像叶公超一样,关注西方最新的文艺理论。一篇短短的读书笔记,涉及文学和史学的不少问题,折射出当时的大学教授真的读书,学术视野颇广。
朱自清一直较为留意刊载哈罗德·金论文的英文《诗歌》杂志,不妨再录他1935年5月8日日记:“林庚《诗五首》,由哈罗德·阿克顿(Harold Acton)翻译,发表于《诗歌》杂志(一九三五年四月,卷四十六)。此固甚光彩之事。为此,林希望得到本校新诗习作讲师席位,俞、王两君向余表达此意,当予谢绝。读该杂志文章两篇,哈立特·蒙罗(Harriet Monroe)之《在北京》与哈罗德·阿克顿之《当代中国诗歌》,甚有味。”这段记载很有趣,林庚以《诗歌》发表其诗作英译而谋教职,朱自清虽然欣赏林庚的诗却仍予“谢绝”,当可看作三十年代文坛轶事也。
(转自:文汇报 2008年4月9日)